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

　　

　　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

　　

　　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话说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有中南、西南、华东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南”会议。

　　

　　这一天，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东北、华北、西北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北”会议。

　　

　　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把他的小册子《调查工作》的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印发给与会者，并写了一个说明：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发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3月13日清晨，毛泽东给在北京召开“三北”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其他与会者们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刘、周、陈、邓、彭5同志，以及北京会议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做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10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告，或者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3天会太少了，至少5天至7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7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做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做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1961年3月13日上午8时，广州

　　

　　这一天，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宣读了他写给“三北”会议的这封信。尔后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搞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

　　

　　“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手来。只要省、地、县、社党委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

　　

　　关于30年的那篇《调查工作》，他说：

　　

　　“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193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告。”“我们要接受教训。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表，也不能靠逐级的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食堂问题，他说：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4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3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4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10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

　　

　　北京方面的刘少奇等人接到毛泽东3月13日上午8时的信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建议南北两会合在一处开为好。刘少奇将这一建议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了，决定两会在广州合开。

　　

　　3月14日，“三北”会议的4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广州。

　　

　　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了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为什么要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

　　

　　“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毛泽东确定这次广州会议讨论3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

　　

　　3月15日，南北两会合一，重新编组，讨论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

　　

　　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主张将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毛泽东在这份材料的标题下特别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有一个材料是陕西省委关于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分析告。

　　

　　大家讨论的结果是，都不赞成；在食堂、供给制问题上，意见也很不一致。

　　

　　3月16日，毛泽东决定将已经写出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2稿印发给各小组讨论。他还将陶铸3月15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批发给会议讨论。这个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为了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实行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在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这个办法施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

　　

　　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结果，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没有被会议通过，以至于在半年之后的9月29日，他不得不重提此事。

　　

　　就在3月16日这一天，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

　　

　　陈赓在上海从3月份开始，带病撰写他的军事著作《作战经验总结》，原计划准备写序言、作战准备、进攻、防御、追击、转移，共6章；哪知刚刚写完序言，他的心脏病就复发了，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58岁。他是10大将中辞世最早、寿命最短的一位。

　　

　　陈赓在建国后曾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

　　

　　3月19日，广州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2稿开始修改，每个大区选派1至3人为代表，参加修改工作。

　　

　　这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说：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3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的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1960年上海会议对农业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0日，曾希圣给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信，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他认为好处大于坏处。毛泽东对此没有表态。

　　

　　3月21日，毛泽东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3稿印发会议。

　　

　　3月22日上午，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由他建议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出语惊人：

　　

　　“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

　　

　　陈毅还说：

　　

　　“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3月22日，广州会议经过广泛讨论，基本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有60个条文，故称《农业六十条》。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条例明确规定：从《六十条》下发起，原来被叫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的生产队，统一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去掉“小”字，一律改叫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3月22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全文如下：

　　

　　全党同志们：

　　

　　党中央现在起草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草案，发给全国农村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

　　

　　全国农村的形势，在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和广泛开展整社运动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凡是贯彻执行了《十二条》指示和认真整了社的地方，广大农民是积极起来了，人民公社制度有了进一步地巩固。今年的春耕准备和春耕情况，在多数地区都比去年好。但是，为了争取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还需要全党从许多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也还有许多迫切地总是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第一，在分配上，无论在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或者在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的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区和生产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原名生产小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以上这些情况，都必须进行及时的适当的改变，才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党中央认为，现在急需在总结过去3年多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3月郑州会议讲话和1959年4月党内通讯的精神，以及中央《十二条》指示的精神，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人民公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有了这个条例，公社各级干部和全体社员对于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对于公社各级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应该怎样作，不应该怎样作，就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了解。这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有一个新的高涨，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就会有一个大的进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保证。

　　

　　现在这个条例的草案，就是为着这个目的提出来的。党中央认为，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是人民公社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应该通过这次讨论，来提高全体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提高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

　　

　　为了把这个讨论领导好，各地党委和全党同志应该注意以下几件事：

　　

　　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市委、县委，应该首先详细研究这个条例草案，然后领导公社各级党委详细研究这个条例草案，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

　　

　　二、要把这个条例草案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对于同社员关系密切的地方要特别讲得明白，对于他们的疑问要作详细解答，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

　　

　　三、省、地、县3级党委，要帮助公社各级党委，详细研究在本地试行这个条例草案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同广大群众反复商量，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认真讨论，定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和实施步骤。无论什么问题，一定要在上级领导下，先在党内和群众中定好新的解决办法，然后才允许有步骤、有秩序地改变老的办法。有些问题现在解决有困难的，可以过一个时候再解决。公社各级的公共财产（牲畜、农具、粮食、蔬菜等），一定要注意保护，不许随便分散。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例如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特别要慎重处理，绝对不允许把群众（尤其是生活困难的群众）丢下不管。同时，还要防止坏分子乘机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

　　

　　四、讨论和试行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妨碍当前的生产。省、地、县3级党委，要帮助和鼓励公社各级干部，继续积极负责地领导生产，领导各项工作。要告诉他们，这个条例草案是要他们正确的领导，不是要他们放弃领导。

　　

　　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对当地情况和民族特点的调查研究，可以拟订自己的补充条例。在牧区还需要拟订适合牧区情况的条例。这些补充文件在请中央局批准以后，也应该发给党员和社员讨论，同时告中央。在将来，各人民公社还可以根据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本省、市、自治区补充条例的原则，根据本公社的具体情况，定出自己的工作条例。

　　

　　六、城市中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和其他单位，也都应该领导党员和适当范围的群众讨论这个条例草案，以便使他们了解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讨论的时间和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另定。

　　

　　中共中央1961年3月22日

　　

　　这才是：好事从来都多磨，毛公到此奈他何？众说纷纭多异议，少数历属服从者。

　　

　　虽然去小已如愿，核算还得从众说。致信全党求贤议，一以贯之不折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问罗光禄：

　　

　　“罗秘书，你看这次会议开得怎么样？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啦？”

　　

　　罗光禄说：

　　

　　“从总的看是基本解决问题，但我看还有少数同志不完全理解，只是组织上服从，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毛泽东略有所思，点点头说：

　　

　　“你说得对。代表们走了没有？”

　　

　　罗光禄说：

　　

　　“代表们到机场去了。”

　　

　　毛泽东问：

　　

　　“叫回来可不可以？”

　　

　　罗光禄说：

　　

　　“可以打电话问问飞机起飞了没有。”

　　

　　毛泽东说：

　　

　　“你赶紧办吧！”

　　

　　罗光禄立即打电话询问代表们的行动情况，对方回答说：代表们刚刚到机场。罗光禄说：通知他们不要走了，留下来继续开会。就这样，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又继续进行。

　　

　　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终于要结束了，代表们经过近两天的充分讨论，大家都说思想通了。这下，毛泽东高兴了。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告，听口头的汇，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做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调查工作做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相信，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发至地方县级，军队团级，城市发至区级及大工厂党委、大学党委，大党委）

　　

　　附《关于调查工作》

　　

　　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就《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2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1军团4军、3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3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于调查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做出决策，哪个还去记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3月28日，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到广州，他们向毛泽东汇了群众对《六十条》的一些意见。

　　

　　3月29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他在车上细心观察铁道两旁广东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工作人员下去询问。农民们反映说，他们还是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毛泽东说：

　　

　　“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3月31日，毛泽东在停在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张平化说，群众在讨论《六十条》时，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

　　

　　“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

　　

　　他又问道：

　　

　　“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

　　

　　张平化说：

　　

　　“群众还是肯讲真话。”

　　

　　毛泽东说：

　　

　　“《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5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毛泽东说他要立即赶赴武汉，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还说要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要“以下乡为主”。

　　

　　1961年4月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了外国客人。

　　

　　4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节约煤炭的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军委总后勤部：

　　

　　现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节约煤炭的告发给你们。望即布置执行。

　　

　　燃料缺乏是目前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大力开展节约煤炭的工作，是解决当前燃料不足的一项紧急措施，也是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从长远看，根本解决我国的燃料问题，必须逐步改变燃料的构成，即增加石油、水电和天然气等燃料动力的建设和生产，减少煤炭的消费。这是我国今后建设的一项重要方针。但是，燃料构成的改变，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建设过程，在当前解决燃料不足的最有效办法，除了力争煤炭生产的好转，努力增加产量以外，就是要采取积极措施，提高煤炭质量，合理组织供应，降低煤耗定额，力求煤炭的充分利用，来保证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中央要求国务院工、交、商业各部党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上述精神，指示所属制订节约煤炭的指标和措施，由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列入今年计划，认真贯彻执行。

　　

　　为了有效地开展节约煤炭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使职工群众认识清楚节约煤炭的重大意义；同时要做好经常的组织工作。中央同意在工业、交通10人小组的领导下，设置一个煤炭节约办公室，由国家计委、经委和煤炭部各指定一党组成员兼任此项工作。负责综合拟订节约煤炭的规划，总结和交流经验，进行督促检查。国务院工业、交通和商业各部，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指示所属也应设置人数不多的专职机构或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发至省军级）

　　

　　中央1961年4月3日

　　

　　4月8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又转回长沙。

　　

　　此时，在省档案局任副局长的毛华初听说毛泽东回来了，就和母亲王淑兰带着宁利、宁科、宁娜3个小孩到省委蓉园一号来见毛泽东。一家人见了毛泽东，王淑兰亲热地叫着三哥，毛华初喊着伯伯，3个小孩子则争前恐后地喊爷爷，好不热闹。毛泽东见了他们也很高兴，吩咐大家坐下。毛华初便和母亲分坐在毛泽东两边的座位上，他说：

　　

　　“我们来看大伯。”

　　

　　毛泽东说了声：

　　

　　“好。”

　　

　　他问毛华初：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毛华初回答：

　　

　　“我现在搞档案工作。”

　　

　　毛泽东问：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搞档案工作？”

　　

　　王淑兰听出了三哥的弦外之音，连忙夸儿子怎么怎么行，要搞其它工作才好。毛泽东说：

　　

　　“革命工作都一样，行行有出息。不过，现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多搞点调查研究工作。”

　　

　　毛华初说：

　　

　　“我虽然管档案工作，但省委尽量安排我下农村，多搞调查研究。”

　　

　　“好！”毛泽东又嘱咐道：“你还是多搞点调查研究好，档案让那些老头子去搞。”

　　

　　毛泽东问了几个孩子的名字，毛华初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指着他的大女儿说：

　　

　　“为什么叫宁利？”

　　

　　毛华初说：

　　

　　“她是1949年2月生的，新中国即将成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就是‘宁利’的意思。”

　　

　　毛泽东笑着说：

　　

　　“这些名字取得还很有意思。”

　　

　　毛泽东热情地款待了王淑兰一家人。后来，他和省委打招呼，要毛华初去韶山参加胡乔木领导的调查组，参加调查工作。

　　

　　4月9日晚7时半，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刚从乡下调查回来的张平化谈话。张平化汇说：在讨论《六十条》时，生产队对于粮食定购，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国家的数量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关于食堂问题，他说：

　　

　　“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

　　

　　毛泽东说：

　　

　　“才不是哩！”

　　

　　张平化说：

　　

　　“现在看来不见得。”

　　

　　毛泽东肯定地说：

　　

　　“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汇到供给制问题，张平化说：

　　

　　“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30%，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10%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

　　

　　毛泽东说：

　　

　　“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30%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衡，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平均主义问题嘛！就是要恢复1957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正是：平均主义层层查，食堂也是大问题。上下求索非易事，调查研究出真知。

　　

　　此时，胡乔木从韶山回来了，他向毛泽东汇说：

　　

　　“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3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问题。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也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3个小队长和这3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展开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

　　

　　毛泽东问：

　　

　　“你参加了？”

　　

　　“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

　　

　　胡乔木列举出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破坏了。毛泽东说：

　　

　　“还有，浪费劳动力，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问题。”

　　

　　胡乔木说：

　　

　　“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

　　

　　毛泽东说：

　　

　　“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现在马上解散行不行呢？”

　　

　　胡乔木说：

　　

　　“根据韶山公社5个大队的统计，89个食堂，已经散掉50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有些还要维持。”

　　

　　毛泽东问：

　　

　　“他要维持干什么呢？”

　　

　　胡乔木回答：

　　

　　“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

　　

　　毛泽东说：

　　

　　“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

　　

　　胡乔木说：

　　

　　“《人民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

　　

　　毛泽东说：

　　

　　“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

　　

　　胡乔木说：

　　

　　“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续自己去解决的。”

　　

　　毛泽东再次提出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胡乔木说：

　　

　　“现在由生产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生产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生产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生产队。”

　　

　　毛泽东问：

　　

　　“比如讲，韶山大队11个生产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胡乔木说：

　　

　　“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映不多，实际上各生产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半夜里11点20分了。

　　

　　4月11日，毛泽东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汪东兴同志：

　　

　　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2人于14日下午2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3级会议简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10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古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见兔顾犬，未为迟也。”在这次3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此件同时送湖南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及少奇同志、谭震林、胡乔木二同志。

　　

　　毛泽东 1961年4月11日

　　

　　4月11日这一天，刘少奇从宁乡、长沙县蹲点回到长沙市，毛泽东到刘少奇在蓉园的住处，就湖南农村调查中的一系列问题，和他交换意见，直到凌晨2时。

　　

　　4月14日下午，毛泽东正在寓所批阅文件，电话铃忽然响了，秘书拿起话筒，是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来的，说是请主席接电话。毛泽东接过话筒，只听张平化在电话中说：

　　

　　“主席，毛华初现在已经从韶山回来了，带回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及几份材料，让我转呈给您。另外，华初同志还给您写了一封信。他希望能见您一下，有很多情况想跟您当面谈谈。”

　　

　　毛泽东高兴地说了一声：

　　

　　“好，快把材料拿来。”

　　

　　工作人员很快便送来了信和材料，他掂了掂，然后打开毛华初那封信，只见信上写道：

　　

　　大伯：

　　

　　您好！我已由韶山回省参加省委3级扩大会议。乔木同志嘱我带回韶山告及信件，并向您老汇情况。我在长沙大约有两、三天时间，请您随时通知我来看您老。

　　

　　此致

　　

　　敬礼

　　

　　毛华初 4月14日

　　

　　毛泽东放下毛华初的信，又拿起胡乔木的信及几份材料一一翻阅。胡乔木在信中提到的那些具体情况及数据，令他大为惊讶，他心里一阵紧似一阵。胡乔木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主席：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简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

　　

　　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4月16日）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韶山大队因原来包产较高，经社员讨论后提出包产增2%，即亩产由原包的531斤增包至541.6斤，公社党委已同意，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起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3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13.5%），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3年来死亡率都达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3年约死3万人，去年约死2万人（请注意，叶永烈在他的书中引用此材料时，在前一个“约死”二字中间添了一个“饿”字，在后一个“约死”中去掉了“死”字，这样，就使此处变成了“全县3年约饿死3万人，去年约2万人”。于是，联系上句，“约2万人”也变成了“饿死2万人”，其心何其毒也——笔者注），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7万人，现已减至1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1958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1961年4月14日

　　

　　4月15日清晨，毛泽东在胡乔木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张平化同志：

　　

　　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4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20份，为盼。

　　

　　祝好！

　　

　　毛泽东 1961年4月15日上午

　　

　　后来在湖南3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决定调王延春到湖南工作，担任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书记。

　　

　　4月15日下午4时许，毛华初正在办公楼里翻阅材料，听见电话铃响，他拿起听筒，是省委办公厅打来的，通知他去见毛泽东，电话中说：

　　

　　“毛主席在蓉园4号楼会见你，车子已在楼下等着，请你马上下楼来。”

　　

　　毛华初急忙下楼，坐上小车奔向蓉园4号楼。来到毛泽东下榻处，他一脚跨进门，见伯伯正在看材料，便向前一步，习惯地喊了一声“大伯！”并行了一个军礼。

　　

　　“你来了，华初！”毛泽东朝他笑着，并招呼说：“好，你坐下。”

　　

　　秘书来给毛华初倒了一杯茶，便退了出去，随后又进来送给毛泽东一支铅笔和一本稿纸。毛泽东问道：

　　

　　“华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毛华初回答：

　　

　　“昨天回来的。”

　　

　　毛泽东说：

　　

　　“乔木同志的告和所附的4个材料，我昨天晚上都看过了，今天你再给我谈些乡里的情况。”

　　

　　毛华初听了，心想：既然主席已经看过材料，那么汇乡里情况，只需抓住几个关键问题，也就是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就行了。于是，他说道：

　　

　　“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比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粮食歉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农村经济破坏严重……食堂要解散。”

　　

　　毛泽东一边凝神听着，一边用铅笔在稿纸上画着。他问道：

　　

　　“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满意，办不下去呢？”

　　

　　毛华初说：

　　

　　“主要是群众吃不饱，还有群众认为吃食堂不自由。”

　　

　　“粮食都是那么多呀！”毛泽东问：“为什么办食堂就吃不饱呢？”

　　

　　毛华初说：

　　

　　“因为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过去有自留地种小菜，主粮吃得就少了。另外，一家老小几口人，谁多吃一口，谁少吃一口都无所谓，吃食堂就不行了，吃多吃少心理不平衡，容易产生意见。因此，吃食堂不吃食堂大不一样。”

　　

　　毛泽东问：

　　

　　“那么办食堂为什么山林破坏那么严重呢？”

　　

　　毛华初说：

　　

　　“因为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毛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大柴火力大，又省事，所以人们上山砍树当柴烧，山上的树也就砍光了。”

　　

　　“依你看，食堂不办为好啰？”

　　

　　毛泽东用征询的语气问道。毛华初果断地回答：

　　

　　“是的！我看，农村办公共食堂的条件不具备。办食堂，社员不种菜，尽靠主粮，怎么吃得饱啊！”

　　

　　毛泽东说：

　　

　　“你们省里有位书记，过去是喊‘公共食堂万岁’的。你们主张解散食堂，不是和他唱对台戏吗？”

　　

　　毛华初回答说：

　　

　　“那也许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认识吧！现在他的观点可能改变了。”

　　

　　谈话时间已经很长了，护士进来催毛泽东休息。毛泽东摆摆手，示意她不要打扰。过了一会儿，护士第二次进来了。毛华初怕影响伯父休息，便起身告辞。毛泽东按了一下手，要毛华初坐下继续谈，问到了他外婆家那边的情况。

　　

　　“唐家圫那边情况怎么样？”

　　

　　毛华初说：

　　

　　“唐家圫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他们都姓文，都是自家兄弟叔侄，加上他们历来有勤劳致富的传统，因此现在虽然生产和生活情况都很一般，但还算勉强过得去。但团结性较差……”

　　

　　毛泽东听了，脸色沉了下来，严肃地说：

　　

　　“文家是我的亲戚，应该带头搞好团结，搞好生产。你回去转告当地党组织和政府：请他们教育文家兄弟叔侄好好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勤耕守法。”

　　

　　他还赞赏地对毛华初说：

　　

　　“你谈得好哇！今天说了很多真话。当干部，汇情况就是要说真话。有人汇，就是不说真话，尽说假话，喜不忧，结果害人不浅。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啊！”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接着说：

　　

　　“你回去告诉乔木同志，看来公共食堂不能‘万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独自作决定，即使解散，也经中央讨论决定后，再正式行文。因为这是关系全国的问题。解散食堂，你们在韶山可先试点，但应注意还会有一些新问题，一定要搞好生产！你回去和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圫要搞好。”

　　

　　毛泽东和毛华初的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50分钟左右。毛华初回到韶山后，马上将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胡乔木等人。

　　

　　欲知毛泽东此后去向何方，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调查年”率先垂范，发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并力图及时纠正。但从“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合并以后的广州会议情况来看，并非易事。广州会议先后否定了他提出的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打破生产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建议，由此可见党内的阻力是不容小觑的。关于解散食堂问题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尽管如此，在4月15日下午和毛华初谈话时，他还强调说：“看来公共食堂不能‘万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独自作决定，即使解散，也经中央讨论决定后，再正式行文。因为这是关系全国的问题。”毛泽东的民主意识、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观念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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