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论述及其现代启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论述及其现代启示
：赵旭亮
当代经济研究
摘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做过极为深刻的论述。资本的贪婪使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产生了脱离实体经济追求货币自行增殖的资本拜物教妄想。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创造出拿他人的、社会的财产进行冒险赚钱的赌博欺诈制度。虚拟化的信贷、金融证券过度膨胀，必然会造成货币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银行资本服务，加速了危机的爆发。重温马克思的论述可以认识到，美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资本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济学工应当在全面、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上下功夫。
简介 赵旭亮，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正处于衰退的边缘，一些发达经济体已经或接近陷于衰退，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已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尖锐的危机令世人震惊，也令世人深深地思考危机的性质和原因。这不只是一场深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我们面临的是整个世界管理体系的危机，全球发展基础理论的危机。要摆脱这场国际体制性危机，必须确立新的世界发展基础理论。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专家们讲，政府有责任，因为它允许人们负债累累；金融监管者有责任，因为他们不对银行过度放贷进行严格的控制；公众也有责任，因为他们过多依赖贷款负债消费。这些说法都没有触及金融危机的真正本质和深刻原因。其实，早在130余年前，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就已揭露出资本主义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本质，揭示了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据载，《资本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如今一跃成为德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畅销书。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综观人世间现有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能够深刻地揭露出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重温《资本论》，不仅可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以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而且可以对我们深化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改革和完善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实质的阐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金融危机做过极为深刻的论述，其主要论点如下：
1、货币支付手段的矛盾形成货币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一方面，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在互相抵销时，不需要现实的货币，可以采用各种观念的、虚拟的价值符号形式，产生了信用货币排挤现实货币，在量上偏离现实货币以及负债不受支付能力约束过度膨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实际支付时，又需要实实在在代表社会劳动的货币，又需要实实在在的货币支付能力。当各种价值符号形式上的支付手段量，即信用货币量，大大超过交易的实际需要以及债务规模大大超过支付能力时，就有可能发生货币危机。“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这也就是说，在支付信用锁链发达，经济运动以资本为中心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支付手段造成危机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性。
2、资本的贪婪使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马克思在分析货币资本的循环时指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热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这说明，试图赚钱的狂热总是会驱使资本脱离生产过程而到货币流通领域寻找发财的门路，这一观点精准地预测了发达国家近些年来出现并导致信贷泡沫的经济金融化过程。
3、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产生了脱离资本的现实运动和实体经济而追求货币自行增殖的资本拜物教妄想。马克思指出：“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在生息资本的场合，取得了一个完全表面的、和现实运动相分离的形态。”“在生息资本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按照这个观念，积累的劳动产品，而且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由于它天生的秘密性质，作为纯粹的自动体，具有按几何级数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生息资本不仅有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想，而且有脱离任何现实的职能资本运动而赚钱的妄想，企图既不从事产业，也不从事商业，只凭货币的贷放而自行增殖和发财致富，这势必会促使信贷泡沫的扩大并日益脱离实体经济。
4、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创造出拿他人的、社会的财产进行冒险赚钱的赌博欺诈制度。马克思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冒险的。”在信用的形式下，资本家不仅用自己的资本赚钱，而且拿他人的财产来冒险赚钱。于是，一帮冒险家和赌徒必然应运而生。“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象伦敦那样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个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资本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马克思虽然没有见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那些复杂的信贷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但对那些金融冒险家和赌徒拿他人的、公众的钱去冒险以获利的行为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信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都成为拿社会的财产去冒险赚钱的最佳工具。正因为如此，现代金融大亨们敢把抵押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再包装，最终变的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到底值多少钱。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必然导致资本向少数金融大资本的集中，导致大规模的剥夺，不仅剥夺直接生产者，而且剥夺中小资本家。“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所以，产生那些拿别人的财产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金融大亨、大冒险家、投机者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
5、虚拟化的信贷、金融证券过度膨胀，必然会造成货币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考察了信用制度和货币流通的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大银行不仅能创造虚拟资本，而且能牟取暴利。银行通过信用创造出来的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但它能象现实资本一样获取利息和利润。虚拟化的金融证券过度膨胀，必然会造成货币危机。“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照交易的需要来调节的”，“流通的汇票的数量，和银行券的数量一样，完全是由交易上需要决定的”。“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以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信用货币和金融的数量，完全是由现实的商品交易和资本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所决定的，归根到底要以现实的社会生产为基础。当各种证券化的信用货币为了投机和赚钱而偏离现实交易的需要，脱离、独立于现实生产时，虚拟货币的存在形式就会完全背离货币的社会本质——劳动的社会性质体现，虚拟的、证券化的信用货币的泡沫就会破裂，货币危机就会到来。这一切都是由于银行创新造成的，所以马克思讲“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越过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突出地表现为货币危机，表现为人们对货币的追逐。“在危机期间，汇票流通完全停止；没有人使用支付凭证，因为每个人都只接受现金支付，”资产者“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危机一旦爆发，问题就只是支付手段。但是因为这种支付手段的收进，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货币危机的加深会导致银行破产和金融危机，并进而影响实体经济，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及世界经济走向衰退和危机。此次以美国为源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历程，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论述。
6、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银行资本服务，加速了危机的爆发。恩格斯曾经讲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四章中，考察了英国政府为银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通过实施了1844年银行法。这个银行法直接促使整个商业界立即大量贮藏银行券，从而加剧了危机。以至于英国政府在危机期间不得不宣布停止执行1844年银行法。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信用和银行危机的出现不是什么监管不力的问题，而是它们为银行大资本的利益服务，直接促成危机加剧的问题。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许多人认为美国政府存在对金融衍生品监管不力的问题。其实，美国政府何止是监管不力，实际是为金融资本的利益服务、为虎作伥的问题。当前的金融危机可溯源到里根——撒切尔时代的三种核心思想：提倡拥有住房；放宽金融监管和强烈信奉市场。2004年，布什推出了鼓励人们拥有房产的新政策，随后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抵押贷款形式。次级抵押贷款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格林斯潘称赞次级贷款帮助更多人拥有了住房，他还竭力推崇金融衍生品，因为他坚定地认为市场具有神秘的自我调节的功能。美国政府放任自流的政策，美国政府授权的三大资产评级机构将劣质债券评估为优质，都直接助长了美国的“金融狂热症”，这也成为金融危机大爆发的重要原因。现在，美国及西欧各国政府出资救市，对一些大银行实行国有化措施，实际上同样是为了少数金融大资本的利益，是在这些金融大资本家连年往腰包里装进亿万美元，又引发了金融灾难时，用纳税人的钱为其造成的损失埋单。所以，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还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实际上都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7、经济全球化使美国把有害的抵押贷款、信贷泡沫传染给世界，延缓了国内危机，但埋下了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火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世界范围内考察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下的货币流通问题。在当时实行金本位制的条件下，他指出，贵金属的流人和流出与产业循环的周期相关。在繁荣阶段，市场商品过剩，虚假的繁荣完全靠信用来维持，这时，通过贵金属外流，利息率逐步提高，信用继续扩大，发生过度膨胀。然而，贵金属外流却会促进信用危机的爆发。这是因为，国内对借贷资本的要求强烈增加，而金的外流造成银行准备金的减少，不少资本家纷纷提取存款，贮存货币，收缩信用，提高贴现率或停止贴现，这就造成信用动摇，进而产生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当今世界虽已废止了金本位制，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需要而发生的货币对外流入和流出，以及有价证券的流人和流出，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着。
在少数大资本的推动下，美国一直陷于狂热消费的漩涡，人们拼命追逐最新的财富和乐趣，负债消费、贪图享受。在数千万美国人看来，长期入不敷出很正常，这导致了贷款债务的持续增长。举债度日的惯常生活方式令国家同样背负了越来越多的债务。但美国凭借它在全球化中的领袖地位，不只是通过印刷美元，还通过出售自己的债务把本国那些靠不住的抵押贷款通过全球银行体系扩散到全球，年复一年地占有其它国家(尤其是穷国)的劳动果实，以弥补收入和支出之间的鸿沟。而这种占有的规模是如此巨大，令全球都负出了沉重代价。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十三、四万亿美元，而其所有债务(包括国家、公司债等)已突破了50万亿美元，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依赖这一机制，这个贪婪的国家有借无还的使用着全球的资源，延缓了国内危机的爆发，但却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三、结论和启示
通过重温马克思关于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论述，结合此次美欧金融危机的现实，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1、美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美国负债消费模式的危机，有的认为是自由市场模式的危机，这些看法都只看到了危机表面现象，而没有真正触及到本质。让我们对前面介绍的马克思相关论述作个小结。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发生的机理：货币支付手段的矛盾，蕴含着信用危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贪婪使危机成为现实：货币资本循环揭示了资本有绕过生产过程赚钱的狂热周期——，生息资本有绕过职能资本和实体经济赚钱的狂热冲动——信用制度产生拿他人的钱来冒险和赚钱的制度条件——金融创新产生绕过现实货币通过无度证券化而赚钱的妄想症，所有这些导致了证券化债务资产和虚拟资本的无度扩张，资本主义虚拟经济的泡沫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会周期性地陷入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利润率远低于金融创新，制造业部门大量向国外转移，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实体经济的基础在不断缩小，失业不断增加，劳动人民收入相对或绝对下降，他们的生活主要靠负债消费来维持，当很大一部分劳动群众付不起过度消费的债务时，必然会爆发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是由于次贷危机引起的。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的信用和金融证券交易形式同社会化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虚拟的信用和证券大大超过交易需要量，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劳动群众的债务负担大大超过其支付能力的结果。但从根本原因上看，无论是生产过剩的商业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现象，正是危机的不断发生，才使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特有的周期性。危机是社会化的生产力对无度扩张的贪婪资本的惩罚，是社会化的生产力要求摆脱资本主义束缚的体现。当然，不能说此次危机会使资本主义灭亡，但危机总是预示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2、要防止市场经济、货币、信用制度沦为资本发财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和形式正面理解的较多，对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强调的较多。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市场不仅会失灵，而且会造成危机。马克思在论述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分析市场机制和信用制度时，都曾指出了市场经济形式蕴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而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必要条件，是资本把市场经济作为赚钱的途径和手段。经济发展史上，市场经济和资本一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着资本的生成和发展，资本的发展又促进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是资本发展的必要途径和机制。所以，有些学者提出要提倡和发展资本，也是正确的。重要的是不要忘了，资本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有可能造成人民的灾难和危机。这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资本，但不要资本主义，要节制资本的贪婪，要以人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资本要服从于、服务于人本。进行市场化改革，深化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不应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和形式，而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从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总之，中国的改革发展要以人本为旨归，而不能服从资本的贪婪。
3、《资本论》没有过时，应当在全面地、深入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原著上下功夫，应当改革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内容。金融危机捧热了《资本论》。《资本论》在德国、西欧又成了畅销书。《泰晤士》2008年10月21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马克思的大幅肖像，并警告读者：“他回来了”。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包括商业危机、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的问题上，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问题上，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问题上，马克思的剖析比任何经济学家都要深刻的多。《资本论》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前些年《资本论》被认为过时了，即使是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也有许多不开设《资本论》课程的。许多人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没有读过、没有读完或没有读懂《资本论》而盲目否定《资本论》。有的人声称，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对于解释金融危机没有用。这些人实际上没有读完《资本论》，《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危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的大量论述他们根本一无所知；这些人更没有读懂《资本论》，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对任何形式的危机都具有深刻的说服力。这些人可能是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问题出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可能是出于形势或实际需要的考虑，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未能全面地、系统地阐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而有许多重要内容，比如，马克思关于信用危机、货币危机的理论；关于市场价值决定和实现的理论；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理论等讲得过少，甚至不讲。这势必给未认真读过《资本论》和马克思原著的人一个误解，马克思的理论就那么点东西!而且是过时的!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博大精深，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而且是重要的哲学、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是包括政治、法律、文化、艺术甚至自然科学等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大百科全书。就经济学理论而言，《资本论》不仅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经典，而且是研究社会主义及人类社会各个时期经济问题的经典。为了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水平，尤其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水平，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提倡大学生、研究生，尤其是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要老老实实地、认认真真地在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上下功夫，要全面地、深入地、系统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要改革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要忠实于原著，而不要按照形势需要随意裁剪，要力求全面地、深入地、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类专业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应将马克思原著中的重要内容系统地加以介绍。一方面，有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的自觉的认真的学习，另一方面，有新编写的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必将大幅度提高。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国际金融危机
：易培强
当代经济研究
[摘要]马克思在考察生息资本和信用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资本虚拟化的成因、本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这对揭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实质，仍有很强的解释力。当代金融资本的贪婪性所驱动的虚拟资本过度扩张和经济泡沫的膨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从中我们得到一些重要启示：正确认识和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金融创新要适度；对金融资本的贪婪行为要予以节制和限制。
自2007年8月以来，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并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其波及范围、影响程度和冲击强度，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对此，国内外经济学者及各界人士，已陆续作出了一些阐释。笔者认为，为了从深层次上弄清这场危机的根源和实质，有必要运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来予以解析。
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在考察生息资本和信用的基础上，对资本虚拟化的成因、本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揭示和透彻的论述，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虚拟化现象及其成因
马克思在考察生息资本时，论述了有价证券(主要为国债、股票、不动产的抵押单等)所具有的虚拟资本的属性。国债是国家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是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国债一经发行，对其购买者来说，只是以债券形式存在的所有权证书，而资本本身已由国家花掉了。但是，由于凭借这些所有权证书可以从国家那里取得一定量的利息，同时，国债持有者也可以随时将债券卖给别人，换回本金加利息。于是，“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发行股票是股份公司筹集资金的形式，股票是投资入股并有权获取股息的凭证，它也是一种有价证券。股票对其所有者来说，也只是一种所有权证书，但由于它能带来股息，并且可以进行交易，因而也同样转化为虚拟资本。总之。有价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家证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马克思还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
那么，虚拟资本是怎样形成的呢马克思认定它是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产物。虚拟资本与信用制度密切相联。资本主义信用的两种基本形式是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在商业信用的经济关系中，“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这种支付凭据作为商业信用的工具即商业货币进入流通，它已包含虚拟资本的成分。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出现了银行和银行券。在无黄金保证作准备金时发行的银行券所形成的追加资本，具有虚拟资本的性质。“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在这样的条件下，就有空头汇票的出现并进行流通。这是指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开出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于是，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制造出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又是由生息资本演化而来的。“生息资本的形成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生产出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生息资本所造成的这种结果，即利息的资本化，就使可以定期取得收入并且能买卖的所有权证书，取得了虚拟资本的形式。
(二)虚拟资本的运动形式及其所造成的假象
马克思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这种独特性是指，虚拟资本虽然只不过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的运动却能独立于现实资本。它可以不停地转手，其市场价值即价格可以脱离其名义价值即所代表的现实价值不断地运动。这样，“一切资本好象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有价证券这些纸制复本也构成现实资本，虚拟资本的扩张就是实体经济的增长。可是，实际上，股票等有价证券所代表的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有价证券价值额的涨落，是游离于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的。因此，有价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并不会引起一国的财富数量的变化。这种假象掩盖着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一致甚至脱离。
同时，由于有价证券的市场价值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的即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这就会助长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促使一些人以赌博的方式进行冒险。“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马克思揭露了一些“钱袋骑士”和“信用骑士”“把公众的钱看作自己的财产”，“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
(三)资本增殖自身的贪婪本性驱动虚拟资本的扩张
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即不断地增殖自身，是资本的灵魂和本能。马克思借用当时一位评论家的描述揭示了资本的这种贪婪本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正是这种对价值无限度地增殖的贪婪追求，驱动着虚拟资本的扩张。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同时，由于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因此，资本所有者就“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这就促使信用扩张和虚拟资本膨胀。
(四)信用制度的发展和虚拟资本的扩张孕育着危机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银行在愈益增大的规模上“制造虚拟资本”，这就使一切经济活动发生信用的“交错关系”和“直接的锁链”，而处在这种关系和锁链中心的，则是伦巴特街(伦敦金融中心西蒂区的一条街，一些大银行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对此马克思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人在设在农村的银行存款，但他决没有想到，这家银行将他的存款交给伦敦一个汇票经纪人去支配，而对于这个经纪人的交易，这个存款人和这家银行的老板都丝毫不能控制。由于信用和资本虚拟化，使社会经济关系复杂化，引起整个经济机体的“过敏现象”和矛盾运动。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因而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马克思还深入地论述了信用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必然导致信用扩张和信用紧缩的转换，从而引起经济生活的剧烈震荡。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而在信用紧迫时期，有价证券无法转手，汇票也不能贴现，而要求现金支付，这就使经济运行遇到阻滞。与此同时，在信用紧迫和危机时期，每个当事人就会更加只顾自己，资本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就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表现为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共同的赃物，“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
二、关于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实质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状况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全球化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经济金融化和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的趋势不断增强，使各个国家和全球经济的运行受到错综复杂的因素影响，从而引起频繁和剧烈的变动。然而，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未过时，其虚拟资本理论对揭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实质，仍有很强的解释力。
(一)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强化和虚拟资本的加速扩张
为了便于分析，首先有必要对表现为金融资产的虚拟资本加以界定。根据有的学者研究。它包括四类：公司股票、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政府债券；证券化过程中的组合证券；金融衍生物(含商品期货合同，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资产的期货期权合同，各类指数期货、期权合同)。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金融在经济运行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工业国家经济金融化趋势明显增强，争相进行金融创新，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的增长远快于实际GDP的增长，金融资产总量迅速膨胀。从1980年到1996年，美国金融资产年均增长率高出GDP年均增长率的3倍以上；英国金融资产年均增长率高出GDP年均增长率的近10倍。1996年，金融资产与实际GDP的比例，美国为377.7％，德国为338％，英国为321.5％。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资产也开始迅猛增长，到90年代中期，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的比例达到200％以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目前这段时间，金融资产更是加速扩张，其国际流动进一步加快。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5年机构投资者的金融资产总额已经达到46万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估计，2006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美国当年13万亿美元GDP的30倍。2001年到2005年间，北美私人股权的总交易额以每年51％的速度增长。据国际清算银行的道，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量(除去重复计算)从1992年的800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1500亿美元，2007年攀升至亿美元，接近商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80倍。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更引人注目。据国际清算银行估算，金融衍生产品的场内交易日成交量总金额，1998年为亿美元，2001年为亿美元，2004年为亿美元，2007年7月高达亿美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柜台交易日成交量，1998年为375亿美元，2001年为575亿美元，2004年为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总计金融衍生产品日交易额已高达亿元，为世界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90倍。
(二)经济泡沫的膨胀和破裂引致虚假繁荣和危机爆发
所谓经济泡沫。是指金融资产(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价格严重背离其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超常规上涨。从而出现一种虚假繁荣现象，掩盖着隐藏在其背后的矛盾和危险。在近些年来的经济金融化趋势强化和虚拟资本加速扩张的过程中，金融资产脱离其所代表的现实价值越来越远，其中所滋生的经济泡沫越堆越大。只要对引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级货款的发放及其带来的金融资产极度扩张效应作一考察，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美国房屋贷款分为优级、ALT-A级和次级三级。次级贷款是针对无法满足贷款机构传统的住房抵押贷款条件的人群设计的。他们一般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低且变化较大，信用纪录差或者缺失，月还贷额与收入比高，平均达到84％，有的甚至高达90％－100％。次级贷款多采用浮动利率，据统计，美国次级贷款中有64.1％为浮动利率贷款(ARM)。在金融市场竞争加剧和“金融深化”的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起，作为一项重要金融创新的次级贷款在美国迅速兴起。2001年到2005年，低利率和高房价促使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刺激了次贷的迅猛发展。2006年，次贷总规模高达亿美元，是2001年的5.3倍。次贷占全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比例，从1994年的4.5％上升到2006年的20％。
以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和起始点，通过“打包”和证券化技术，形成了一个信用扩张和制造虚拟资本的链条。这比马克思所描述的信用“交错关系”更为复杂，也更易于引发经济机体的“过敏现象”。居民从商业银行等房贷机构获得贷款，房贷机构又将贷款处理成住宅抵押贷款债券(MBS)、抵押担保债券(CMO)、担保债务凭证(CDO)以及CDO平方、CDO立方、CDS(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品，卖给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对冲基金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其间，保险公司如世界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等还为这种次级债提供担保。在这个过程中，虚拟资本被成倍地创造出来。房贷机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个人投资者获得多少不一的可观的利润。一些原来没有条件购房的人实现了住房梦(美国居民的住房自有率从1980年的64％上升到2004年的69％的历史最高纪录，也成为发达国家中自有住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市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然而，这种靠经济泡沫构筑起来的繁荣，潜在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泡沫破裂，接踵而至的就是危机的爆发。
很显然，次级贷款这种金融产品的设计和运作本身就存在很大风险。除了借款人的收入状况决定其偿还能力有限外，还有一些放大风险的因素：审贷程序简化；要求宽松；在产品结构上。为了争夺更多客户，开发出了众多新品种，如零首付或接近零首付贷款，3年、5年、7年可调整利率贷款，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贷款初期利率很低、此后大幅度提高的贷款。这种产品设计，使贷款人在很轻易地获得贷款的同时，却背上了越来越重的还贷负担。
随着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连续17次加息，次贷购房者的房贷负担越来越重。与此同时，从2005年起房价开始大幅下跌，使次贷购房者难以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获得融资。这就造成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坏账大量增加，首先受到损失的是直接贷款人。由于在次级贷款基础上形成的次级债以及由此经证券化成倍地放大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其现金流都直接或间接于次级贷款，因此，次贷一出现问题，各种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所持有的次级债及各种金融衍生品，就会因失去偿付能力而大幅贬值，招至资金链断裂，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
(三)金融资本的贪婪性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几个世纪特别是二战后60多年的发展，其内部结构和外在条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并未改变，且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
在当代，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市场的交易和投机活动，愈益成为资本盈利的重要，一些金融大鳄从中获利颇丰。例如，据有关资料，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总裁约翰·保尔森，通过次级抵押贷款的投资，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个人盈利超过30亿美元。2007年，美林和花旗两家银行的CEO分别有4800万和2560万美元的进账。2002-2007年，华尔街最大的5家金融企业的CEO共赚到30亿美元。而华尔街又一贯奉行为了公司的短期利益而对高管给予高回的激励机制，这就形成了金融资本扩张的强大驱动力。与此同时，纵容、美化贪婪的文化传播，更是为金融资本拼命逐利的恶行开道。据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披露，大约25年前，在美国从商界到政界，刮起了一股“贪婪非恶行”的风气。在1997年的商战电影《华尔街》中，“贪婪是一种美德”竟成了一句经典台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家们为了创造业绩和赢得巨额利润，就热衷于不断推出创新的金融产品，制造高风险的虚拟资本。这突出地表现在放肆实行高杠杆的运营模式，将投资过多地集中于高风险产品上。杠杆操作，是当代金融资本运营的主要手段，这就是用尽可能少的自有资本去支配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本。无止境地追逐高额利润的贪欲，驱使银行资本家们，通过金融产品打包(将次级贷款提升到高一级的结构性的资产包中)销售，反复抵押融资，衍生再衍生，进行循环操作，其销售的金融产品数量往往几十倍其资本金。例如，雷曼兄弟2007年年显示，其财务杠杆比例从2006年的26.2倍上升到30.7倍。两房的杠杆倍率，至2007年底更高达62倍(一般认为以不超过10倍为较适当)。与此同时，非金融机构也因追求资本高回率驱使而愈益偏重于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和投机，由此引致其金融资产比重不断上升。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的CEO塞缪尔·迪皮亚扎称：美国的许多工业企业最近几年指望着靠金融手段增大它们的利润，对“资产支持的和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进行着投资”。
金融资产泡沫被放肆吹大，评级机构的敷衍和造假行为所起的助推作用不可小视。同样出于利欲熏心，信用评级机构为了做大业务，多得偿，滥用信用评分模型和自动核贷系统，甚至不惜掩饰和造假。结果是历来被视为金融市场看门人的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在2002-2007年期间，为华尔街制造出的“有毒”债券贴上了安全的标签，而它们的总收入却翻了一番。对于这种恶劣行经，穆迪公司的一位员工也坦承：“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而更像是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来换取金钱。”
应当说，与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本家相比，当代金融巨头们用自有资本所支配和使用的社会资本的的规模及其所带来的利润，不知要大多少倍。他们为逐利而进行的种种疯狂和冒险行为，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其贪欲，但同时也更广更深地累积着风险因素。一旦基础信用关系出现清偿问题，在这之上构筑起来的“倒金字塔式”的金融产品市场，就会轰然坍塌。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此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三、几点启示
重温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借鉴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能得到若干有益的启示。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也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它主要通过金融资产及其运动体现。虚拟经济是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活动，需要借助货币及多种金融工具，以实现交换、结算、货币化及资产转换。金融中介工具的发展。使很多有风险的实物资产转换为更安全保有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多样性及可转换性，使众多居民能保有金融资产，同时使企业能以较低的风险成本实现实物资本存量的累积。因此，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进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诚如马克思告诫我们的：不应因虚拟资本具有独立于现实资本的运动形式，就以为它可以远离现实资本无限制地运转，而无视它只不过是现实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纸制复本)。实际上，金融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归根到底是要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资产泡沫迟早要破灭。如上所述，导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国外，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增速放慢。到20世纪末，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14.5％，而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达到20％。经济增长愈益依赖金融业的繁荣和虚拟经济扩张的“财富效应”。2004年，金融部门的利润已经占到总利润的40％。这就使其经济体系难以规避金融动荡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我国经济发展坚持了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正确方向，并保持了长期的持续较快增长。不过，在经济金融化步伐加快和金融自由化的内外压力增大的情势下，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要注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适当比例，决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增长业绩而一味放任金融资产泡沫的生长，制造虚拟的财富效应。
(二)金融创新要适度
金融的发展和深化伴随着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具有金融发展的推进器的功能作用，它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提高，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市场风险泸动起来，进行分散和转移。然而，金融创新是双刃剑，是高盈利与高风险并存的。远离实体经济而又超脱监管的金融创新，使大大延伸了的金融链条变得脆弱，蕴藏着极大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创新一直是美国的长项，特别是近些年来，美国在鼓励金融创新和放松金融监管的条件下，不断推出复杂的使用高杠杆倍率的金融衍生品。正是这种过度的无监管的金融创新，将美国推入了金融危机陷阱。号称“股神”的金融巨头巴菲特也提醒人们，“金融衍生品是国际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国在推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以美为鉴，正确地把握和进行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要立足于实体经济的需要，防止盲目过度创新。金融监管要跟上金融创新步伐，将金融创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不应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创新产品，更不能仅仅为了满足大金融机构盈利的需要而创新，而要更多地考虑中小投资者可接受、可操作、可控风险的需要。
(三)对金融资本的贪婪行为要进行节制和限制
我们看到，正是金融资本在无节制的贪欲驱动下的疯狂和冒险行为，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基于此，克鲁格曼提出警告：“贪婪足以毁掉华尔街。”
资本的本性——对利润的无限追求是不会改变的。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对于金融资本谋取暴利以满足贪欲的行为加以节制和限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上文已经提到，多年来美国金融机构实行的高管激励机制，不但给予高管的回数额畸高，而且当公司处于严重亏损甚至破产时，少数银行家仍照拿高额薪酬和奖金。这种严重失当的高管激励机制和包赢不包输的金融游戏，已引起美国公众和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指责，要求着眼于权力与责任的对称、银行家的利益与公众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对高管的高薪加以限制。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随着实体经济的壮大，金融业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将会进一步扩展和提升。但是，对金融资本图谋暴利以实现贪欲的行为加以必要的节制和限制，也不容忽视。对于国内一些金融高管以华尔街高管的高薪为参照系，负赢不负亏，坐享离谱的高薪，早已有不少异议和质疑。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体系的进程中，应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加以规范，对高管的薪酬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制，以节制其进行疯狂冒险和投机游戏的动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与此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广大投资者克服盲目追求过高的回率甚至一夜暴富的心态，使他们的投资行为趋于理性化。这也是矫正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倾向，促进其稳定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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