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西藏史（选登）
解放西藏史（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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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编者按：《解放西藏史》是由《解放西藏史》编委会所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新著。这部书翔实地记录和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向西藏进军，解放西藏的全过程。读后对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由来，1959年的西藏叛乱是如何发生及怎样被平息的，会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对我们进一步认清最近拉萨暴力事件和藏独分子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目和实质会有很大帮助。为此，我们选登这部书的有关章节，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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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五节 近代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西藏和西藏分裂主义的出现
英国入侵西藏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侵略和掠夺。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俄等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觊觎中国西藏地区蓄谋已久，18世纪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建立，英人逐步向北加以蚕食。英国征服印度得手后，为确保其在南亚及印度洋的殖民利益，继续向北扩张，在其势力到达中国长江流域等地的同时，开始对西藏的入侵。英国妄图以军事占领、政治讹诈等手段，将西藏纳入其势力范围。
1846年，英国以拉达克属于克什米尔为由，占领了原属于中国西藏的拉达克地区。1860年和1864年，英军先后占领了锡金、不丹两国的大片土地，开辟了入侵西藏的基地。
1888年3月，英军向邻近锡金的西藏隆吐山的藏军阵地发动进攻。藏军和民兵奋勇抵抗，伤亡惨重，被迫撤退。隆吐山口失陷后，英军进至亚东。这是英国第一次武装侵略西藏。战后，英国与清政府于 1890年在加尔各答签订了不平等的《中印会议藏印条约》，锡金沦为英印的保护国，中国的西藏地区失去南部的一部分屏障。1893年，清政府又在英国的压力下，与英方签订了开亚东为商埠的续约。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对清廷开埠意图的反对，亚东开放没能立即实现，然而英印政府却由此找到了进一步侵略西藏的借口。
1903年12月，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压服西藏当局执行加尔各答条约，进一步策划了入侵西藏的战争。他们以排除沙俄势力插足西藏为借口，由麦克唐纳少将和荣赫鹏上校率领3000英军，从锡金偷越则里拉山口，进占西藏亚东、帕里。1904年 3月，英军与藏军相约在堆纳以北之曲米辛古会谈。英军荣赫鹏玩弄阴谋诡计，借谈判为名欺骗藏军熄灭枪、炮火绳后，突然以机枪、火炮向谈判代表和藏军猛烈开火，当场打死藏军代本朗赛林、拉丁色二人及其他谈判官员，藏军千余人先后惨遭屠杀。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与据守江孜宗山的江孜军民形成对峙，然后设置江孜、亚东间兵站，筹组大部队，准备进兵拉萨。噶厦为保卫拉萨，调集大批藏军和民兵于江孜宗山、康马和浪卡子、仁布、日喀则等地域防守。此时，进至江孜、康马间乃宁寺的工布民兵，已威胁到英军的补给线。英军即调集由亚东新来之大部队与进占江孜之英军从南北夹攻。工布民兵英勇抗击，血战乃宁寺，终因伤亡极大，被迫后撤。7月5日，英军向江孜宗山发起总攻。藏军和民兵在英军密集炮火袭击下，英勇抗击，弹尽粮绝，最后用石块、棍棒、刀矛与英军英勇肉搏。英军屠杀大量西藏军民后，于当月7日占领了江孜。随后英军于8月3日进抵拉萨。英方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此役，英军先后屠杀西藏军民四五千人，焚烧了许多寺庙，掠夺了大批西藏文物、财宝。这是英国第二次武装侵略西藏。
1904年8月，英军进抵拉萨的前四天，十三世达赖仓促任命摄政后，即带少数随行人员经藏北、青海、甘肃北行，直赴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寻求沙俄保护，并试图“引狼拒虎”，阻止英国人的进一步入侵。1906年，英国与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的基本内容，开辟西藏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英印人员在该三地享有治外法权。此后，英国还获得在亚东、江孜驻扎军队和在亚东至江孜间建立邮电、驿站等特权。至此，西藏地区与全国一样，也沦为了半殖民地。1907年8月，英、俄签订了《英俄同盟条约》，除约定两国各自在西藏、新疆的地缘战略利益，划分了各自势力范围外，还出于进一步侵占西藏的政治需要，依据欧洲民族国家的经验和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针对当时清廷对西藏施政的软弱状况及从中日益显现的制度缺陷，把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
英国在武装入侵西藏得手后，为了达到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纳入其势力范围的罪恶目的，开始在西藏上层集团中培植亲英分裂主义分子，首先拉拢九世班禅的图谋失败后，便积极拉拢主张与英议和而遭十三世达赖革职的原噶伦夏扎、雪康、强钦等人，在政治上支持他们搞“西藏独立”，在经济上通过印藏贸易给予巨大实惠，扶植了这批依附英国人的买办性贵族，使之成为西藏最初的分裂主义势力的代表。
十三世达赖从库伦南返回到青海塔尔寺后，于1907年冬奉旨进京觐见光绪皇帝和慈棺太后，向朝廷要求不经驻藏大臣直接向朝廷通情况，索要不经驻藏大臣任命官员的权力被朝廷拒绝后，遂生怨愤，决意背弃朝廷。此时，十三世达赖原来联俄抗英的设想因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而落空，故反转而投靠英人。1909年冬；达赖从北京经甘肃、青海回到拉萨，对时任驻藏大臣联豫的前来欢迎置之不理，激起与驻藏大臣联豫的尖锐矛盾。1910年2月，清廷派统领钟颖率川军抵达拉萨。川军在拉萨与藏军发生冲突，开枪打死藏政府官员，并向布达拉宫射击。达赖遂带亲英分子夏扎等人逃往印度大吉岭。清朝中央政府根据联豫上的情况，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至此，达赖投英之意愈坚。3月14日，达赖在英印政府驻锡金行政长官柏尔的陪同下，前往加尔各答会见英国驻印总督明托，请求帮助“驱逐汉人在西藏的势力”。这时，分裂主义势力与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终于融合到了一起。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驻藏川军发生内乱，拉萨局势失控。英国认为时机来临，遂怂恿达赖派达桑占堆(即后来的擦绒）潜回西藏，组织民军，驱逐了驻拉萨的清朝官员和军队，宣布“西藏独立”，并准备举兵向川边进攻。
英国政府于1912年8月向中国政府送交备忘录，提出：“中国政府不得干涉西藏的内政”，“中国官吏不得在西藏行使与内地行省同样之权利”，“中国不得派遣军队驻扎拉萨”“等无理条款，要挟新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要根据以上各点订立协议，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12月23日，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断然拒绝英国的横蛮无理要求，指出：“今谓中国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理由甚无根据”，中国一向对西藏拥有主权，“无改订新约之必要”。英国一面继续从外交上对民国政府施加压力，一面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加紧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袁世凯政府在这种威胁和压力之下，被迫同意与英国和西藏代表谈判。由此便出现了由英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西姆拉会议”，讨论所谓西藏地位问题。
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召集上层官员和各宗谿地方头人代表会议，商讨今后大政方针。许多上层官员虽然反对驻藏大臣及清军，但也不愿脱离祖国而投靠英印。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西姆拉会议与“麦克马洪线”的出笼
1913年10月 13日，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举行中英藏会议。中国政府代表为驻藏宣抚使陈贻范（原驻英使馆人员），英国代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亨利麦克马洪，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为亲英分子伦钦夏扎。会议一开始，夏扎就在英国指使下，首先提出旨在分裂祖国的六项要求：“西藏疆域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及打箭炉”，“中国不得派员”驻藏，表明西藏是“中国不得干预”的独立国家，等等。这一议案，遭到陈贻范的反驳。陈贻范阐述了西藏是中国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成员的历史和现实，并相应提出七条议案。双方争论到12月，谈判毫无结果。1914年2月，英国政府鉴于袁世凯正与南方各省的讨袁大军作战，急需英国等列强支持，即挟持民国政府，由麦克马洪佯作调解人，提出一个“调解方案”，将中国的西藏和青海、西康、甘肃藏族聚居地区统称为西藏，然后把金沙江和澜沧江以西划为“外藏”，以东的康区与甘青藏区称为“内藏”，中国在“内藏”享有若干主权，而“外藏自治”实际就是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脱离中国而“独立”。1914年4月27日，英方诱使夏礼在草约上签了字，然后威迫陈贻范签字。陈贻范依据中国政府的指示，陈述了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断然拒绝在正式条约上签字，并在会议上严正声明：“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件，本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其后又两次照会英国政府，表示“英藏双方签字，不能承认”，“中国政府不能擅让领士，致不能同意签押，并不能承认中国政府未经承诺之英、藏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犊”。因此，未经中国政府签字的“西姆拉条约”，是完全非法的，根本无效的。由于“西姆拉条约”损害西藏地方的利益已超出了藏政府所承受的范围，十三世达赖也没有批准夏扎所签订的“西姆拉条约”
在西姆拉会议期间，麦克马洪背着陈贻范，私下与夏扎用秘密换文方式，在一张地图上划了一条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图谋永久侵吞中国西藏地区的门隅、跨渝、下察隅等九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就是使中国蒙受屈辱而遗留至今的“麦克马洪线”。这个秘密换文和附图，既没有摆上西姆拉会议日程，在西姆拉会议的记录中也找不到换文和附图文件的记录，更没有通过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代表，因而完全是非法的。就连麦克马洪本人也承认：“在我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政府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我对此感到极大遗憾”。然而，英国暗中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则已着手实施。
西姆拉会议后，英国赠送噶厦步枪5000支、子弹几十万发，帮助建立藏军总司令部，由亲英分子擦绒噶伦兼任总司令，并扩编藏军部队，从原4个团、3000人扩大为11个团、8000余人，并由英国派军官训练。从1917年起，英国两次策动藏军内犯西康、青海等地。1917年秋，藏军首陷类乌齐、恩达，进而于1918年4月攻陷昌都，连下金沙江两岸之贡觉、三岩、江达、芒康、德格、邓柯、白玉，7月进抵甘孜以西地区与川军激战后，双方对峙于雅砻江。噶厦听从英国关于藏军勿再向东冒进的劝告而息兵。后经川、藏两军代表谈判，议定临时停战退兵条约，川军退驻甘孜，藏军驻扎德格，北路以绒坝岔、南路以宁静山为界。西藏地方政府获取了贡觉、三岩、江达、芒康、德格、邓柯、白玉各县，并将噶厦之康区总管府设在昌都。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全国各地特别是川、滇等省爱国民众愤怒抗议声讨英国制造“西藏独立”活动。民国政府借机令甘肃督军派朱绣、李仲莲进藏，同西藏地方当局恢复直接联系。朱、李二人于当年12月抵达拉萨。这是辛亥革命后八年来中央政府首次突破英国阻挠派员进入西藏。朱、李在藏活动四个月，于1920年4月离藏前，达赖设宴饯行时表示：“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
英国对朱绣入藏十分忌恨，于1920年派其驻锡金政治官柏尔进藏进行挑拨离间。柏尔提出：西藏要独立，必须继续扩军，为此要增加征税；在江孜、亚东修建兵营，英国派遣军官训练藏军、警察；同西藏订立“英藏军事协定”，向西藏输入军火；由英国人在西藏江孜开办学校，培养官员和贵族的子女，选派学生赴英、印留学；建立藏印之间电联系，控制印藏交通；在拉萨修建英国使馆；开办银行，勘探和开发西藏矿产。柏尔的上述言论和行动，遭到西藏广大爱国上层人士和藏胞的强烈反对。1921年春，参加传昭的两万多喇嘛及群众向噶厦提出“赶走洋人”的要求。柏尔被愤怒的拉萨僧俗人民轰出西藏，狼狈返回印度。
亲英势力加紧分裂西藏的活动
英国对达赖与民国政府恢复联系、推行“西藏独立”的徘徊犹豫以及柏尔被轰走的事件颇为不满，于是转而积极扶持藏军中的亲英少壮派军人，组织秘密团体，企图策动政变。这一阴谋被十三世达赖发现。1924年，达赖采取措施，革除了准备发动政变的首脑擦绒的藏军总司令职务，处理了亲英派军官，停办了英国在江孜办的军官训练学校。
在英帝国主义的挑动和西藏内部矛盾加深的情况下，达赖、班禅失和。1923年，九世班禅惧怕噶厦加害而出逃内地。中央政府曾多次与噶厦协商班禅返藏事宜，均遭英方破坏而未成，致使班禅长期滞留祖国内地。1936年，英国以帮助噶厦抵制中国政府支持九世班禅返藏为由，迫使西藏地方当局同意其在拉萨设立常驻机构－英国驻拉萨代表处。这一机构成为培植西藏亲英势力、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新的策源地。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后派堪布罗桑巴桑、贡觉仲尼前去拜见蒋介石，向中央告西藏情况。1929年 7月，国民政府派官员刘曼卿经西康入藏，抵拉萨后会见达赖。达赖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1930年2月，蒋介石让贡觉仲尼携其致达赖函件及礼品返藏拜见十三世达赖。8月，西藏驻南京办事处成立，贡觉仲尼任处长。中央强化对西藏地方施政和影响力的努力有了实质性进展。
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方的联系与管理，显然为英帝国主义者所不容。英国于1930年6月唆使西藏当局再度大举东犯西康甘孜、新龙（瞻化），又于 1932年进攻青海玉树，并向藏军供应军火。后英国又以“调解”为名，根据非法的“西姆拉条约”指责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予以严厉驳斥；所谓西姆拉条约，未经签字，自不能发生效力。至于藏军内犯，系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裁定，不必第三者从中斡旋。英国的阴谋被揭穿。藏军也因遭青海马步芳军和四川刘文辉军反击，军事失利，遂分别于1932年10月、1933年6月与西康、青海地方当局签订停战协定。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由热振活佛出任摄政，执掌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国民政府派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于1934年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并与噶厦商妥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办事处。1940年，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热振领导三大寺诵经，祈祷祖国抗战胜利，还采取各种措施，抑制西藏的亲英势力。
热振活佛的爱国举措和同亲英派势力的斗争，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的仇恨，视其为实现“西藏独立”的最大障碍，以种种借口和阴谋手段，迫使热振于1941年辞去摄政职务，由达扎阿旺松绕活佛接任。达扎担任摄政后不久，便投入亲英势力的怀抱，分裂主义势力重新得势。1942年7月，噶厦在英国的唆使下，设立所谓“外交局”，并通知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以后有关接洽事宜，均与新成立的“外交局”联系，企图把国民政府也和英国、尼泊尔政府一样视同“外国”对待，以此表明西藏已是“独立国家”。此举遭到国民政府严正拒绝，并坚持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仍照旧同噶厦接洽而不同非法的“外交局”发生联系。
此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困难时期，英帝国主义乘势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其情网伸向西藏各地，以设教堂、医院、学校等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英国军队在西藏已驻亚东 70人、江孜 60人、拉萨 20人。1944年，英国派其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到拉萨，威胁西藏地方政府割让墨脱的白马岗及门达旺以南地区，并派兵侵占了下察隅的瓦弄，遭到西藏当局及各界爱国人士的坚决抵制。1947年，英国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吉生与达扎等亲英分子密谋，捕杀了热振活佛，并血腥镇压了西藏上层人士中的爱国力量。至此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完全为分裂主义势力所控制。
1946年底，黎吉生鼓动噶厦说：国共正在内战，“如今正是搞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要噶厦派人参加即将召开的泛亚洲会议，以体现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据此，噶厦派代表于1947年3月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各国国旗中，竟有西藏的“雪山狮子”旗，所挂的地图上，也把西藏置于中国疆界之外。这一有悖于外交公理的行为，遭到中国代表团的强烈抗议，使会议主持者不得不加以更正。印度方面被迫表示西藏代表是以尼赫鲁私人名义邀请的，会议并未邀请西藏官方代表参加。但是印度方面还是让西藏代表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在会上致了词。
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政府继承英国在西藏的殖民利益，继续推行英国对西藏的政策。原英国驻拉萨代表处改为印度驻拉萨代表处，黎吉生仍任代表，代表处的全体人员照旧供职。这一年冬天，帝国主义者支持西藏地方政府组成一个“商务代表团”，名义上是去美、英、法等国考察“商务”，实则是去各国游说“西藏独立”。为获得签证和外汇，代表团被迫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极力劝阻，而美英等国则让其驻香港总领事馆和驻华大使馆直接给代表团办理了入境签证。1948年7月，代表团到美国华盛顿，10月到伦敦，后经印度返藏。他们在美英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分裂主义势力的作用，西藏一度处在与祖国分离的边缘，但中国统一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及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规律决定了西藏最终没有被从中国分离出去。不可否认，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和施政曾经存在缺陷，当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受到削弱时，其对西藏施政、管理的能力受到限制，以致难以完全体现中央政府的意志。这突出表现在从辛亥革命到西藏解放前夕的近40年间，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时断时续的离心倾向。这种状态的形成，固然与当时中国的国力和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缺陷有关，但主要根源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挑拨和企图通过控制西藏来改变亚洲地缘政治的野心。再加上清末以来国家政局动荡，中华民族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瓜分的危险，清末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分裂主义势力日益坐大的放任，同时也缘于历代中央政府仅通过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主地方政权统治西藏缺乏牢固的民众基础。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在旧西藏社会里，虽然阶级矛盾是基本的，但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各民族矛盾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西藏劳动人民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农奴制度的双重控制和国内民族矛盾的影响。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尚能利用民族、宗教旗帜统治西藏人民。西藏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和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西藏问题极其特殊的复杂性。
西藏特殊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情况，成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指导解决西藏问题，制定解放西藏一系列特殊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决策背景。
第二章 解放西藏的决策和部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作出了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迅速进行部署，各路进藏部队展开了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一节 解放前夕的西藏形势，中共中央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推进，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全中国大陆的解放指日可待。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策划“西藏独立”的步伐，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纳入西方势力范围。较晚插手的美国，则想把西藏作为在冷战中遏制新中国的一个基地。
“驱汉事件”和“亲善使团”
1949年 6月下旬，西藏噶厦在印度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吉生的精心策划下，发动了又一次“驱汉事件”。黎吉生诡秘地对西藏“外交局”局长柳霞土登塔巴说：“拉萨有很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共军引进来”，并拿出了共产党人的名单。这一伪造的情，使西藏上层惊恐不安。黎吉生还直接向达扎摄政进言：“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时期，你们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拉萨，如不这样，势必会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于是，噶厦经过紧急商讨后，决定于7月8日由首席噶伦然巴土登滚钦“召见”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限令办事处及其下属单位人员必须在两周内离开拉萨，同时通知了国民党政府在广州的行政院。当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及其下属的小学、电台、气象测候所等单位人员共有300余人，在藏军的威逼下，分批经亚东撤离出西藏。这是一起明目张胆地策划“西藏独立”的严重步骤。此时已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立即发表声明：“西藏地方当局，此项措施，无论于理于法，实多未合”。行政院同时致函噶厦：对此事“深为骇惋”，“希即撤销前议，迅速恢复中藏固有关系”。
西藏当局断绝了同中央政府的电联系，却同英国、印度保持着密切的邮电来往。国外从黎吉生的电中获知拉萨发生“驱汉事件”后，英国路透社于7月 27日称：“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受中国统治的说法”。8月 10日，美国合众社也说：“西藏当局利用中国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西藏当局此举也是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公然挑战。
早在 1949年 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前后、蒋介石逃离南京时，美国共和党就大肆攻击杜鲁门总统“丢掉了中国”。美国当局出于内政的需要，一改以往明确表示西藏属于中国的态度，开始关注“西藏独立”问题。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的露丝培坎发表政策评述说：“一旦共产党在中国获得胜利，美国不应当继续认为西藏是在中国当局权力范围之内”。她主张立即派遣美国官员赴拉萨预先建立秘密联系。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赞同培坎的意见，催促这样的代表团尽快派出。经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与西藏噶厦官员夏格巴联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评论员劳威尔托马斯父子于8月进入西藏。他们同摄政达扎以及噶厦高级官员进行密谈，鼓动西藏建立有技术的游击队，接受技术训练和军事援助等。托马斯父子在西藏活动了两个月后返回美国，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就要担负起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托马斯很快受到杜鲁门总统的接见。后来他又向国务卿艾奇逊建议，要美国给西藏以更多的现代化武器，帮助他们抵抗进入西藏的中共军事力量。西藏地方当局因为有美国人的来访而受宠若惊，急切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11月19日，美国外交人员在新德里会见了噶厦官员索康和有权势的邦达仓家族的一位代表。索康告诉这些人说，美国是“最强大和最有力量的国家”，并且是西藏的唯一希望。这样，美国就逐渐取代了英国，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持者。
为加快扩军备战、改善藏军装备的步伐，西藏地方当局同印度政府联系，由印度派人来西藏探讨军援和扩军问题。9月，印度派其驻锡金政治专员达亚尔带着尼赫鲁致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的信函到达拉萨，与噶厦进行了具体磋商，确定了西藏噶厦向印度购买军火的种类和数量，计迫击炮40门、炮弹2万发、步枪和冲锋枪子弹两百万发。9月 16日，西藏官员会议讨论通过了经噶厦和基巧堪布提出的具体扩军措施。主要内容是：扩建藏军l万人；成立军饷局，统一调拨各地积蓄的粮食；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同印度签订新的条约等。在此前后，藏军已由 11个团陆续扩充到 16个团，主要兵力部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线。西藏地方当局妄图以武力阻止西藏的解放。
1949年底至1950年初，噶厦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直接唆使策划下，决定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以寻求对其“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1949年12月2日，在向美国派出的使团携带的西藏“外交局”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称；“近来中国共产党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占领了新疆、西宁以及西康等地。在此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派出堪穷土登桑杰、定甲多吉坚赞前往贵国，请求得到贵国政府的援助。”西藏向其他国家派出的使团，也携带有同样措辞的信函。当西藏地方当局正在同这些国家接洽联系的时候，英国路透社对外披露了这一信息。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当局的非法行径当即予以严厉斥责。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 1月 20日发表声明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拉萨当局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加之美、英等国考虑自身利益，因而均表示不接纳西藏的“使团”。这样，就使西藏赴英、美、尼泊尔的“使团”未能成行，只有赴印的“使团”秘密前往了新德里。
时任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电台台长的英国人福克斯亦积极为西藏地方当局出谋献策。福克斯于1950年1月 17日致函藏军总司令称：为了不使共军迅速前进，应当彻底破坏各条官道、大路、桥梁，还应在各个重要的阵地，能重创共军之地，没有桥梁的重要小河及山哑口处埋设地雷，查处煽惑公众的共军间谍等。藏军总司令立即复函福克斯表示感谢。福克斯在对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谈话中，还详细策划了有关藏军编制、兵力部署、训练计划、军队装备、士兵给养、指挥安全等事宜，提出要噶厦派遣各级军官去印度接受军事训练，然后派往昌都等地担任指挥。
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政府如此紧锣密鼓地策划“西藏独立”活动，严重地威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西藏的安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绝不能容忍国内外反动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得逞。藏族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声明，对西藏当局勾结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殷切盼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
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于9月2日发表《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士—西藏》的社论。社论在概述了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对西藏的侵略过程之后指出：他们“妄想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侵略者在白昼说梦话。任何人找遍中外公开出版的地图和关于中国内政外交的文件也无法找出任何的‘根据”’。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
得头破血流”。9月7日，《人民日》又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表明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的坚定立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分裂西藏的行径。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前夕，新华社和《人民日》针对“驱汉事件”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后，参加过长征的藏族干部桑吉悦希（天宝）于 1949年 9月 8日在《人民日》上发表文章，揭露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的阴谋，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反动派阴谋出卖西藏，都将遭到西藏人民的反对而彻底失败。羁留青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12月2日，遭受亲英分子迫害而逃往内地的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著名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1950年2月，西康省藏族知名人士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表示将像当年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中共中央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和西藏形势，高瞻远瞩地考虑了解放西藏的时机和策略问题。
早在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指出：中国“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也逐渐明晰具体。8月6日，毛泽东在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9月 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总部又向全军发布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10月13日，毛泽东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的电中，正式明确“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后正式名称为主席）。”
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回复班禅10月 1日的来电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
由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10月底前全部解放，战争已经结束，而解放西南的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加上从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比较平坦，班禅行辕又在青海等原因，毛泽东考虑改由西北局为主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11月 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1949年 12月，毛泽东主席赴苏联访问，在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写了一封信。此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 11月 23日的电后，即派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一月之后，范明交出一份调查告。彭德怀据此于12月30日告中央并毛主席：据调查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二路为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垦囤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二路每年只有四个月（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可通行，其余八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另兰州、西宁两处，现有约三百人的藏民训练班，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藏民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二野随军入藏。
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电后，当即于1950年1月 2日由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将进军西藏的任务赋予西南局。电内容如下：
“（一）德怀同志十二月三十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
（二）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三）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一九五一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一月上旬）至五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五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四）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及时转换了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将进军西藏的主要战略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将西北局担任进军西藏的任务转交给西南局。一场举世瞩目的历史壮举，由此拉开了序幕。
第三章 第三节 以打促和，实施昌都战役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当局的阻挠与拒绝。他们对中央派出的劝和代表加以阻止、软禁用至杀害，决意关闭和谈大门；同时还陈兵金沙江西岸和昌都、类乌齐地区，妄图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了实现解放西藏的战略目标，中央决定以打促和，及时实施昌都战役。
藏军情况和部署
昌都位于澜沧江畔，为藏东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扼青、康、滇、藏交通要冲。昌都 地区处于横断山脉地带，全区高山连绵，河道纵横，交通不便。因其战略地位重要，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设总管府，统管昌都地区军政事务，总管（多麦基巧）一职多由噶伦担任。1950年夏，西藏地方政府将孜本阿沛阿旺晋美提升为增额噶伦，于8月底到达昌都，接替原总管拉鲁才旺多吉的职务。西藏地方政府将藏军8个团4500余人的兵力，配置在昌都”地区。其具体部署是：第十团位于江达至岗拖一线，第九团位于宁静（现芒康），第三团（包括代本牟霞、噶炯娃两部，各500人）和第六团（炮兵）一“个连位于以生达为中心的周围地区，第七团位于恩达、类乌齐、甲桑卡等地，第四团位于丁青及以西之色扎，第二团一个连（总管府卫队）及第八团位于昌都。另有民兵武装3000余人，分散配置于盐井、门工、波密、边坝、硕般多、洛隆和生达等地区。其部署特点是：南轻北重，前轻后重，梯次配置、分区布防。藏军扼守要道隘口，妄图凭借金沙江、澜沧江以及横断山脉之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
藏军为西藏地方政府的武装力量，其代本均由贵族担任。他们虽受过外国人的军事训练，但实战经验少，指挥能力差。士兵按差地服役，世代相袭，年龄大，家累多。藏军内部等级森严，官兵关系紧张。行军要派“乌拉”，驻扎滋扰群众，军民关系恶劣。其装备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式武器，解放前夕从印度购置一批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英式步枪、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弹药。藏军火力不强，通信手段落后，电台极少。但藏军多为职业兵，射击技术较好，善单兵作战，适应高原环境，生活简便，以马代步，机动较快，在分散游击时，亦能起到袭扰作用。
昌都战役的部署和战役展开
1950年8月5日，张国华在西南军区研究昌都战役的作战会议上提出：“如8月底前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可全线通车’，在沪定以西能集中300辆汽车，甘孜 德格间集中5000头牦牛，所需冬衣、干粮、携带燃料等8月底可运新津 9、10两月由汽车、马车运800万斤粮食、物资到甘孜，则昌都战役可以在10月间实施”。西南军区贺龙等责成张国华到前方切实了解具体情况后，再最后确定。西南军区于8月 5日、14日连续向中央军委作了当年实施昌都战役的告。
毛泽东主席看到告后，于 8月18日电询西南局：“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
西南局于20日复电毛主席称：至昌都的公路尚待勘查，明年才能修筑；飞机在昌都空投是可能的，能否修筑机场尚无确切情；藏军的战斗力“我们曾以两个连同敌人一个代本打了一仗，以一个排冲垮敌人一个代本”，加之藏军在昌都地区只有五六千人，且驻地分散，不易相互支援。因此“使用（十八军）四个团又两个营，加上玉树方面、察隅方面少数部队的配合，是够用的”。西南军区提出“在战役组织上，采取以我之主力使用于右翼（北面），迂回昌都以西，迫使敌军聚昌都而歼之”。此外，复电还提到在10月份结束昌都战役后，昌都留3000人，主力人后撤甘孜准备过冬。
8月23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告。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取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毛泽东的批示表明，以打促和是昌都战役的一个重要意图。
据此，西南军区于8月 26日正式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要求十八军以主力一部并有青海骑兵支队加强，从右翼迂回昌都以西，切断藏军退路；其余各部分别从北、东、南三面向昌都攻击前进。以云南第十四军之有力一部，歼灭盐井之藏军，策应十八军行动。
各参战部队按照基本命令，立即进行战前的各项工作。
随着雅安至甘孜段公路8月 26日通车，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部主任刘振国率军机关主要部分于次日由新津出发，9月5日抵达甘孜，与军前指汇合，组成军的前方指挥机关（简称军指），组织实施昌都战役。
9月8日，中共西藏工委在甘孜召开扩大会议。书记张国华在会上做了四个月来的工作总结。会议讨论了昌都战役的执行计划以及解放昌都后的有关政策和问题，做出了几项重要决定：请西南局批准，成立中共昌都工作委员会，以统一领导解放后昌都地区的工作；待昌都解放后，选举产生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建立昌都地区过渡性政权机关；加强对西藏地方当局包括三十九族、波密等地的争取工作。9月 10日，西藏工委发出《关于昌都解放后工作要点的决定》。9月11日，十八军向西南军区告了昌都战役具体部署：
根据当面藏军情况和西南军区的战役基本命令，十八军决定采取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战法，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围歼类乌齐、恩达及及澜沧江以东之藏军。北线部队为五十二师（欠一个营）、青海骑兵支队、军属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第五十四师炮兵连及支司辎重团，成左、中、右三路配置：
右路，由一五四团、青海骑兵支队（以下简称骑支）、五十二师炮兵连、师骑兵侦察连（战役发起后配属青海骑兵支队）组成，担任深远的战役大迂回任务。战役发起后，一五四团自邓柯先于师主力渡过金沙江，北行至青海玉树巴塘草原，与青海骑兵支队会合后折而南下，佯作欲经黑河进军拉萨之势。进至囊谦后，经协调，骑支靠右，一五四团靠左，以神速动作直插类乌齐、恩达，切断藏军西逃通道，并阻止丁青藏军东援，配合师主力聚歼藏军于恩达以东和昌都地区。五十二师副政委阴法唐、参谋长李明等组成师前指，跟进指挥。
中路，由五十二师一五五团、一五六团（欠第二营）、军直炮兵营组成，继一五四团后自邓柯渡江，首先歼灭生达地区之藏军，尔后直取昌都，配合右路大迂回部队围歼藏军主力。
左路，由军侦察营、工兵营附五十四师炮兵连组成，担任正面攻击，自岗拖抢渡金沙江，向昌都方向攻击前进，务求抓住该地区之藏军，以配合五十二师歼灭昌都藏军主力。侦察营营长苏桐卿、军直属政治处主任王达选指挥左路部队作战。
由吴忠师长、陈子植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组成师指挥所随中路前进，指挥北线集团作战。
南线由五十三师一五七团自巴塘渡金沙江，攻歼宁静藏军，直出邦达、八宿，切断藏军西南退路。此路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指挥。
另建议西南军区令云南四十二师部队向盐井攻击前进，防止藏军向察隅逃窜（该师部队已于8月 25日做出部署，并十四军并西南军区）。
9月12日，西南军区批准了十八军昌都战役部署告，并指出：据查昌都经邦达、八宿至太昭，曾为清末赵尔丰入藏时藏军退却之路，望令巴塘方面之部队在歼灭宁静之藏军后，速向邦达、八宿方向前进，确实切断该路。另外，十四军参战部队在歼盐井之藏军后，亦应以一部向西北佯动，以策应十八军作战。
9月13日，十八军党委发出昌都战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队恪守政策纪律，团结藏族人民，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精神，严格节约粮食，保证“战役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全胜”，“为西藏人民立下第一功”。30日，中共西藏工委发出《关于解放昌都战役工作指示》，明确要求参战部队干部战士进入西藏后，认真贯彻执行对待藏军、西藏地方各级政权和藏族上层、群众以及财政经济等各项具体政策，以实际行动同西藏人民见好面。
作为昌都战役主力部队的五十二师，除先遣部队一五四团早已到达甘孜、邓柯外，师直和另两个团在四川眉山等地，用几个月时间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组织部队学习有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各项命令、指示，听取康藏情况介绍，学习民族政策，学习简单的藏语文，进行针对藏军作战特点的军事训练（如草原、林区作战，打骑兵等）；加强部队负重行军爬山等体力锻炼，以适应康藏地理环境。在此期间，师、团、营、连各级都召开党的会议，检查整顿思想作风，以加强对进藏准备工作的组织领导。7月上旬，部队、机关进行了负重行军，搭帐篷，架锅灶，割草喂马等，实践野营生活。
7月下旬，五十二师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副政委阴法唐进行了半年来进藏准备工作的总结，副师长陈子植做了进军西藏再动员的告。师党委向全师提出了五条要求：一、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藏族人民见好面；二、树立战斗队思想，为解放西藏打响第一炮；三、发扬艰苦奋斗传统，战胜进军路上一切艰难险阻；四、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开展团结互助、立功运动；五、同四川人民做好告别工作。至此，全师上下厉兵秣马，整装待发。8月28日，在眉山举行了进藏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到会检阅部队并讲话，予以鼓励。随后，陈子植、阴法唐及参谋长李明、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领师主力和军直炮兵营，于8月底9月初分别自眉山、新津乘车西进，9月 14日抵达甘孜，与师前指和一五四团会合。部队向甘孜开进时，沿途受到康区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与支援。
9月 15日，十八军前方指挥机关在甘孜召开作战会议，研究贯彻上级有关指示、命令及“迂回包围歼灭藏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张国华以及吴忠分别就作战指挥、行军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做了详尽指示。会上响亮提出“不怕突不破，就怕包不住，包住就是胜利”的口号。18日，五十二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张国华讲了战役有关问题，吴忠下达了作战任务。20日，十八军根据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关于昌都战役指导要点，强调“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役主要目标，占领昌都为歼敌的目的”，发出作战指挥要点的指令。指令着重指出：作战中要强化纵深侦察，及时掌握敌情变化。部署上正面兵力不宜过多，使用主力进行迂回，务求切断敌退路，分割包围。以密集火力予以摧毁性杀伤，随即突击歼灭之。突击与迂回部队均应以营或连为单位，不可过于分散，保持突击力量，便于遂行机动与应付任何情况。行动中保持秘密、迅速，加强搜索警戒，防敌骑兵袭击。
9月中下旬，各参战部队按既定部署，陆续向战役出发地域开进。十八军参战部队分别由甘孜向邓柯、德格等地徒步开进。甘孜距离金沙江边约300公里。干部、战士平均负重35公斤，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长途行军，颇为艰辛。各部队深入思想动员，严密组织，发挥干部、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以保证部队的持续行进能力。一五四团七连副连长张志海背着40多公斤的物资走在前头，给大家做出榜样。第一、三营教导员均带病坚持行军，做部队思想工作。一五五团三连二排的党员们发现，在行军中帮助体弱的战友扛枪背粮袋，因负担过重自己也走不动了。党小组长李金升召集排里的党员研究，以体力较强的人组成五个互助组，在每次休息时放下自己的东西，再返回接应掉队战友，从而使大家都跟上了队。这一做法很快推广到全营、全团、全师，使长途行军中的掉队现象有所减少。军直侦察营、工兵营自甘孜出发，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雀儿山，行程10天进至德格。
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带领一批准备进入昌都开展工作的干部，随军直部队于10月5日抵达德格。
青海骑兵支队于7月下旬进至青海玉树后，进行了思想动员和战前训练，准备粮秣柴草马料。9月 20日，支队长孙巩、副政委田惠普由玉树抵邓柯受领任务。一五四团团长郄晋武受师领导委托，与他们初步研究了敌情、道路等情况和作战实施方案。29日，吴忠、陈子植、阴法唐、李明和周家鼎抵达邓柯，向孙、田详细交待了任务，并确定由阴法唐、李明组成师前指，统一指挥右翼战役迂回部队。孙、田于10月1日离邓柯返玉树。
一五七团后续部队两个营，分别于8月27、29日抵达巴塘，做渡江准备。
云南方向，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政委张子明组成指挥所，前进到德钦，实施指挥。西南军区责成十四军军长兼政委李成芳“担负入藏事宜的前线指挥责任，专力计划实施这一任务”。已进抵贡山和德钦的第一二六团一营、二营和第一二五团三营，10月初开始向前推进。
至此，各路参战部队完成了战役开进与展开。10月 3日，张国华、刘振国和天宝到达玉隆，就部队过江后的物资运输问题与夏克刀登商洽后，张国华向西南军区告了昌都战役发起的时间。
战役经过
十八军各参战部队遵照西南军区“决于10月7日开始全线渡江，执行昌都战役”的命令，准时于邓柯、德格、巴塘横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金沙江系长江上游，邓柯至巴塘段江面宽60至120米，水深流急，多暗礁漩涡，水情十分险恶。邓柯为北线主要渡口。在6月下旬第一五四团侦察排和二营粉碎藏军第三团一部拟进驻西邓柯企图后，藏军一直盘踞在邓柯以西70公里的郭堆、生达一线，战役开始前，邓柯对岸无敌情。
为实现深远的战役大迂回，五十二师前指及所属一五四团提前于10月6日凌晨开始渡江，并迅速向预定目标前进，8日至青海省玉树以南的巴塘“草原；骑兵支队于7日从玉树出发，当日抵巴塘草原。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已于6日到达此地，配属骑兵支队行动。郄晋武团长和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夏川具体组织协调部队行动。师前指于8日赶到巴塘草原，8、9两日，按骑支、师前指和一五四团的序列向西南继续前进。
五十二师主力于7日开始渡江，12日渡江完毕。渡江后，一五五团在右，向生达、昌都攻击前进；一五六团（欠一个营）、军炮兵营在左，沿玉曲、都兰多之线，直取昌都。师指沿一五六团路线跟进。一五五团先头部队前进途中，获悉牙夏松多藏军和民兵驻防，即向牙夏松多奔袭，毙伤和俘虏藏军10余人，余部溃散西逃。
担负正面进攻任务的军侦察、工兵两营及第五十四师炮兵连，于6日黄昏后从德格向金沙江边开进。开进中，指战员除背负武器装备和粮食外，两个人抬一只牛皮船，60人抬一条木船，乘夜暗急行几十里路，凌晨三点到达金沙江边。7日拂晓，侦察营担任突击的第一连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渡江，向对岸岗拖藏军第十团一部发起攻击。藏军居高临下，顽强坚守。侦察营一连副连长沈景义带领突击排冲在前面，所乘的牛皮船被藏军机枪打了几个洞，不断下沉。船上8人有6人受伤1人牺牲。沈景义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按着船底漏洞，鼓励战土们“坚决打到西岸去”。大家临危不惧，齐心协力把船划到岸边，迅速攻占了滩头独立家屋，在炮兵掩护下，坚守了滩头阵地。后续分队强渡时，遭到藏军密集火力封锁，强渡受阻。8日凌晨，经严密组织，强渡成功，迅速攻占岗拖，毙伤和俘虏藏军30余人。驻同普的藏军第十团百余人闻迅向江达方向逃窜。此次渡江作战，参战部队牺牲 26人（其中淹亡 15人）、负伤10人。
由苗丕一指挥的五十三师一五七团主力，于7、8日自巴塘以北偷渡金沙江直取宁静。该团第三营于9 日零时在竹巴笼渡口经过激烈战斗，强渡成功，毙伤和俘虏当面藏军第九团一个连。11日，当一五七团部队进至宁静（现芒康县）附近的古雪（古树村）时，藏军第九团代本德格格桑旺堆见败局已定，经与部属和官员、头人等商议，遂偕一营长主动前来接洽和解，受到一五七团政委冉宪生的热情接待。苗丕一将格桑旺堆谋求和解的情况上后，西南军区于12日复电，给予起义名义，予以优待。12日，格桑旺堆引导一五七团进入宁静，同时，向西南军政委会刘伯承主席并并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18日，刘伯承主席复电慰勉。在昌都战役之前，格桑旺堆收到过南路先遣部队的各种有关政策的宣传品以及平措旺阶、夏克刀登寄去的劝和信件，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有所了解。当解放军逼近宁静时，他想“还不如谈判议和，于公于私都有益”，于是，毅然采取了站到人民一边来的正义行动。藏军第九团的起义，对昌都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战役发起后第五天，十八军前指张国华、李觉根据藏军与各路进攻部队一经接触、稍事抵抗即行溃逃的情况，判断藏军有全线撤退的可能，不会固守昌都，遂于11日电令各部迅速前进，特别电令骑兵支队和一五四团兼程前进，务必完成战役迂回包围任务，务必切断藏军退路。
此时，各路部队已进入战役纵深地区，不断越高山涉激流，越走越艰险。为达成战役目的，完成作战任务，各部强化了行军的政治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充分发挥干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以及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军指“迅速前进”、“兼程前进”命令的实现。
五十二师决心以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协同歼灭位于生达的藏军第三团。两团兼程前进，其先头营分别于13日晚、14日中午抵生达，尚未对藏军形成包围，牟霞代本便率部西逃。一五六团立即经玉曲卡向昌都急迫。16日下午在小乌拉追上藏军第三团后尾。藏军见势后撤。经生达、小乌拉两次战斗后，师主力分路继续向昌都急进。
担任战役大迂回的一五四团和青海骑兵支队进至青海囊谦后，根据师前指的具体部署，分内外两翼前进。由于大迂回路程远，从玉树巴塘草原起，即以每日50至60公里的速度急进。走内翼的一五四团，在穿越近百公里荒无人烟的巴塘草原时，天气异常，刚刚还是阳光灿烂，忽而突降骤雨冰雹，风雨过后又是漫天大雪，无论行军宿营都非常艰苦。14日夜，该团被大风雪和冰雹阻于囊谦寺以南高山上，干部战士和衣而眠。15日晨，整个部队已被大雪覆盖着看不到人。红军长征时留在邓柯、此次又穿上军装的老战士周大兴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长眠在雪山上。大迂回部队在体力极度下降的情况下，日夜兼程前进，徒涉了 20多条刺骨的冰河，经连续 11天的强行军，于17日夺取了西藏类乌齐西北的甲桑卡铁索桥，控制了前进的要冲。走外翼的骑兵支队在行进中，顶着暴风雪，翻越海拔5200米的永嘎拉山和海拔5400米的磨格日峰时，山高缺氧，人马呼吸困难，指战员们既要照顾马匹，又互相搀扶前进，十分艰难地通过了这两座大雪山。山上多处积雪半人深，有些地段需爬行通过。经5天兼程前进，骑支先头二连于13日 5时占领知牙桥，越过昂曲河，16日拂晓攻占则美，17日夺取了昌都以西要地类乌齐，毙伤和俘虏藏军第七团的一个连60余人。
侦察、工兵营强渡金沙江后，奋勇追击从同普西逃之藏军第十团。16日晚，从藏族群众中获悉“前面就有很多藏军，牛马千多头”的情况，苏桐卿、王达选立即率部连夜兼程前进15公里，在觉雍以西的拉者山口发现了藏军宿营地，迅速将藏军第三团噶炯娃部及第十团一部约200人包围，激战1小时，毙伤藏军23人，俘虏88人，缴获步枪193支、机枪2挺、乘马233匹、牦牛152头，以及粮食等一批物资。攻击分队伤亡27人。战斗结束后，立即向昌都追击前进。
当人民解放军10月 7日发起战役之后，西藏地方政府昌都总管府的官员尚不知道情况。直至11日宁静等地解放、岗拖告急，各地逃回昌都的藏军带来战败的消息，才使总管府极为震惊。阿沛连日发电向噶厦告军情，急切等待回复。拉萨的噶伦们到12日虽知道昌都已经发生战事，但他们不相信局势会那样严重，仍然在林卡里吃喝玩乐，迟迟不予回复。这使阿沛等“文武官员曾为等待政府之命令而（承受）日夜焦虑之苦”。17日，阿沛得知藏军第三、第十两个团在觉雍遭到重创的情后，总管府已是一片混乱，遂召集“在昌都之所有官员，就投降还是后撤的问题认真商讨，大家一致同意后撤。”噶厦亦下达准其撤退的命令。18日凌晨，阿沛率驻守及撤到昌都的藏军两千余人向西撤退。“当时类乌齐一带已失守，拉贡、恩达已被汉军占领，我们被包围无路可逃，只好撤回朱古寺，第三、第十团逃散官兵和第八团会合，与我主从官员合一处，大家犹如油尽之灯，陷入绝境，于是不分公私武器弹药，全部交出。”
当战役正面攻击部队在16日奔袭觉雍，战役迂回部队17日攻占类乌齐、甲桑卡后，五十二师吴忠等判断：藏军可能放弃昌都西逃，遂令青海骑兵支队务于18日、一五四团务于20日前抢占恩达，截断藏军西逃退路，其余各部一“不惜一切穷追歼灭之”。军指时刻关注着战役的发展，当得到第五十二师的电后，张国华、李觉立即摘转通令各部：“上述部署完全正确，各团务必坚决达成此部署。”同时指出，北路各部完成部署后，昌都藏军可能向邦达方向溃退，责令“苗（丕一）应督促冉（宪生）柴（洪泉）率之两营加大行程，速向邦达急进”。
各部队坚决执行命令。南线部队在占领宁静后，一五七团政委冉宪生和副团长柴洪泉率两个营已于15日自宁静出发，接军指电令后，即兼程向邦达急进。青海骑兵支队在连续不断的强行军中，战马倒毙、累垮近三分之二，多数骑兵成了“步兵”；他们以马匹状况较好的第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为前卫，连夜奔驰疾进，余部边行军边整顿，简装急进，于18日晨按时占领恩达。一五四团不顾部队连日强行军和连续战斗的极度疲劳，在甲桑卡稍事休息后，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率领部队于17日晚以 36小时的连续强行军，于19日凌晨进到类乌齐，按时于20日进抵恩达，与骑支共同完成了断敌退路的任务，奠定了战役全胜的基础。连续不断地强行军，是对部队战斗力和指战员意志的极大考验，许多人都是横下一条心，咬紧牙关，尽可能坚持着走，不管有多少人掉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就是胜利。一五四团九连排长余丙祥、三营机枪连上士郑伯锋在行军中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帮助他人，有突出表现，均荣立战功。
吴忠率领的五十二师主力向昌都追击前进。一五六团两个营从16日起，已断粮四天，忍痛杀掉随行驮运物资的少量牦牛、马匹食用，又向藏胞购买了圆根（蔓箐）充饥，兼程三 日，于 19日 20时进入昌都市区，俘昌都总管府军政人员200余名。当日 24时，军侦察营进入昌都，获悉昌都总管已率部西逃，立即向昌都西南方向追击。一五五团以一天半时间翻越三座高山，强行军90公里，19日晚进至昌都北郊。
战役南翼的云南参战部队在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指挥下，由团长高建兴率领的第一二六团一营，于10月4日沿怒江北上，5日进至扎那，受到西藏地方民兵武装的阻击。6日凌晨发起攻击，俘民兵大队长（相当于营长）那恩以下13名。此次战斗，第二连六班班长魏殿堂带领全班乘夜摸到敌后，断敌退路，并奋勇追击，冲在最前面，活捉那恩，荣获“战斗英雄”称号。由团政委成泽民率领的第二营进至梅里雪山脚下。两个营均向碧土急进。8日，第一营经过90公里的急行军，以突然行动攻占碧土，俘左贡宗本（相当于县长）兼民兵总指挥多东几司以下395人，缴获各种枪150支。10月 4日，第二营开始翻越海拔6000多米的梅里雪山，歼灭了在该雪山北侧阻击解放军的民兵；经过艰苦跋涉，于10日抵达碧土，与第一营会合。随后第一营与由政治处主任武健率领的第一二五团三营相配合，于12日进占盐井。驻该地的藏军第九团一个连仓皇北逃，百余民兵就地溃散。经过第一二五团三营宣传解释政策后，群众叫回了逃散的民兵80余人。云南参战部队的作战行动，策应了昌都方向的作战。19日解放昌都后，西南军区即令该部除留一二六团一营于门工、三营九连于盐井外，其余均撤回云南德钦、中甸地区休整，以减轻供应上的困难。
20日，昌都城防司令部宣告成立，贴出安民布告。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很快就使昌都藏族群众由陌生、害怕而变为接近、支持。市区藏、回、汉族群众热情迎接解放军，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有的群众将逃散藏军连人带枪送交解放军。昌都解放后的几天内，送交枪支达300多支。未逃走的昌都总管府军政官员和士兵500余人携械到城防司令部到。昌都城区商贸活动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群众生活安定。
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昌都总管府直属人员及藏军大部，退到离昌都西南约20公里处的朱古寺后，同身边几个官员商议，决定派出两批官员分路寻找解放军接洽联系。
青海骑兵支队占领恩达后，19日分两路向昌都方向搜索前进，迎击昌都西逃藏军。担任骑兵支队先头连的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于20日凌晨到达拉贡山口时，发现了藏军仓促逃跑中遗留的3门山炮。10时许，该连抵仁达，排长李茂兴告有两名藏军前来投诚。该连指导员明宝金立即查明是阿沛派出的代表。这两人（后查明系僧官藏巴拉和俗官基甲扎西多吉）说，“阿沛准备同解放军谈判。”明宝金与连长夏怀道决定，“由这两个官员带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朱古寺，”一面查明藏军位置和阿沛部动向，一面设法牵住藏军不使其西逃。20日12时，骑兵侦察连沿着仁达山谷到达朱古寺，部队占领阵地后，明宝金在两名藏族官员带领下见到了阿沛阿旺晋美。经过明宝金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和解放军对待放下武器的官兵的宽大政策，阿沛与官员协商后，遂下令总管府机关和藏军第三、第八、第十团以及其他各团和民兵一部共2700余人放下武器，并交出英籍务员福特。当日下午5时后，骑兵支队孙巩率70余人到达朱古寺，进一步落实阿沛部放下武器的具体事项。尔后，将藏军放下武器情况综合上了五十二师指挥所。21日上午，一五四团政委杨军率领第二营赶到朱古寺，按五十二师师指的电示，杨军政委与孙巩支队长共同处理了阿沛率部放下武器的有关事宜。为发给放下武器藏军返家路费，一五四团将携带的银币3050元和一部口粮送到朱古寺。该团因此曾一度断粮。至此，完全实现了聚歼藏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的战役意图。
23日，一五四团一营教导员王锡峰率领第三连在恩达西南执行封堵通向八宿和拉萨之道路时，发现向西逃窜的藏军一部，在藏族群众的帮助下，略经战斗，俘藏军225人，缴获步枪223支。随后又收容零散西逃藏军200余人。
昌都战役自10月6日发起，至 24日结束，历时19天，共计毙、伤、俘藏军4个团的全部、3个团各一部，加上硕达洛松（即硕般多、边坝、洛隆）地区之民兵，共5700余人；其中代本以上高级军官有第三代本牟霞和噶炯娃、第八代本恰日巴、第十代本夏江苏巴以及昌都总管府颇本霍尔康、噶仲崔科、金中和宁静宗本玛雅、波密曲宗宗本基甲、江达宗本南噶江村、军械总管理员玉噶等20余名高中级官员；俘获为昌都总管府服务的英国人福特、在九代本处的英国人布尔及印籍藏人2人。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其他长短枪3200余支、子弹5．8万发、电台2部、战马 2000匹等物资。人民解放军伤亡（包括渡江淹亡在内）共 114人。战役中争取了藏军第九团格桑旺堆代本率部起义。
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民族团结政策，部队在行军中一律不住民房，不进寺庙，在野外搭帐篷宿营；一些部队途中断粮，由营以上单位统一采购，不妄取群众一粒粮食、一头牛羊。一五五团一营行军到洞洞竹卡时断粮，吃倒毙的驮骡乘马的肉，绝不违犯政策纪律。在他们到达离昌都还有两天的向达贡巴时，炮连走错了路，副教导员张士英把他们找回来以后，看到七八个战士正在开会批评一个战士。二连的一个党小组长向张士英告说：三连一个战士挖了两个藏民地里的圆根吃，所以大家在批评他。那个受批评的战士向张士英告说：“我饿着肚子能行军打仗吗？”其他战土马上说：“大家不都是在饿着肚子打仗！”接着那个挖圆根的战士承认了错误。张士英没有批评他，马上拿出五个银元来买了一些圆根让战士们吃，20多个战士分着吃了。张士英又向被挖圆根的藏民道了歉。战士彭菊生在路上拾到一袋糌粑，够全班吃一个星期，但他忍饥在原处坐等失主，最终将这一袋糌粑还给了失主，此事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说解放军真正是“新汉人”。尽管部队指战员负重行军十分劳累，但绝无人支派“乌拉”差役。对解放军严格执行政策纪律的行动，藏族同胞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由衷地佩服。刚刚解放的昌都，人心安定，局面稳定。这种形势和政治影响不胫而走。附近尚未解放的洛隆、丁青、波密等地的土司、头人纷纷派代表前来欢迎解放军进驻。
10月23日，西南军区致电西藏工委、第十八军和第十四军，祝贺昌都地区解放及争取藏军第九团起义的重大胜利。
藏族群众大力支援
藏族人民的支援，是昌都战役胜利的重要保证。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康地区之后，藏族同胞强烈要求解放军解放西藏。部队通过大量的统战工作和影响群众工作，很快赢得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拥护。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援解放昌都。康北地区的邓柯、石渠、德格、白玉、甘孜等地藏族群众踊跃投入支前工作。邓柯的一个粮草供应站在20天中就供应部队25.5万公斤柴草和马料；石渠的藏族同胞很快集中了运粮的皮口袋2500条；德格竹庆地区20天内集中马草3．5万公斤、干柴5万公斤，保证了过往部队需要。为确保渡过金沙江后的物资运输，在战役发起的前夕，张国华、刘振国等亲赴玉隆，再次会见夏克刀登，刘振国后又专程前往德格会见降央白姆。昌都战役开始后，夏克刀登和降央白姆在所管辖地区分别从甘孜至邓柯、甘孜至德格的运输线上，先后出动了十万头牦牛运输支前。石渠县副县长罗布顿珠用自己的40头牦牛参加运输，还把劳务所得的一部分作为支援费用。德格县龚垭村藏族妇女曲美巴珍用自己的两头牦牛、一匹马，在120公里的运输线上，一直往返驮运物资；雨雪天，她用自己的衣服盖住驮子，保护运输物资。她与男子一起参加担架队，赶夜路抬运解放军伤员，双脚磨破，鲜血浸染藏靴，仍然坚持前进。战后，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授予她“支前模范，藏族之光”的锦旗。康南理塘、巴塘一线的藏族群众也大力支援运输，保证了南线部队的供应。
昌都地区的藏族同胞对解放西藏、支援解放军抱有很高的热情。战前，金沙江西岸的许多藏族群众就祈祷：“天菩萨派来拯救百姓的解放军，快过江来吧！”。人民解放军进入昌都地区后，以文明之师的形象同藏族人民见好了面。不少藏族同胞从害怕、躲藏到热情欢迎和帮助解放军。10月 16日，一五五团三营到达扎曲河边的洞洞竹卡时，下游突然来了五名骑马的藏胞，他们中间为首的叫作次成，是昌都地区一个百户头人（甲本）。随队行动的五十二师政治部宣教科长魏克与次成作了亲切交谈，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军队纪律。次成愤怒地控诉了藏军云集昌都以后横征暴敛抢夺奸淫的罪行，以及福特残害他哥哥的仇恨。他们实在活不下去了，听说金珠玛米（解放军）来到甘孜，又听说过了金沙江，高兴极了。昌都百姓天天盼，终于盼来了解放军，所以他们冒着被砍头的危险，赶来迎接。甲本次成诚恳地表示拥护解放军，带着村民把仅有的圆根和糌粑摆在路上，迎接部队。最后解放军用银元买下了他们的耀粑和圆根。藏族同胞异口同声地称赞：“金珠玛米亚姆（好），亚姆！”另有一批藏胞，从达马拉欢迎由德格、江达方向赶来昌都的解放军。
昌都战役结束后，按照原定部署，除留五十二师及军炮兵营于昌都地区外，其余部队均后撤以解决补给困难。五十三师前指 率一五七团返回康南之巴塘；军侦察、工兵两营及五十四师炮兵连返回甘孜；青海骑兵支队返玉树（该支队原拟于次年自玉树出黑河，配合十八军部队进藏，后因情况变化，未实施），一二六团三营（欠留驻盐井之九连）、一二五团三营返回云南之德钦、维西。九连在盐井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影响群众工作，在上下盐井还建立了两座小学。十八军留昌都地区部队的部署是：五十二师师部及军炮兵营驻昌都，一五四团暂驻恩达、类乌齐地区，一五五团驻日通附近地区，一五六团（欠第二营）驻江达。部队在这些地区休整越冬，准备第二年继续向拉萨进军。
昌都战役是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役。有利的政治、军事形势和较好的物质条件，为昌都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昌都战役是一场政治军事仗。以战促和的方针，要求战役指挥与作战行动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央与西藏地方、国内与国外、政治与军事诸方面的关系。昌都一役，消灭了西藏地方政府藏军的主力，促使阿沛阿旺晋美率部放下武器，争取了藏军第九团起义，震撼了西藏统治集团。昌都战区环境极其艰苦，后方补给十分困难．财政开支巨大等情况，又给战役的运筹谋划和组织指挥带来许多特殊问题。虽然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不大，战斗也不很激烈，但作战准备持续时间之长，作战地区之广，战区地形之复杂和作战行动之艰巨，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些问题的解决集中表现出部队的坚定灵活，无坚不摧，坚强忍耐，特别能吃大苦、耐大劳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高度组织纪律观念。昌都战役圆满实现了预定的战役目的，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一页。刘少奇曾赞誉说：“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
第六节 西藏局部叛乱加剧和中央的方针
实行“六年不改”及地方、军队大收缩后，西藏多数上层人土对改革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得以缓和，昌都地区出现的局部叛乱活动有所收敛。但是，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永远保持其封建农奴制度，采取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欢迎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以争取时间；一面继续进行破坏祖国统一，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他们与国外反华势力及邻省藏区窜逃来西藏的武装叛乱分子进一步勾结，互相利用，加紧策划西藏地区全面的武装叛乱。
“四水六岗”和“卫教军”的出现
1957年4月，四川藏区叛乱的首领之一的恩珠仓贡布扎西在西藏地方政府唆使下，着手将各地分散的叛乱骨干分子纠集在一起，准备展开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4月21日，恩珠仓贡布扎西在拉萨召集各地逃来的叛乱骨干分子，酝酿筹组以实现“西藏独立”为目的的反动组织“四水六岗”（藏语“曲细岗珠”）。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和夏苏居美多吉到场表态给予支持。5月 20日，“四水六岗”宣告成立，并决定以给达赖献“金宝座”为由，用募捐方式筹措资金，并通过这一活动，将邻省藏区的反动上层及窜来西藏的武装叛乱分子和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串连起来。7月4日，恩珠仓贡布扎西在拉萨纠集了西藏以及甘、青、川、滇藏区叛乱分子千余人，以“四水六岗”名义，在罗布林卡向达赖敬献“金宝座”，并向达赖呈递“告书”，请求达赖统管整个“四水六岗”地区，让这些地区也像西藏一样实行“六年不改”，进而“永远不改”。达赖接受了“金宝座”及金灯、银碗等物，并向参加献礼仪式的甘、青、川、滇藏区五百名代表挂了哈达。噶厦以达赖的名义向参加仪式的叛乱分子回送了礼品。
1957年，以夏格巴、嘉乐顿珠为首的蛰伏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幸福事业会”，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他们加紧同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秘密联系，发展反动组织成员，搜集藏族上层人士的政治情况，刺探解放军情。他们还将在国外出版的反动刊物《西藏镜》偷运入境，在西藏各地散发，鼓噪“西藏独立”，叫嚣“所有吃糌粑的人团结起来”，“把汉人赶出西藏”。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纵容这些反动分子的罪恶活动，使噶伦堡进一步成了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在国外活动的重要基地。
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支持下，“四水六岗”于8月公开提出“保卫宗教”、“西藏独立”、“政教永存”等反动纲领和口号。西藏地方政府下令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和西藏各宗谿支持“四水六岗”。经过秘密酝酿，“四水六岗”的头目与藏军及三大寺代表聚会，议定将所有的叛乱武装统一于“四水六岗”的组织之内，分别承担各地发动叛乱的任务。
1957年底，噶厦背着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中央代表，擅自调整了西藏行政区划，大量调换官员，委任了一批反动分子担任宗本、基巧，为判乱做组织准备。
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一开始就得到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华势力的支持，
1957年春，美国中央情局与嘉乐顿珠、当才、夏格巴等人秘密勾结，从恩珠仓叛乱队伍骨干中挑选6名四川理塘的青年，送到西太平洋塞班岛的美国一军事基地接受特工训练，学习跳伞、使用通讯设备、收集情和编写告，学习游击战术以及使用从步枪到60毫米迫击炮、57毫米无后座力炮的射击技能。在美国的当才和一位蒙古喇嘛担任顾问和翻译工作。此时，美国直接插手西藏的叛乱主要是帮助训练特工人员和提供武器装备。除塞班岛外，还在美国本土科罗拉多州高海拔地区的海尔营地分批训练了康巴“游击队员”170人，以备长期在西藏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成为西藏叛乱的一支别动队。
1958年春，在噶厦的支持与策划下，甘肃、青海藏族部分地区也发生了武装叛乱。四川藏区的叛乱在继续扩大。人民解放军依靠当地群众，积极平息这些地区的叛乱。叛乱武装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后，纷纷流窜到西藏拉萨地区，人数达5000余人。其中从康区窜来的叛乱武装是主力，主要分为四大派系：一是以夏格仓朗加多吉为首的四川德格、邓柯地区的叛乱分子；二是以恩珠仓贡布扎西为首的四川理塘、乡城地区的叛乱分子；三是芒左桑松系统，主要成员是昌都地区南部宁静、左贡、桑昂曲宗（察隅）及四川义敦县的叛乱分子；四是直乌康巴系统，主要成员是以甘孜大金寺的吉索及甘孜县县长贡噶江村为首的四川甘孜、道孚、炉霍等地的叛乱分子。此外还有从甘、青两省窜来的叛乱武装。他们在噶厦的指使下，由“四水六岗”统一组织指挥，秘密策动扩大整个西藏的武装叛乱活动。1957年底，美国中央情局利用外国人驾驶B—17飞机，将经过特工训练的理塘阿塔和洛孜二人空投到山南的桑日宗境内。这两人携带电台潜入拉萨，与恩珠仓贡布扎西取得联系。1958年1月，由恩珠仓引见，在罗布林卡同达赖的副宫长帕拉土登维登进行密谈。帕拉通过他们给美国政府传递信息，要求美国对“西藏独立”事业给予“支持和援助”。
1958年6月 15日，恩珠仓贡布扎西带着空投的两名藏籍美国特务和拉萨附近的部分叛乱武装，离开拉萨到山南地区的哲古宗（现属措美县），会合四川藏区经印度、锡金从亚东入境的一批叛乱分子，建立叛乱武装“根据地”。6月24日，恩珠仓召开有27股叛乱武装的大小首领参加的会议，成立所谓“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以下简称“卫教军”），作为“四水六岗”指挥下的武装部队，数量达3000人之多。“卫教军”由恩珠仓贡布扎西任司令，甲马仓桑培、夏格仓朗加多吉、桑都仓洛年扎等任副司令。叛乱武装总部通过美国特工阿塔、洛孜与美国中央情局建立了无线电通讯联系，并将“卫教军”成立的情况拍成影片带到国外交给美国中央情局。不久，中央情局就向叛乱武装三次空投军火、物资，还经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控制区从陆路运送260驮武器装备入藏。这样，山南地区就成为西藏叛乱武装的巢穴和根据地。
1958年5、6月，在拉萨的川、青、滇、甘等地叛乱分子相继离开拉萨，向当雄、黑河、日喀则等地区流窜，胁迫群众参叛，扩大叛乱武装队伍。
西藏地方政府对叛乱武装一直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噶厦多次下令，要求各地积极为叛乱武装筹措粮秣，还在山南地区打开拉康、多宗等地的粮仓，给叛乱分子发放粮食，打开军械库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弹药，并听任其征收粮草，胁迫群众参加叛乱。藏军也以“成伙携枪逃跑”为借口，选派机枪手、号兵去山南，协助训练叛乱武装和直接参加叛乱活动。仅藏军第二团就以“逃跑”借口向叛乱武装输送了258人，充实“卫教军”。三大寺也允诺选派僧人参加“卫教军”。
随着川、青、甘、滇和西藏局部地区武装叛乱的发生和发展，噶厦也暗地扩充藏军。1956年下半年，藏军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各增加250多人。1957年，第一、二、三、四团又各增加200多人。1958年，第五团又增加250多人。三年中总计新增藏军约2000人，比和平解放西藏后的1952年藏军实力增加了一倍。同时，大力改善藏军武器装备。这几个藏军的团共计增加山炮8门、迫击炮16门、掷弹筒22具、重机枪5挺、轻机枪124挺、冲锋枪 298支、步枪 625支。这是西藏地方政府为全面武装叛乱进行的军事力量准备。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局部叛乱的对策
针对西藏全区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军区：本着加强民族团结的精神，对西藏当权的上层人士进行教育、争取，警告他们搞武装叛乱是对国家、对西藏、对人民的犯罪，要求他们认真负责地维持西藏地方治安，制止叛乱。还要求达赖责成噶厦切实负起西藏地区平息叛乱的责任。但是，西藏地方政府阳奉阴违，虚与应付。他们表面上承认叛乱是错误的，并于1958年7月 2日先后向各基巧、宗、谿发布命令，给恩珠仓为首的叛乱武装发出信函，在拉萨市区张贴布告，明令“停止聚众集结之违法活动”；另一方面却暗中大力支持叛乱武装活动，给叛乱武装补充人员、武器，鼓励叛乱，企图以叛乱武装力量作为对抗中央的资本。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就西藏反动分子在印度活动的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交涉。1958年7月 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要求印度政府取缔在噶伦堡的美蒋特务和当地的特务以及西藏反动分子对西藏的颠覆活动。照会指出：逃亡到中国境外的西藏反动分子中，最主要的有嘉乐顿珠、夏格巴、洛桑坚赞、当才活佛、阿乐群则、鲁康娃等人。他们同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分子以及噶伦堡的当地的特务分子相勾结，经常在噶伦堡和噶伦堡以外的其他印度城市集会，策划对于西藏的破坏活动。他们不断向西藏派遣特务和破坏分子，同潜伏在西藏内部的反动分子取得联系。为了准备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他们曾经为此偷运武器、弹药进入西藏。照会最后说：中国政府深信，印度政府将本着它一贯地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政策，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
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批转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告》的批语中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鉴于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全面叛乱，中共中央于7月 14日指示西藏工委：“你们应当对噶伦们表示严正的态度，告诉他们，他们对西藏地区的反动分子和从江东逃入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反动分子和叛乱分子，由于噶厦的纵容，认为有所恃而企图在西藏地区发动叛乱，把西藏地区搞烂，把达赖喇嘛和其他领导人员拖下水。西藏地区的反动分子，一方面与噶伦堡的叛国分子和江东的叛乱分子勾结一气，另一方面假借西藏地方政府的不明不白的纵容态度以为掩护，正在进行种种叛乱准备。他们的阴谋如果实现，那是同西藏地方政府这种不明不白的态度，实际上是纵容的态度分不开的。中央对于藏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一向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而对于西藏地区，更把和平改革推迟到好几年以后。但是藏族的反动分子却是根本不要改革，永远不要改革”。“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坚决实行武装平息叛乱，同时根据藏族劳动人民的志愿，积极帮助他们进行解放自己的斗争”。
7月 18日，张经武、张国华到罗布林卡会见达赖喇嘛，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精神。达赖听后当即表示一定指示噶厦制止叛乱活动。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无视中央的严正警告，变本加厉地支持叛乱活动。他们派出与康巴叛乱武装有密切联系的重要官员孜本朗赛林班觉晋美，前往山南“卫教军”总部送去要叛乱武装停止活动的所谓“最后通碟”，但实际上并未采取任何制止叛乱的措施；而朗赛林班觉晋美随即留在叛乱武装总部，担任了“卫教军”副司令，为叛乱武装出谋划策。
在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统治集团的纵容支持下，叛乱武装于1958年7月21日在墨竹工卡宗格桑村以西的争莫寺，伏击解放军汽车团一辆运木料的汽车。这是在噶厦管辖区内武装叛乱行动的开始，是把西藏边远地区局部的武装叛乱扩展到西藏腹心地区的严重步骤。此后，叛乱武装多次围攻西藏各地党政机关，在主要公路干线上伏击解放军车队，攻打养路道班，抢劫运输物资。在昌都，武装叛乱扩展到大部分地区。
这些叛乱分子，披着民族和宗教外衣，打起“卫教军”的旗号，欺骗和强迫群众参加叛乱，干尽了烧杀奸淫、掠夺财物、残害藏民群众、迫害爱国进步人士、亵渎佛教的勾当，甚至寺庙僧尼也难幸免。盘踞在浪卡子宗的叛乱头目在宗本的协同下，先是对桑顶寺不断进行骚扰打劫，由恩珠仓贡布扎西写信进行威胁，后于1959年4月将该寺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劫持去印度。亚东东噶寺管家因抗拒叛乱分子抢劫，惨遭杀害。“卫教军”到岗巴宗，杀害了班禅堪厅派驻该地的宗本。在墨竹工卡县章多村有三个无辜群众被叛乱分子杀害，五人被砍伤。全县有84户群众被叛乱分子洗劫一空，连敬神的灯油、灯盏也被抢走。嘉黎县阿扎寺活佛及其管家叛乱后，不顾僧俗群众反对，劫走寺内金银珠宝。山南乃东宗的凯松朗卡是个仅有59户农奴的村庄。“卫教军”对这个村庄蹂躏达10个月之久。他们在村里设了个粮站，谿卡的农牧民家家被劫，共搜刮青棵1000多公斤，吃光了大部分面粉、清油和全部马草，牵走了所有较好的骡马，把村庄搞得一片凄凉。叛乱分子在乃东宗昌珠村奸污了绝大部分妇女。乃东宗一个名叫东达八扎的商人因不肯参加叛乱，被叛乱分子抓起来，他们杀死东达八扎，并强奸了他的妻子。乃东宗裁缝平措因大女儿德瑞仁珍参加革命工作，被叛乱分子剖腹掏心致死。穷结、白地、浪卡子等地屡屡发生叛乱分子强奸尼姑事件。那曲养护段纪路通林场的工人（原巴青宗牧民）布德因替养护段送信而被索宗绒布寺的叛乱首领剜去双目。叛乱分子残害人民的罪行，馨竹难书。
叛乱分子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广大僧俗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他们愤怒地谴责说：这哪里是“卫教军”，简直是“毁教军”。很多群众暗地里向各地党政机关和解放军控诉叛乱分子的罪行。有的群众主动为部队带路，对围攻党政机关的叛乱分子进行反击。浪卡子的岭溪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抵抗叛乱分子的抢劫。
叛乱分子的暴行，在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中也有不少记载。据噶厦统计，截至1958年8月，噶厦共收到被害群众的告状案件70多起。一些地方官员也上书反映叛乱武装横行乡里的情况。山南的贡噶宗宗本给噶厦的告中说：“本月 28日从扎堆及羊卓地方来了200名康巴骑兵，强迫我们给准备住房、草料及用品等，为数甚大。”“百姓在受他们之苦。”
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工委、军区在对上层集团继续进行耐心教育和争取工作的同时，本着自卫原则，不得不使用部分兵力，平息直接威胁到“点”、“线”安全的局部叛乱。
7月24日，工委、军区就汽车团运输车辆遭受伏击一事向中央军委告出：“目前如不予以有力打击，此种情况将会继续发生，并会助长敌人的气焰”。告建议，对拉萨至林芝一线在查明情况后，以适当兵力进行打击。28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8月2日至17日，军区以驻拉萨之第一五五、第一五九团各一部兵力，对窜入拉萨至林芝公路两侧10公里以内的叛乱武装进行了清剿。这是军区部队在噶厦管辖范围内首次对叛乱武装采取的军事行动。由于叛乱武装迅速逃离公路线10公里以外，部队按规定未予追击。
广大官兵对叛乱武装残害人民群众的罪行极为愤慨，纷纷要求上级批准予坚决打击。但也发生了个别不坚定分子的叛逃事件。一五五团司令部炮兵主任（股长）姜华亭因与藏族妇女乱搞两性关系触犯军纪，在敌人诱逼下逃离部队，投入叛乱武装，背叛祖国。
8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京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谈话时，对西藏的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又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说：要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如果威胁交通，威胁你们，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
此时，“卫教军”基本组建就绪。恩珠仓贡布扎两派藏籍美国特务阿塔从山南返回印度，要求美国中央情局空投支援。美国随即向山南哲古一带空投了武器弹药，计有：轻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100支、手榴弹600枚、子弹近4万发。但他们认为这些武器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还想夺取更多的武器装备。8月12日，恩珠仓贡布扎西带领叛乱分子750余人、骡马近千匹，从山南哲古出发，在曲水以西之娘索渡口渡过雅鲁藏布江，北窜南木林宗。9月5日，该股叛乱武装进至甘丹青柯寺，取走噶厦军械库里的迫击炮6门、机枪10挺，冲锋枪17支、步枪340支、子弹10万发。15日，该股叛乱武装离开南木林宗企图取原路返回山南，于9月17日在乌郁宗（现南木林县乌郁乡）以东马所拉，伏击了西藏军区门诊部前往日喀则为部队体检的汽车，将16名医护人员全部残酷杀害。
对此，军区不得不给予坚决打击，遂令驻拉萨的两个团各抽出一部，对恩珠仓部进行堵截。9月20日，第一五五团一、三营、第一五九团三营在尼木宗阻击该股叛乱武装，毙、伤和俘虏一部，其主力折向东北逃窜。第一五五团二营跟踪尾追了14个昼夜，追得叛乱分子人困马乏。10月9日，叛乱武装窜至墨竹工卡东北的旦竹松多，企图跨越川藏公路，南渡雅鲁藏布江返回山南。军区以第一五五团、第一五九团、炮兵第三0八团各一部兵力，由军区参谋长王亢现地指挥，围歼这股叛乱武装。
王亢率领部队到达松多地区，在恩珠仓南窜必经之地根朗沟设伏。10日，叛乱武装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时，发现设伏部队，即展开战斗。其主力掉头向东北方向逃窜。第一五五团、第一五九团一营当即跟踪追击。13日，第一五五团在郭浪沟追上这股叛乱武装。第一营教导员王汉亭迅速指挥二、三连从左右两翼展开进攻，第三营营长杜效模亲自用重机枪向敌群射击，无后座力炮、迫击炮同时猛烈开火，当即毙、伤和俘虏一部。叛首恩珠仓贡布扎西负重伤。这次战斗，共歼灭叛乱分子40余人。恩珠仓率残部向东逃窜，于10月27日到达边坝。
经过尼木、根朗沟、郭朗沟等几次平叛战斗，共毙、伤和俘虏叛乱武装分子50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长短枪253支。解放军阵亡官兵134名、负伤111名。通过平叛，军区初步摸索了对叛乱武装作战的特点，锻炼了部队，积累了初步经验。
在前藏地区打击叛乱武装的同时，昌都警备区在昌部南部地区也进行了局部平叛作战。
7月23日，昌都地区部队第一五七团、一五三团、一五六团、一五八团各一部，在警备区参谋长赵衍祥的指挥下，配合云南丽江军分区副司令员余辅坤所率边防部队，歼灭了从云南迪庆藏族地区窜入的桑树林、吉如松、董小狗部叛乱武装，支援了滇西北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9月20日至12月5日，由昌都警备区副司令员杨永恩指挥的警备区13个连的部队，在成都军区一个营的配合下，对宁静地区普巴本部展开围剿，经过数十次战斗，毙伤俘其大部，缴枪1100支，使昌南地区的局势得以暂时稳定。漏歼的叛首普巴本于第二年被击毙。
这几次局部的小规模平叛战斗，对保点保线起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遏止住正在发展的叛乱势头。
10月 11日，中共中央在分析西藏全区的形势后指出；“西藏和昌都地区的形势，有由局部性叛乱发展成全面性叛乱的可能，也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像现在这样只是存在局部性叛乱的可能”。“但无论形势怎样发展。我们都必须在政治和军事各方面作充分的准备，以便在局部性叛乱发展成为全面性的叛乱时，坚决平息叛乱，彻底解放西藏的劳动人民。”在当前只是局部叛乱的情况下，应如何使用部队主动去消灭叛乱武装的问题，“应当按照中央9月 10日指示的‘只在叛军直接威胁我军和主要交通线的时候才上马，而且要在有把握的时候才上马’的方针办事。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更主动，更有利于巩固自己的阵地和最后消灭敌人。”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某一工作点被叛乱武装围攻时，只是坚守，没有再组织部队对叛乱武装实施主动进剿。这样作虽然不能制止局部叛乱的继续与扩大，但在军事上却处于主动地位。叛乱武装对藏族人民的抢劫、迫害、奸淫烧杀，进一步激化了西藏社会的各种矛盾，使人民群众逐渐看清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帜进行欺骗的面目，剥掉了他们企图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的政治资本，进一步唤起了西藏人民长期被禁锢思想的觉醒。
武装叛乱规模逐步扩大升级
1958年秋冬，执迷不悟的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统治集团，继续加紧策划和煽动各地叛乱的步伐，叛乱武装的气焰更加嚣张。
10月22日，甲马仓桑培的叛乱武装 700余人攻击驻守泽当的山南地区工作队和驻军第一五五团九连。经过3日战斗，这股叛乱武装被九连击退。
12月18日，叛乱武装在贡噶伏击第一五五团三营营长杜效模率一个连护送山南工作队副书记张增文和向泽当运送物资的车队。次日，又在扎囊伏击第一五五团从泽当来接应该车队的分队。叛乱武装的这两次伏击均得逞。第一五五团遭受重大损失，牺牲了副团长殷春和、营长杜效模以及原山南分工委副部长沈凤楼等军队、地方干部、工作人员共93人，负伤35人。
西藏工委、军区总结近期叛乱武装行动特点，令各点部队保持高度戒备。驻拉萨和各地地方机关、企事业单位加强了必要的防卫措施，成立民兵组织，分别编成排、连、营、团，配备武器，构筑工事，储备粮弹，囤积柴草、饮水，随时准备进行自卫。
达赖喇嘛在中央代表和西藏工委负责人的多次提醒和劝导下，于1958年11月 2日在罗布林卡召集噶厦官员会议，就西藏地区发生的叛乱，讲述了中央对叛乱问题的方针以及噶厦应负的责任。达赖要求到会的全体噶伦、包括藏军马基在内的僧俗官员以及三大寺的全体堪布、堪苏等，拿出一个既能使中央谅解又能使康巴的叛乱武装（指“卫教军”）平息下去的办法，要求噶厦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负起平叛的责任。这次会议由于噶厦当权者漠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2月 17日，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军区政委谭冠三到罗布林卡会见达赖喇嘛，传达中央指示精神，肯定了达赖喇嘛要求噶厦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的做法是正确的，并传达了中央希望达赖于1959年春赴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当即向谭冠三表示，一定要去参加这次重要会议。
12月5日至 20日，噶厦在罗布林卡召开“仲孜会议”。依照惯例，噶伦是不参加“仲孜会议”的。可是，这次会议却在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的主持下，以传达达赖喇嘛的训示、研究平叛措施为名，实际上开成了一个组织动员全面武装叛乱的会议。分裂主义分子在会上狂噪：“为了宗教和民族，要与中央战斗到底”，坚决实现“西藏独立”。藏军代表发誓要为维护西藏政教制度而牺牲。索康公开反对达赖喇嘛去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做出决定：“要把达赖喇嘛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同他们（中央）战斗”。
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藏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这是中央如何对待西藏武装叛乱问题的一个重要批示。
进入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活动更加猖獗，已发展到对远离中心区的、驻军较少的波密、丁青、泽当等地工作点的大规模围攻。窜至边坝的叛乱首领恩珠仓贡布扎西于1958年11月初以后召集边坝、洛隆、硕般多、沙丁、八宿等几个宗的寺庙上层和头人开会，鼓噪“西藏自三世法王以来就是独立的”，“我们吃糌粑的人，要团结起来”。他还要求到会者人人宣誓，每一个宗出一二百人，由他带着去打解放军。
1959年1月4日拂晓，恩珠仓贡布扎西带着硕般多、边坝、洛隆等地被胁迫参加叛乱的人，以及波密地区松宗叛首蔡刀等部共计1600余人，突然向中共扎木中心县委发动攻击。中心县委副书记孟宪民带领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和第一五八团1个加强排共60人英勇奋战，连续击退叛乱武装的3次进攻，保卫了县委机关的安全，一直坚守战斗到1月 24日，第一五七团一、二营由昌都、第一五九团一营由拉萨前来增援而解围。恩珠仓贡布扎西率部窜入八宿，取走了95支步枪和50箱子弹，继续指挥叛乱。
在此同时，丁青头人、昌都解委会第一办事处科长呷日本率叛乱武装800余人，于1月 24日突然向了青中心县委和守备分队第一五八团二连发起攻击。中心县委副书记王正廷、李茂斋组织指挥二连和县委工作人员固守县委大院。呷日本迫使该地区所有大小头人全部叛乱，使叛乱武装迅速增至3000余人，将县委大院长期围困，并切断水源。围困历时90多天，直到4月中旬，昌都地区全面开始平叛后，叛乱武装才撤离。
扎木、丁青党政机关和驻军分队在敌众己寡的形势下顽强坚守，受到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通表扬。
1月25日，甲马仓桑培率 2000多名叛乱武装，再次围攻中共山南党的机关和驻军，并于 2月8日和 18日发起两次猛烈攻击。山南工作队负责人王运祥指挥机关工作人员和第一五五团三营击退了进攻的叛乱武装，社会部副部长赵克俭、财经部副部长王一平等汉、藏族干部以及解放军战士数十人光荣牺牲。但大家英勇战斗，顽强坚守泽当达74天之久。
这个时期，许多藏族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已经和共产党、解放军站在一起，肩并肩地同叛乱武装作斗争。在叛乱武装包围扎木中心县委的前夕，波密许木宗头人江村、普救寺代表扎西群培、活佛饶赛、民间艺人旺姆等人都搬进了县委大院，同解放军和地方干部职工一道参加了扎木保卫战。战前，群众纷纷前来县委信；战中，白玛扎西等人深入到叛乱武装巢穴，侦察情况；当叛乱武装以迫击炮轰击县委时，江村头人的家人举枪将该炮手击毙。“卫教军”包围泽当山南分工委驻地期间，爱国人士噶炯次仁顿珠一家四口与分工委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官兵生活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一直坚持到平叛大军来到泽当。叛乱武装围攻丁青时，当地党政机关藏汉族干部都拿起武器进行自卫，比如的千户、昌都解委会成员达珠本就一直住在丁青解委会院里。他给群众宣传：“叛乱是没有出路的”。叛乱武装进攻索宗时，机关人员和公路道班藏族职工都拿起武器，配合解放军作战。这些情况说明，经过八年深入地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影响群众工作，共产党、解放军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西藏人民之中，并预示着西藏的全面武装叛乱必然彻底失败。
2月初，拉萨传召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又在拉萨制造了一连串的挑衅事件。他们指使藏军在大街上绑架青藏公路管理局的两名汉族工人，由达赖姐夫、藏军第一团（即达赖警卫团）代本彭措扎西进行非法审讯，随即制造“汉人行刺达赖，凶手被当场抓获”的离奇谣言，蛊惑人心。传召的最后一天，他们取消了达赖对僧众讲经的惯例，并造谣说，贸易公司楼上架有机枪，正对着讲经台，要谋害达赖。藏军还企图对贸易公司进行搜查，蓄意制造紧张局势。在整个传召期间，分裂主义分子散发大量传单，反对《十七条协议》，叫嚣“西藏独立”，加紧制造全面叛乱的舆论。
从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到“六年不改”方针的实施，西藏进入了一个斗争更加复杂尖锐的时期。“六年不改”方针得到了西藏爱国人士的拥护，上层中的不安情绪有所缓和。但是，上层反动集团策动的叛乱活动正在不断扩大，并迅速波及广大农牧区。到1958年底，全区叛乱武装已发展到2.3万多人，仅拉萨市区的叛乱武装就有7000多人。市区居民家中，几乎都涌进了叛乱分子。叛乱分子控制了拉萨的制高点，在主要街口要道构筑工事，布置了岗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他们在西藏进行全面武装叛乱并取胜的时机已经到来。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民主革命中采取了温和、慎重和尽可能照顾上层利益的作法，但为了解放陷于水深火热的百万农奴，最终不能不触及到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反动的封建农奴主们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当他们还掌握着政权、军权，还可以打着宗教、民族旗帜欺骗人民的时候，最后的挣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为着永远保持其“美妙”的封建农奴社会制度，不惜孤注一掷，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第七章 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叛乱
1958年前后，西藏的局部叛乱逐步升级，严重威胁到西藏各族人民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对此，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及驻藏人民解放军一再采取忍让态度，并寄希望于西藏地方政府担负起平息事态、制止叛乱的责任。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反其道而行之，由暗中支持叛乱逐步演变为公开支持并亲自组织武装叛乱。1959年3月 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为了巩固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和西藏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率领驻藏和进藏部队与工作人员，在包括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在内的西藏人民的支持或参与下，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取得了平息叛乱的全面胜利，为民主改革的进行铺平了道路，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第一节 西藏发生全面武装叛乱，中央决定彻底平息叛乱
中央政府及西藏工委、驻藏人民解放军对西藏局部叛乱的一再升级所采取的忍让克制的态度，使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认为全面武装叛乱的时机已经成熟。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中央对达赖参加人代会高度重视，在此前多次通讨各种形式希望达赖按时参加会议，达赖亦曾表示前往参会。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害怕达赖再度赴京进一步靠近中央，将失去搞“西藏独立” 的旗子，因而一再阻挠达赖赴京开会。这时候，以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帕拉土登维登为首上层反动集团，决定加快叛乱的步伐，密谋先用“汉人危害达赖生命安全”、“汉人消灭宗教、杀害活佛”等谣言，力求造成达赖的恐惧而自动出走国外；如果不行则在拉萨搞起骚乱，利用共产党、解放军自卫的机会、枪炮声一响，即以“佛爷”的安全受到威胁为借口，强行将达赖弄出西藏。乘势宣布“西藏独立”。他们选择了达赖本人要求去军区看戏的机会，把蓄谋已久的罪恶行动付诸实施。
1959年2月7日（藏历土狗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西藏地方政府在布达拉宫举行一年一度的“破九跳神”宗教仪式。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和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应邀前往观看。他们在与达赖喇嘛交谈时，达赖主动提出：“听说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邓少东、郭锡兰当即表示欢迎，并且说：请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随时可以派文工团到罗布林卡演出专场。达赖说，演出要舞台和布景，在罗布林卡演出不方便，就在军区礼堂演，也顺便看看军区新建的大礼堂。事情说定后，邓少东、郭锡兰随即将达赖的这一意愿当面告诉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柳霞土登塔巴、夏苏居美多吉等几位噶伦以及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等人。3月1日，工委统战部副部长何祖荫和处长李佐民专程到罗布林卡询问达赖喇嘛，请他确定观看演出的具体时间、地点。达赖回答说：时间大体在藏历二月初一、初二、初三（即 3月 10、11、12日），具体可与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联系。
藏历一月底，拉萨传召大法会结束，达赖喇嘛也考完了“格西”。噶章于3月8日下午电话通知工委统战部，说达赖看文工团演出时间定为藏历二月一日下午(即3月 10日下午3时)。为此，军区做了迎接达赖观看演出的周密准备。第二天，李佐民到噶章处，将军区接待达赖喇嘛的礼节、仪式、节目内容等详细安排交给噶章，并做了说明。噶章表示同意这个计划。
3月9日，阿沛阿旺晋美获悉，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功德林扎萨、达赖近侍帕拉土登维登等人正阴谋策划挟持达赖逃走。此日傍晚，经过西藏地方政府和索康、柳霞、帕拉等反动分子精心策划的骚乱活动开始推行。首先让朗子辖墨本郭卡娃泽旺仁增向市民公开造谣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汉人准备在席上毒死达赖喇嘛，每家要派一个人去罗布林卡请愿，要求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赴宴”。对于虔诚信佛的藏族群众来说，危及达赖喇嘛人身安全的谣言，最能煽起他们的敌对情绪。这场蓄谋已久的计划由此开始付诸行动。
3月 10日上午，西藏军区大院打扫卫生，路面洒水，张挂彩旗，军区大礼堂为达赖安排了绒布软椅，准备了招待的茶点。文工团演员在后台忙着化妆，观看演出的藏汉族干部提前入座。谭冠三等负责人到场，等候迎接达赖喇嘛前来观看演出。
然而就在这时，拉萨街头谣言四起：“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已经准备好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大家要到罗布林卡去请愿，不能让达赖喇嘛去军区。”藏军警察代本（即第六代本）俊巴等人在街头驱使群众前往罗布林卡。一些从外地来的叛乱武装分子威胁说，达赖喇嘛要是去了军区，今天就要打仗。叛乱分子的这些谣言，搅得人心惶惶，商店纷纷关门，市民抢储食物和饮水。由于反动分子的造谣煽动，11时许，涌向罗布林卡的群众已有两千多人，其中混杂着携带枪支的叛乱分子二三百人。罗布林卡四周已被闹事的人群围了起来。上午，自治区筹委委员、藏族爱国人士堪穷索朗降措（帕巴拉活佛之兄）听到街上传出的谣言后，骑着自行车前去探询，在罗布林卡门前被叛乱分子用石块砸死。上午10时，军区副司令员、地方政府噶伦桑颇才旺仁增驱车前往罗布林卡，也在门前被打伤；因司机迅速调转车头开离现场，才幸免于难。下午，叛乱分子用马拖着索朗降措的尸体在市区游街示众，景象惨不忍睹。同时，叛乱分子胁迫千余名群众上街同他们一道“游行”，呼喊“西藏独立了！”“汉人滚出去！”等反动口号。几个领头的人骑着马，沿途撕毁宣传画，张贴反动标语，推倒交通岗亭，用石头投掷机关大门，袭击执勤战士和汉族工作人员。拉萨市区的社会秩序急剧恶化。
3月10日下午2时，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请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夏苏居美多吉来到军区，向谭冠三假惺惺地说：噶厦事先不知道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现在事态发展到使他们无法控制的地步，达赖喇嘛不能来看戏了。谭冠三听后非常气愤，当即严厉斥责索康等人：“几年来，达赖多次指示噶厦要执行中央的政策，维护民族团结，但噶厦一直违背达赖的指示，不执行达赖的指示，甚至使达赖连看戏的自由也没有”。“今天的事情，显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有计划制造的阴谋活动。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并且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安排确定的，现在你们竟说噶厦不知道，怎能使人相信！”谭冠三当面质问柳霞：“你也不知道这件事吗？”柳霞哑口无言。谭冠三严正指出，噶厦要负责保护达赖的安全，彻底追查制造事件的主谋者，惩办凶手，妥当处理死伤者的善后事宜。索康等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答应回去追查处理。
谭冠三同工委、军区其他领导人立即研究了拉萨急转直下的形势和处置意见，当即向中央和当时在内地的张经武、张国华作了告。中央复电同意谭冠三对索康等人的表态，指示向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广大群众大力宣传，揭露噶厦内反动分子的叛国阴谋。
索康等人从军区返回到罗布林卡后，在堪仲大喇嘛绒朗色土登诺桑、堪仲土登降央、孜本雪苦巴江央凯珠、扎萨凯墨索安旺堆等主持下，召开了有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堪布和叛乱武装头目等 100余人参加的所谓“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从今天起西藏独立了，西藏人民站起来与中央决裂，为西藏独立而战斗到底”；凡参加会议的人员均按班、排、连组织起来，准备战斗；在社会上对 18至 60岁的男人进行登记，凡适合作战的一律参加战斗。会上宣布，从11日起，在自治区筹委会工作的藏族官员不得再去办公。会议决定由孜本雪苦巴江央凯珠、堪穷达热、噶伦索康旺清格勒、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藏军副总司令洛珠格桑等人领导“西藏独立运动”。噶厦主要成员直接出面领导、主持这样的会议做出上述决定，表明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彻底背叛了祖国，背叛了西藏人民。至此，西藏的局部叛乱发展成为全面叛乱。
同日，“西藏人民代表会议”派出12名代表，前往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表示西藏已经正式“独立”，要求印度政府给予支持和保护。印度驻拉萨总领事蔡伯尔接见了这些代表，答应要转告其政府。下午，叛乱分子纠集近千名群众手持小白旗，绕八廓街游行，呼喊“西藏独立了”，“汉人滚出去”等反动口号。他们沿街张贴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名义发布的布告。当晚，西藏地方政府打开布达拉宫的武器库，公开向叛乱分子发放枪支和弹药。
就在这一天，指挥叛乱武装的总司令部成立，并推举功德林扎萨威色坚赞、洛珠格桑、孜本雪苦巴、堪穷格桑阿旺、堪穷达热、仁希夏格巴等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为叛乱武装的总领导。总部下设五个办事机构，分别负责管理人员、武器、粮秣、审讯、情况记载等。当晚，他们以保护达赖为名，命令三大寺武装喇嘛 1400多人进入市区；潜伏郊区的叛乱分子也趁夜暗进入市区集结；大批叛乱武装分子、武装僧人和康区叛乱武装骨干分子进入罗布林卡。整个拉萨的叛乱武装与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了临战状态。
根据中央对达赖本人仍应多方做争取工作的指示，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的名义，写信给达赖喇嘛。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表示愿意来军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谋挑拨给您造成很大的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0日
此信译成藏文后，由达赖喇嘛的侍读江措林活佛到罗布林卡亲自送给达赖。江措林在达旦颇章宫殿（达赖新宫）左边一间房子里，见到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坐在椅子上，双手扶着前额头，满脸愁容。江措林告了他去军区的情况，说谭政委带来一封信。达赖喇嘛看过信后，很忧虑地说，他们说是为了我的安全，实际上是危害我。显然达赖已失去行动自由。达赖问江措林能否去军区把他的处境谈一下。当江措林准备去军区反映达赖情况时，却被叛乱分子限制了他的活动，再也没能离开罗布林卡一步。
此时，经噶厦官员和所谓“西藏人民代表会议”以及三大寺堪布商议写成的与中央决裂的“西藏独立”意见书，呈送到达赖喇嘛面前。达赖看后指出：“10日发生的事情同所说西藏独立运动等，完全不符合我的愿望，根本是不行的。”达赖说他看不到他的安全有什么危险，但这种搞法反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危险。达赖还说，过去中央经常批评噶厦没有把事情办好，从来没有说过达赖没把某一件事情做好。现在如果在罗布林卡开会乱搞，会使中央误会成是他领导搞的。现在没有必要开会搞这些事，如一定要开会，也不许在罗布林卡内开。达赖明确表示：“你们搞的这些活动，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因而我绝不领导此种活动。”
达赖的这些指示传达到“人民会议”后，有的人认为达赖的指示正确，要认真考虑；有的人则认为“西藏独立运动”既已搞起来了，一不做二不休，绝对不能停止。
西藏地方政府掀起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后，从3月 11日开始，在军事上进行了全面部署；一部叛乱武装以保卫达赖为名进入罗布林卡，割裂了拉萨西郊与市区的联系；藏军主力第二团占领了药王山，控制了拉萨市制高点，居高临下，直接威胁着西藏工委和军区大院的安全；叛乱武装加紧在药王山及其以北至青藏公路管理局一线的公路两侧大量构筑工事，还修筑了炮兵阵地；三大寺的武装喇嘛进入布达拉宫，修建了不少地堡，堆放了大批沙袋；在拉萨市区内的大昭寺、小昭寺和一些贵族宅院设立据点。这样，就形成叛乱武装与驻市区的藏军各军营相互关联互相依托的态势，将驻拉萨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驻军、各企事业单位分割包围起来。
3月11日，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写了复信；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计较，送来的信出现在我眼前时，顿时感到无限的兴奋。
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几天以后，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见面。您对我有何内部的指示，请通过此人坦率示知，
达赖喇嘛亲笔呈
谭冠三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后，又立即给他写了第二封信：
达赖喇嘛：
现在反动分子竟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经十分严重的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
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之。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1日
3月11日 23时，中央电示西藏工委《关于西藏反动上层公开暴露叛国面貌之后应采取措施》中指出；“对达赖本人仍多方做争取工作，但是不要怕反动派把达赖劫走，敌人这样做，不论是否达赖本人的决定，对我们毫无坏处。”中央还指出：“对拉萨四周的反动武装进入拉市，不要阻挡，因为增加一两千人，并不可怕。如先阻挡，则在形式上是我们先打，这样政治上不利。至于药王山，目前不要控制，只在正式打开之后再行占领。”中央还指示要切实保护爱国上层人士的安全，“可劝他们靠近军区，或迁入自治区筹委会内”。
经过工委、军区布置，各单位动员组织在本单位工作、学习的许多藏族上层人士、干部、职工及其家属迁入机关院内暂住。仅自治区筹委会和军区机关院内，就住进了包括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朗顿贡噶旺秋、雪康土登尼玛、江金索朗杰布等著名爱国人士及其家属在内共六七百人。阿沛阿旺晋美提出仍住在他自己的宅院中，以便对达赖和噶伦们进行工作，故不搬到军区大院为好（谭冠三写的另外两封信，就是通过阿沛转送达赖的）。军区尊重他的意见，并为他增派了警卫人员，在此之前的3月12日，阿沛阿旺晋美婉拒了噶伦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夏苏居美多吉要他去噶厦开会的要求。拉鲁才旺多吉等人经数次邀请而不来，最终参加了叛乱。
此前，解放军总参谋部电示西藏军区：“在敌人向我们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驻拉萨的解放军部队保持高度戒备，极度克制，对叛乱武装的猖獗活动未采取任何行动。
3月 12日，叛乱分子又派代表去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声称“西藏独立了”。这一天，达赖喇嘛见到谭冠三的信函后，立即作了回复：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经阿沛转去一信，想已收到了。今早您送来的信收到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今天早晨北京时间8点半钟，有少数藏军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鸣了几枪，幸好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关于您来信中提的问题，我现在正打算向下属的几个人进行教育和嘱托。
您对我有何指示的意见，请知心坦率的示知。
达赖
12日呈
时在武汉的毛泽东，接到西藏工委10日、11日的电和中央11日 23时对西藏工委的电示后，于12日指出：“中央的方针，完全正确。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看来， 达赖是和其他人同谋的”。“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1）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2）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 毛泽东还指出：“达赖及其一群，他们的心理是矛盾的，觉得胜利有望，又怕打而不胜，逃不出去。他们逃走时，我以为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由于达赖不允许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开会，从12日起，噶厦几名官员、三大寺堪布以及“人民会议”成员移至布达拉宫下面一处印制经书的地方（称为“雪”印经院）开会。到会的政府官员、“人民会议”代表以及武装叛乱分子860多人。他们着重讨论如何实现“西藏独立”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以“文攻”为主，还是以“武打”为主？如果失败了逃往哪里？怎样取得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帮助，联合国能够出多少力？等等。由于参加会议的成员太多，议定在政府官员、三大寺和“人民会议”中选出代表开会讨论。因为原来的武装司令们要参加代表会议，又选定拉鲁才旺多吉等五人为新的司令，负责在罗布林卡值班。拉鲁下令派藏军第二团一百人占领热玛岗山头（即牛尾山）。守卫拉萨河渡口，监视解放军炮兵团的动向。13日，代表会议继续讨论，并将选出的“代表”名单送噶厦，转呈达赖喇嘛正式批准。14日，达赖召集这70余名“代表”在其宝座前听训示。达赖说：“由于三大寺、政府官员及‘人民代表’的反对，未能去军区，使我感到蒙羞；在罗布林卡安排武装，这样根本不行。我曾通过噶厦进行制止，根本没有人听。你们不仅继续开会，还要我正式委任代表。这样的代表我根本不能委任。如此搞下去，必然要造成很大恶果，谁吃此果呢？我是不吃的。”
叛乱武装总部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于13日向西藏各宗雕发出命令。命令说：“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18岁到 60岁的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等，立即赶来拉萨，不得怠慢”。盘踞拉萨的叛乱分子为了扩大队伍，召开群众大会，胁迫群众参加叛乱。“朗子辖”（拉萨市政府）强迫市民18岁至 60岁的男子进行登记。到 3月19日夜，由各地进入拉萨市的叛乱武装约 7000人。其中盘踞在罗布林卡及其周围的有5000人左右。
噶厦官员及“代表”们在听了达赖的训示后，放出烟幕：“我们不要打仗，这次是康巴人打死的帕巴拉堪穷”，并通知商店开业，要人们上街不要带枪，不准喝酒、不准找汉人闹事。因此，在14日拉萨街头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少数商店开门营业了。也就在这天下午，仍有300多名妇女被迫上街游行，呼喊反动口号。表明噶厦对达赖的训示仍是敷衍应付，并未真正执行。
15日，叛乱总部从布达拉宫下面的武器库里取出 250支英式步枪和 25箱子弹，分发给色拉寺参加叛乱的僧人。同时，上层反动分子加紧筹划劫持达赖出逃的工作：拟定了一个150人的随行人员名单；物色了7名年龄、相貌同达赖相似的僧人作替身，准备了与达赖喇嘛相同的衣服；选定了出逃的路线等。当天，4名叛乱分子到拉萨河热玛岗渡口做了具体安排。
3月 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拟定给达赖的第三封信。这封信仍以谭冠三名义于3月 15日送给了达赖。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11日、12日两信均敬悉。西藏一部分上层有力分子所进行的叛国行动， 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些人勾结外国人实行反动叛国的活动，为时已久。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处理，而西藏地方政府收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实际上帮助了他们的活动，以致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局面。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国分子。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您来信中说，对于“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对于您的这种正确态度，我们甚为欢迎。
对于您现在的处境和安全，我们甚为关怀。如果您认为需要脱离现在被叛乱分子劫持的危险境地，而且又有可能的话，我们热忱地欢迎您和您的随行人员到军区来住一个短期，我们愿对您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究竟如何措置为好，完全听候您的决定。
另外，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决定于4月17日举行。特此告诉您。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5月15日
毛泽东看到邓小平拟定的以谭冠三名义给达赖的信后，于15日下午批示：“十四日以谭冠三名义，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不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此时，在内地的张经武、张国华，时刻关注着西藏叛乱事态的发展，并对工委、军区表明自己的一些策略性的意见：“所有据点一律固守，继续示弱”。“驻拉萨部队主要任务是设法不让敌人逃走，待主力到达后加以聚歼。”3月 15日，张国华飞到北京，准备抱病进藏。此时突然得到中央办公厅安排他和张经武去武汉的通知。张经武、张国华在武汉见到了毛泽东，听取了他对西藏地方政府和反动上层发动全面叛乱问题的许多重要指示。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阶级本质决定他们要闹事，他们总以为还有资本，总是手中发痒。他们要叛乱，无非是想把你张国华（指解放军——注）赶走。毛泽东还讲了关于平叛改革的方针和步骤问题。
3月 16日，达赖给谭冠三回复了第三封信：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您15日的来信，方才3点钟收到。您对我的安全甚为关怀，使我甚感愉快，谢谢。
前天藏历二月五日（公历3月14日）我向政府官员等的代表70余人讲话，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认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害关系，安定下来，否则我的生命一定难保。这样严厉地指责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届时先给您去信，对此请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见，请经常来信。
达赖
16日呈
其实，达赖对自己的处境的忧虑，早在1956年4月就向前来祝贺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陈毅副总理流露过：他主要是怕索康和帕拉整他。达赖知道，共产党不会整死他。他怕索康，因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亲毒死了，使其心存余悸。在复谭冠三的第三封信时，达赖还给阿沛阿旺晋美写了一封信。
16 日，从罗布林卡传出消息说：叛乱总部要求不得惊动解放军，待大批武装人员集中拉萨后，再开始行动。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南面的拉萨河热玛岗渡口布置了带有两挺轻机枪和两门炮的40名叛乱武装人员，加强对渡口的警戒。这表明将有要人从此处渡河的迹象。
17日，叛乱集团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电台，通知在印度噶伦堡的夏格巴旺秋德丹，声称“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向所有在印度的西藏人宣布，并向印度政府和联合国告，设法谋求他们的支持。同时，叛乱武装增加了挑衅活动，不断向解放军驻地、地方企事业单位进行射击。其中，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遭到射击的子弹最密集，拉萨油库挨了30多发炮弹，油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下午3时许，运输站民兵、经济警察曾惠山违反军区规定，擅自用60迫击炮向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还击了两炮。炮弹落在罗布林卡以北围墙外二三百米处。这两发炮弹，立即成为西藏反动上层挟持达赖出逃的口实。他们扬言达赖喇嘛人身安全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要立即将达赖迁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柳霞等人一面继续策划组织叛乱活动，一面从布达拉宫金库中取出大量印度卢比、金砖、金币，征集骡马、鞍具，集中到罗布林卡。3月 17日当晚，噶伦索康、柳霞、夏苏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等叛乱首恶分子携达赖喇嘛及其全家人，在数百藏兵的“护卫”下，仓促地从罗布林卡南侧的热玛岗渡口渡过拉萨河，在南岸牛尾山下登岸，向山南方向逃去。
军区随时掌握着达赖集团的动向，在达赖等人出逃时按中央精神未加拦阻，并迅速将情况上中央。毛泽东得知达赖出逃后指出：“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为此，保留了达赖喇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直至 1964年。此举表明中央对外逃达赖的处置是留有余地的。
达赖出逃的当天，以索康为首的叛国集团以达赖名义留给全体僧俗官员和“贵贱人民”一封公开信，宣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反指责“汉方违背”《十七条协议》，叫嚷“西藏全体大会扩大代表会议”合法，并解释其出逃的“原因”，是为“使佛教政治不致被毁”。达赖离开后，政治责任由“西藏全体会议”担负，武装部队由功德林扎萨威色坚赞、藏军副玛基（副总司令）洛珠格桑等五人为总负责人。
从拉萨出走的西藏叛国集团头目和达赖一行人马，于3月 24日到达山南邓多江，在此接见山南的叛乱武装分子，并参观美国空投的火炮等武器。随即带上两名空投的美国中央情局培训的藏籍务员及电台同行，每天直接与美国中央情局保持联系。26日到达隆子宗后，召开群众大会，由索康代表达赖宣布“西藏独立”，成立“西藏临时政府”，定隆子宗为“临时首都”，任命原被撤职的两个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为司伦（摄政），给“卫教军”总司令恩珠仓贡布扎西写信，授予他扎萨官衔以示鼓励。
美国中央情局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约翰肯尼思克玛斯后来承认：“在达赖出逃的那几天里，华盛顿的少数官员，包括总统在内，都密切关注中情局前一年空投的两名发员发回的电。这两名发员一直与中情局保持单线联络，他们也加入了出逃的队伍”，两人便发回电“要求美国就达赖申请避难一事提前与印度正式交涉”。美国立即就达赖避难问题与印度政府交涉，要求尼赫鲁接待达赖，并且在6小时内就得到了尼赫鲁完全的同意。3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召开第400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集中讨论西藏问题。中央情局局长杜勒斯指出：“尽管叛乱不会对北平控制西藏主要城镇形成真正的威胁，但是中共也不得不面对西藏反叛者发动的游击战。由于希望避免在西藏问题上过激的行动而冒犯印度，因此形势对中共来说将会更加棘手。”达赖刚刚进入印占区，杜勒斯就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支持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应杜勒斯的要求，艾森豪威尔立即批准了中央情局3月 30日制定的秘密支持西藏叛乱的计划。以上事实充分证明，美帝国主义深深插手西藏地方武装叛乱，与中国为敌，干涉中国内政。
3月31日，达赖一行经沙则、仲昆桥，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进入印度占领区，受到印度政府外交部官员梅农的迎接。梅农转达印度政府的通知：“达赖喇嘛只需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感谢印度政府提供避难所”就够了。4月18日，达赖到达印度提斯普尔，会见了印度和外国的 75名记者。印度外交部官员散发了由索康起草后译成英文的“达赖喇嘛的声明”。“声明”严重歪曲事实真相，鼓吹“西藏独立”。24日，尼赫鲁在穆索里会见达赖。尼赫鲁认为达赖是流亡到印度的尊贵客人，一面建议达赖“不应在一国土地上进行针对另一国的政治活动”，一面默认达赖“在印度领导秘密政治活动”。
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分子是达赖出逃国外的直接导演者。索康、帕拉、柳霞、夏格巴以及达赖的三个哥哥等顽固的分裂主义分子，深刻地影响着达赖的思想。特别是当他们得悉达赖决定将于1959年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认为此一行动如果实现，达赖将会更趋向中央。因此，他们就不择手段，迫不及待地要把达赖带出西藏，并掀起西藏的全面武装叛乱，公开与中央决裂，妄图实现“西藏独立”。达赖本人长期在政治上表现出摇摆不定的两面性，最终滑入叛国外逃的道路，他自己是难逃历史之咎的。
第一节 平息拉萨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西藏地方政府及反动上层掀起“西藏独立”的骚乱之后，全区武装叛乱形势十分严峻。拉萨成为叛乱武装的指挥中心，山南地区成为叛乱武装的“根据地”，昌都地区及黑河大部分地区除党政军工作点及主要交通线外，几乎全部为叛乱武装所控制。西藏各地的叛乱武装已具有相当规模，活动异常猖獗。由干广大农（牧）奴的人身还依附于农奴主，当农奴主发动叛乱时，常胁迫其所属农（牧）奴跟随他们叛乱。叛乱分子熟悉地形，生活简单，运动灵便，比较善于伏击和偷袭，以游击战为其主要作战形式。但因其来自不同宗谿和部落，作战组织混乱，加之武器装备差，因此进攻和防御能力均较差。叛乱武装没有统一的供应，到处抢劫掠夺，造成与广大群众的尖锐矛盾。
西藏的全面武装叛乱发生时，拉萨地区麋集的叛乱武装分子已达7000余人。3月 11日以后，拉萨市区到处都是荷枪实弹或腰垮长刀的叛乱分子和武装僧人。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吆喝驱赶市民参加游行，用石块和木棒打碎国营商店的橱窗和国家机关的门窗，在大街小巷设置路障，砍倒电杆，割断电线，袭击军车，打冷枪，搞挑衅，造成市区一片恐怖景象，直接威胁着普通市民的安全。占据大昭寺的叛乱分子强迫僧人换上藏袍，拿枪打仗，将念经的僧人赶出经堂，抢夺金佛和珍贵的佛像、法器；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了反对他们暴行的僧人钦饶江巴。叛乱分子在市区贴出“西藏独立国”布告，公然要求驻藏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党政机关中的藏族干部起来反对中央，参加叛乱，气焰极为嚣张。
西藏工委和军区面对上述的严峻形势，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全力坚守防御的指示，等待后续部队入藏，内外协同将叛乱武装聚歼于拉萨地区。3月11日 23时，中央电示：“你们应切实做好坚守防御的一切措施，随时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如果敌人在拉萨向你们进攻，而你们又能坚守一两个月或者更长一点时间，事情就好办了”。同时，中央军委向成都、兰州、昆明军区下达预令，准备调三个步兵师另两个步兵团入藏；空军一个轰炸机团，也奉命进入作战准备之中。
西藏工委、军区首先在政治方面争取达赖，分化上层，教育群众和广大爱国人士。除谭冠三政委连续给达赖写信外，有关方面负责人利用各种方式与爱国人士联络、谈话，尽量争取更多的上层人士站到中央方面来。军区政治部用有线广播向群众反复宣传中央的政策。同时，在军事方面，本着中央指出的“不打第一枪”和“自卫作战”的原则，做了充分准备。军区拟定了周密的防御作战和出击预案。驻拉萨的步兵第一五五团、第一五九团、军区警卫营、炮兵第三0八团、汽车第十六团、工兵机械营等，也按作战预案做好了战斗准备。工委、筹委机关单位组建了民兵团，由工委秘书长郭锡兰任团长，组织部部长惠毅然任政治委员。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都组建成班、排、连、营的民兵战斗组织，发给武器，构筑工事，储备粮食、饮水、烧柴、弹药等。市区划分8个防御区域，准备长期独立坚守作战。
3月20日凌晨3时40分，步兵第一五九团副团长吴晨奉命率该团七连前牛尾山执行侦察封堵任务时，盘踞在牛尾山的叛乱武装突然向该连猛烈射击。接着城区各处的叛乱武装分子向驻拉萨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部队以，及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疯狂的进攻，重点是攻击罗布林卡东北的拉萨运输站及城西北拉萨建筑工程处，以打通拉萨市西郊与城区的联系。叛乱分子向运输站发起的第一次冲锋，被该站民兵勇敢地击退。拂晓6时许，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600多人又向运输站发起第二次冲锋，再次被打退。运输站民兵牺牲6人。叛乱武装在占领了距运输站十余米的拉萨中学之后，向运输站发起了第三次进攻。该站民兵组织火力坚决抗击，炊事班长王正明挺身跃出工事与叛乱分子英勇搏击，又击退了叛乱分子第三次攻击，坚守了阵地。上午8时，盘踞小昭寺的叛乱武装分子60多人向邻近的拉萨建筑工程处发起进攻，从墙上挖洞攻入院内。该工程处仅有一个排的民兵，用手榴弹击退了敌人。下午，叛乱武装用炮轰击工程处，有20多间房屋被击中着火，一名干部受重伤。该处民兵排英勇战斗一天两夜，坚守住了阵地，牵制了小昭寺内千余叛乱武装，为部队全部解决该敌争取了时间。
此时，在拉萨的西藏工委、西藏军区负责人是工委副书记、军区政委谭冠三，工委副书记周仁山和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副政委詹化雨等。
在拉萨叛乱武装发起进攻之后，谭冠三、邓少东、詹化雨和周仁山等立即于20日凌晨5时召开会议。到会的有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扶廷修、政治部副主任周特夫、后勤部政委李华安、第一五五团政委乔学亭、第一五九团团长郭志显、炮兵第三0八团政委宋盛祥以及机关有关人员。会议的中心是研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已经发动全面武装叛乱的情况下，如何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做出正确处置，是继续坚守待援还是开始反击，也就是打不打、怎么打的问题。
参加会议的部队领导干部一致表示广大指战员对叛乱武装围攻党、政、军驻地、欺压群众、杀害党、政、军人员的罪行早已忍无可忍，求战情绪非常强烈；部队作战准备已经完成，请求军区首长立即下达反击命令，保证完成作战任务，为西藏人民再立新功。
谭冠三等领导人冷静地听取了与会人员对拉萨叛乱形势的分析认为，为了吸引各地叛乱武装聚集拉萨、再等待入藏部队聚歼敌人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谭冠三以政治家的气魄和对党、对人民勇于负责的胆略，定下了于当日10时发起反击的决心。首先攻占药王山，夺取拉萨制高点，分割敌人；然后集中兵力火力攻歼罗布林卡之敌，摧毁叛乱武装总部；继而集中兵力火力，一块一块地消灭盘踞市区的叛乱武装。为了保护文物古迹，对布达拉宫之叛乱武装围而不打，迫使其投降。上述反击计划立即告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在此同时，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发出经过中央军委审定的平叛布告。布告在列举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的种种罪行、特别是在指出其在3月 19日向拉萨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后，强调“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救西藏地区人民的疾苦，本军奉命讨伐，平息叛乱，望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本军，讨平叛逆，不窝匪，不资敌”。布告还明确了对待叛乱分子的政策和解放军的纪律等。
在向中央军委的电发出后，谭冠三、邓少东、詹化雨在作战室里焦急地等待着中央的批复。市区叛乱武装在市区的进攻一波紧接一波，枪炮声一浪高过一浪。各防区指挥员不断告情况和询问处置意见。10时正，谭冠三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打”！邓少东立即命令部队，按预定方案发起反击。10时零5分，炮兵第三八团对药王山叛乱武装阵地实施火力袭击。11时担任突击的第一五九团四连（红军连），由药王山南侧和东南侧向山顶发起冲击。
12时19分，部队占领药王山制高点，割裂了罗布林卡叛乱武装指挥部与市区各点的联系。盘踞罗布林卡之叛乱武装在药王山失陷后，慑于解放军的强大炮火威力而开始动摇，约有200余叛军骑兵渡拉萨河南逃，被一五九团七连将其击退；1000余人向北逃窜，在第三0八团强大火力拦阻下，大部分被逼退回罗布林卡。接着一五五团在一五九团一部、汽车第十六团（组成的战斗连队）的配合下，向罗布林卡叛军发起进攻。此前，军区警卫营勇猛出击，已全部解决了该营北侧的藏军第四团。
罗布林卡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500米，有高墙围绕，四周空旷，院内有多座独立的藏式古建筑。接到攻击命令后，担任主攻的一五五团在炮兵第三O八团的炮火支援和一五九团两个连的配合下，于19时先后从东西两个方向突入罗布林卡院内，使叛乱武装陷入极度恐慌与混乱之中。经过激烈战斗，歼灭叛军一部。驻守罗布林卡的藏军第一团一个营（该团一部随达赖集团外逃，一部投奔山南的“卫教军”），经过战场喊话，如本（营长）下令全营不得抵抗，把枪支捆起来交给解放军；接着，藏军第一团400余人和其它叛乱武装800余人也放下武器投降，至20时30分战斗结束。傍晚，位于拉萨北郊留守其营区的藏军第二团残部（其主力已分别在药王山、牛尾山被歼）企图北逃，被军区军士教导营拦阻，在一五九团六连的配合下，进行战场喊话，其代本桑颇登增顿珠率400余人投降。罗布林卡战斗结束和藏军第二、四团被解决后，军区即令一五五团、一五九团、军区警卫营主力连夜转移至人民医院、外事处、拉萨河大桥一线，乘夜幕向市区穿插。21日 8时前，对城区叛乱武装达成分割包围。城区之敌凭借坚固建筑物顽抗，其中盘踞在小昭寺内的800多名康、青叛乱武装分子和武装僧人最为顽固。军区决心首先歼灭小昭寺之敌。经过一阵炮火袭击后，一五五团二营于15时7分发起进攻。叛乱分子打出“雪山狮子旗”，依托房舍顽固抵抗。该营以短兵火器与叛乱分子逐房逐室争夺，战斗十分激烈，半个多小时，全部毙、伤和俘虏小昭寺内的武装叛乱分子。至16时30分，各部队已先后攻占了叛乱首领恩珠仓宅、朗加多吉宅、木鹿寺、然巴宅、尧西林卡等主要据点，并经喊话，争取藏军第六团大部投降。其余叛乱分子龟缩在大昭寺内。当晚，一五九团等部将大昭寺包围，军区政治部在八廓南街架设高音喇叭，组织战场喊话。爱国上层人士雪康土登尼玛、朗顿白玛等与部队一同向叛乱分子喊话，敦促他们停止抵抗。22日拂晓，大昭寺内900多名叛乱分子放下武器。9时，盘踞在布达拉宫之藏军第六团一部及其他叛乱武装从窗口打出白旗。反动贵族擦绒和叛乱武装800余人投降，交枪2500余支。在哲蚌寺的一股叛乱分子窜出寺院企图翻山北逃，被解放军炮火拦阻返回，然后缴械投降。
至此，经三天两夜的战斗，拉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人民解放军歼灭了聚集在拉萨市区的绝大部分叛乱武装及其指挥机构，包括叛乱武装总司令雪苦巴、格桑阿旺、拉鲁等以下5360人（其中毙545人，伤、俘4815人），缴获山炮6门、81迫击炮33门、掷弹筒49具、轻重机枪183挺、长短枪支、炮弹2万余发、子弹1000余万发。解放军官兵牺牲63名、负伤210名。由于平叛部队坚决贯彻了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指示，对重点文物建筑实行“围而不打”或警告式攻击，因而使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以及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等建筑得到很好的保护，免于战火的毁损。
战斗刚一结束，拉萨市人民群众不顾零星的枪声流弹，纷纷走出家门，焚香顶礼，额手称庆，欢呼新生。他们向党政干部和部队官兵控诉叛乱分子的罪行，帮助收缴叛乱分子遗弃和藏匿的武器，积极协助部队肃清残余叛乱过于。当反击炮声刚刚停下来时，聚集在阿沛阿旺晋美家里的噶雪曲结尼玛、擦第益西朗杰、郭苏、玛朗巴等上层爱国人士，立即剪下象征旧时代官员的长发髻，纵情欢笑痛饮，畅吐胸中的闷气，举杯相庆，展望未来。市内商店陆续开门营业，郊外农民下地春耕生产，人民生活迅速恢复正常。
在拉萨战役开始的同时，西藏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于 3月21日电令驻日喀则、黑河、亚东、定日、阿里的部队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解除了上述地区藏军的武装。这样，西藏的日喀则、定日、江孜、帕里、亚东、当雄、黑河、泽当、太昭、林芝、扎木、丁青、昌都、察隅、噶尔昆沙等重镇完全置于军区部队控制之下。平叛取得初战的胜利，打乱了西藏地方政府及反动上层武装叛乱的计划，使全区叛乱武装失去指挥中心，处于各不相顾的混乱局面，为彻底消灭叛乱武装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拉萨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时确定了平息西藏叛乱的方针。同时，急速增派部队入藏作战。
中共中央于3月 22日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指示说：“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撕毁了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西藏的全面叛乱。中央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中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边打进改，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的地区暂时缓改。’”
在中共中央发出上述指示的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3月21日发出《关于坚决平定西藏叛乱的政治工作指示》，指出：“为了较快地、彻底地平定西藏叛乱，必须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平叛部队要“随时随地注意遵守群众纪律，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以模范的行动去影响和争取西藏人民。”“对于爱国的西藏上层人士，应积极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们进一步靠近我们”。“要把参加叛乱的分子和一般的藏族人民严格区别开来；在叛乱的反动集团中，又必须把坚决反动的骨干分子和胁从分子区别开来，以利于争取群众，分化和孤立敌人。”总政治部的指示还强调：“过去，中央的打算是在适当的时期，采取和平的、逐步改革的方法解决西藏问题。现在，由于西藏反动集团撕毁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公开背叛祖国，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方针，并且提前来解决西藏问题。为此，中央决定，对西藏的叛乱，坚决予以平定；并在平乱的同时，采取‘边打边改’的方针”。
西藏工委、军区坚决贯彻中央、总政的指示，把平叛斗争和领导人民实行民主改革作为中心任务。平叛是改革的必经步骤和必要手段，只有消灭叛乱武装，推翻反动统治机构，才能打开发动群众的局面，为实现改革扫清障碍，铺平道路。改革是平叛的必然要求和根本目的，只有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解放西藏劳动人民，才能摧毁滋生叛乱的社会基础，巩固平叛的成果。
拉萨战役结束后，西藏军区奉命于 3月 23日宣布撤销拉萨朗子辖，成立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邓少东为军管会主任，惠毅然、桑颇才旺仁增、王亢、崔科顿珠才仁任副主任。
鉴于西藏发生全面叛乱，国务院于3月28日发布命令，决定立即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班禅额尔德尼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任命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撤销叛国分子索廉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夏苏）、赤江罗桑益西、帕拉土登维登等18人的自治区筹委会委员的职务。4月20日，国务院又发布布告，决定撤销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及其所辖各宗人民解放委员会，在昌都地区实行军事管制。
遵照中央军委3月20日的命令，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政委谢家祥组织指挥所（简称丁指），率步兵第一三四师、步兵第十一师立即沿青藏公路向拉萨开进，入藏后归西藏军区指挥；由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黄新廷、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组成指挥所（简称黄指），率步兵第一三O师及步兵第一六二团沿川藏公路向昌都开进，担负昌都地区平叛任务；由昆明军区步兵第四十二师政委成泽民、副师长张兴佐组成的指挥所率步兵第一二六团进至盐井地区，执行平叛任务。该指挥所和昌都警备区均归黄指指挥。
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带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于3月26日自北京返回拉萨，统一对全区平叛作战指挥和民主改革的组织领导工作。接着丁盛、谢家祥也到达拉萨。
3月 28日，丁指机关率第一三四师先头部队到达拉萨。为肃清拉萨地区残余叛乱武装分子，军区以步兵第一五五团一部、第一五九团一部和第一三四师一部，于3月 30日至4月 5日对拉萨战役中少数逃窜至拉萨东北澎波地区之叛乱武装进行清剿，俘藏军副玛基、叛乱武装司令洛珠格桑以下骨干分子33名，缴获长短枪252支。
新华社于3月28日对外发布了《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叙述了西藏叛乱事件的由来、经过以及人民解放军平叛情况。公还阐述了平叛后中央关于对西藏的方针、政策、措施等。《人民日》3月31日发表《彻底平息西藏叛乱》的社论，深刻揭示了此次平息、叛乱的意义。社论指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不但是祖国统一和汉藏两大民族团结的破坏者，而且是西藏民族团结进步的绊脚石。中央虽然早就觉察到西藏地方政府的种种罪恶活动，但仍然采取了仁至义尽的态度。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顽固不化，竟然劫走达赖喇嘛，对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发动全面进攻，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为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务院总理已经发布命令，解散这次叛乱的组织者西藏地方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
班禅额尔德尼受命代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后，于3月29日致电周总理、毛主席，表示拥护国务院命令。30日向全藏僧俗人民发表书面谈话，严厉谴责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集团叛乱的罪行。4月5日，班禅额尔德尼到达拉萨，8日主持召开了自治区筹委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贯彻国务院3月28日命令的决议》。决议号召西藏全体僧俗人民全力支持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紧密团结起来，建设新西藏。4月9日，班禅和阿沛赴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叛乱，激起了西藏各族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人民群众在长达八年的对比中，切身感受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及工作人员处处为西藏人民着想、为西藏人民谋利益、为西藏的社会进步的一言一行；目睹了西藏地方反动集团压迫人民、特别是叛乱分子对人民群众烧、杀、掠所带来的灾难。1959年4月，拉萨市及西藏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控诉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的罪行，要求人民解放军惩治叛乱分子，尽快平息叛乱。
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与会代表纷纷发言痛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的罪行。班弹和阿沛都在会上发言。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说；这些标榜保护宗教的叛国集团，他们威胁和欺骗信教群众为保护其特权而广开杀戒，烧毁经像塔寺，劫走佛教文物珍藏，残杀喇嘛，造下了五逆十恶大罪，不仅为国法所不容，也为教规所不许，真是披上佛教外衣的豺狼。28日，会议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完全同意国务院对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在3月10日发动武装叛乱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对平叛的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表示敬意和慰问，也对积极协助解放军平叛的西藏僧俗人民和各阶层爱国人士表示敬意和慰问。
（《环球视野》摘自《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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