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重视生产建设吗？ 评李锐“非毛”(24)

　　

　　岳青山

　　

　　李锐反复宣扬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二十年里，党内存在着“两条主线”的斗争。“一条是八大路线，以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条是搞政治思想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手记》第44页）诬谓毛泽东居然不懂得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反对“以生产为中心”，只搞阶级斗争。好大的罪名！

　　

　　在另外一个地方，李锐又攻击毛泽东先是不懂得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何者为重，继而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绝路。他说：“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搞四化）何者为重，摇摆不已，最后走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绝路。西板坡二中全会的告，对于开国之后的阶级斗争与发展经济何者为主，没有说得很清楚。搞三反、五反、肃反及右派等运动时，感到是以前者为主；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则是以后者为主。总之，思想、理论、实践，没有一根主线。”（《手记》第3页）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知识精英和重权高官也是动不动就说什么毛泽东不重视生产建设，忽视生产，致使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因之，毛泽东的生产建设观究竟是什么？他是如何看待阶级斗争同经济建设的关系？生产建设（搞四化）在毛泽东那里果真是无关紧要？　

　　

　　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弄清这些问题，以恢复历史的的本来面目。

　　

　　一、从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关系说起

　　

　　在上一篇评李锐“非毛”《毛泽东反对“八大路线”吗》一文中，已经论及毛泽东决不否定“以生产中心”，但他在“八大”之后确又认定和坚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又是否自相矛盾？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社会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本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纵观毛泽东的业已公开的全部言论，他对这三大社会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深刻的理性认知。正是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他的基本的治国方针。

　　

　　在毛泽东思想里头，社会的根本矛盾是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则是主要的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社会矛盾是辩证的统一。它们既相互联结，又相互区别。

　　

　　在毛泽东思想里，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过“根本矛盾”这一概念。但纵观他的全部言论，也可以清楚看到，他是把生产同需要的矛盾视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这种根本矛盾的特点有三：一是它的原生性。自从“人猿揖别”之初，人类社会原生的第一大矛盾，即是需要与生产的矛盾。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从前的历史唯心主义失足的认识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无视这一根本矛盾，或者视为无足轻重。所以，恩格斯在论及唯物史观的发现时就说，唯物史观无非是按照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历史。于是“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们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马恩选集》第3卷，第41页）毛泽东继承和坚持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说：“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文集》第5卷，第55页）可见，需要与生产矛盾是人娄社会原生的第一大矛盾。二是它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社会根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又贯穿于每一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它与人类社会共存亡，生在“人猿揖别”之时，止于人类灭亡之日。毛泽东在《正处》中指出：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彻底解决之后，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通过计划去调节。三是指它的中性。社会根本矛盾虽然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的一切矛盾，社会其他矛盾的调整和解决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但它却不能直接规定和决定特定社会的性质。它有着中性的特点。

　　

　　其次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个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这个社会基本矛盾同社会根本矛盾一样，也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永恒的矛盾。它是在根本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人类社会诸矛盾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由于它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制约着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定的社会基本矛盾也就构成各个特定的、不同的、具体的社会形态。

　　

　　至于毛泽东所讲的“主要矛盾”，则是指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范围里，究竟何者是主要的矛盾；而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是指哪种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

　　

　　这是因为，社会基本矛盾总是要通过人与人的关系、阶级与阶级的关系表现出来。因之，在人与人的关系、阶级与阶级的关系范围里，总有一种起着领导的、主要的和决定的作用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制约着其他人与人的矛盾、阶级与阶级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毛泽东经常讲的所谓“主要矛盾”。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思想里头，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既是互相联结，又是互相区别的。

　　

　　从它们的互相联结来看，作为根本矛盾的生产同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人类原生的第一大矛盾。而人们为着满足自己的需要，就要能进行物质的生产，而要进行物质的生产，就既要同自然发生关系，又要同别人发生关系。这就形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又派生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毛泽东名之曰“社会基本矛盾”。而社会基本矛盾又不能不通过人与人的关系、阶级与阶级的关系表现出来。毛泽东说得好，生产力要革命，总是要通过人来说话，通过阶级来说话。所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就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早在《矛盾论》中，就曾十分明确地把主要矛盾称之为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他是这么说的：“马克思把这一法则（指矛盾法则—引者注）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介矛盾表现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生产的无组织性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毛选》第1卷，第318页）可见，毛泽东所谓的“主要矛盾”就是主要的阶级矛盾。诸如：民主革命时期“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帝、官、封的矛盾；建国后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对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告》的批语中，也曾经讲到过同样意思。青海省委的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不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毛泽东批评了这个错误的观点：“退少奇、小平：第五页，矛盾不表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这样说是不对的，那里的生产力并没有解放。第五页，阶级消灭了，这样看也是错误的，现在全国并未消灭阶级。这两点作了放改正。”毛泽东将告为段话的后一句改为：“这种矛盾既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文稿》第7册，第352—353页）也是重申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

　　

　　所以，看不到这三大社会矛盾之间的相互联结，显然是不对的。但同样无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对的。

　　

　　这三大社会矛盾的相互区别在于，它们各自的内含不同，彼此在人类社会矛盾体系中的所处的层次不同，在社会动力系统所起作用的力度不同。根本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原生第一大矛盾，它虽然制约和影响着其他社会诸矛盾，但不直接规定和决定着各个社会的性质。而社会基本矛盾则在社会根本矛盾的基础上，在社会诸矛盾中起着领导的、和决定的作用；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就规定和制约着其他社会在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换言之，社会基本矛盾不同，也就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的具体形态。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说的是在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范围内，哪个阶级与哪个阶级之间的矛盾起着主要矛盾、领导的和决定的作用。

　　

　　如果说根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那么，阶级斗争则是阶级社会社会发展“直接杠杆。”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既然把生产与需要的矛盾视为社会的根本矛盾，把生产视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那么，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样，他既然确认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和决定的作用，既然确认自从阶级产生以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那么不重视和解决主要的阶级矛盾，也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之，承认“以生产为中心”和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两者是辩证的统一。不应当形而上学地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

　　

　　而李锐却把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混为一谈，把它们视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在他那里，要么肯定“以生产为中心”，就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要么认定　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就否定“以生产为中心”，二者必居其一。殊不知这样一来，就使自己陷入双重谬误的困境。一方面，承认建国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帝、官、封的矛盾，承认建国后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经的矛盾，就只能把生产看成无足轻重，就不能“以生产为中心”。一方面，强调1956年后“以生产为中心”，就只能走向阶级斗争的“熄灭论”。　

　　

　　　二、谎言掩盖没不了历史真相

　　

　　纵观他领导中国党的全过程，任何人只要不带偏见，都可清楚看到他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的位置，始终把生产力的发展视为党的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重视生产的发展，坚持以生产为中心。

　　

　　为了驳斥李锐对毛泽东的攻毁谤，我们不能不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史实。

　　

　　先看战争岁月。在建国之前，毛泽东领导中人民经历了长达28年你死我活的战争。在那样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仍然是把生产建设视为全部工作的基础，强调革命根据地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把生产看成第一位的工作。

　　

　　早在一战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就指出：“在的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须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的条件下，割据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适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毛选》第1卷，第53页）

　　

　　到了抗战时期，毛泽东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生产运动不仅“非常重要”，而且“有它的普遍性”、永恒性。他说：“大家知道，生产运动是为了搞饭吃，搞衣穿。穿衣吃饭，我们是十分需要的，因此，现在我们的生产运动不非常重要的。全国都要穿衣吃饭，所以它在全国也是重要的。推而广之，不但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所以，生产运动是有它的普遍性的。吃饭穿衣不但我们需要，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也是要吃饭的，因此生产运动不但过去要，现在要，将来还是要，这是生产运动的永恒性的根据。”（《文集》第2卷，第176—177页）

　　

　　1941年8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中又明确提出：只要能做到“发展经济、平衡出入口”两点，“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性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到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同上书，第367页）同年8月22日，他又在《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的经验给谢觉哉的信》响亮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工作的中心。”他说：“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从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战争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同上书，第370页）如果说毛泽东在延安那样艰苦的抗日战争环境下就曾明确边区工作要发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说他在建国反倒会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真叫人不可思义呀！

　　

　　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在的讲话》指出不能好好领导生产事业的人“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今后晋绥党组织的任务，是用极大的努力，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继续发展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你们现在正在开生产会议，在目前数年内，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你们有广大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一部分使用机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希望你们好好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选》第4卷，第1311—1312页）

　　

　　1948年19月10日，毛泽东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说：“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同上书，第1347页）

　　

　　可见，毛泽东深谙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即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也是把生产建设看成战胜敌人的“重要环节”，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把物质生产看成各项建设事业的“中心工作。”在建国之后，他更是一如既往把生产建设视为“根本任务”、“中心工作。”

　　

　　在建国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面提出和制定了党在建国后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他十分明确地提出解放区党的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要“以生产为中心”。他是这么说的：“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和重点所在”。又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必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工作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月，生产建设工作还没有上正轨，甚至许多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不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和同志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文化文教育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纸广播电台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不会站住脚，我们就会失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土地问题以后，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毛选》第4卷，第1433页）这就说明，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与承认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统一的，并非是互相排斥的，水火不相容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心路，这就是他在建国后对待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关系的基本指导方针！

　　

　　在开国之后，毛泽东反复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要由军事转向经济。1949年12月18日，他在致电林彪《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中指出：“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向经济与土改，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文集》第6卷，第33页）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何者为重”是“摇摆不定”吗？毛泽东重视搞土改、三反和五反就否定“以生产为中心”吗？

　　

　　事实不是这样。1951年2月7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各分局、市、省、区党委：“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暂时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从事春耕，争取今年的丰收年成，这是极端重要的。”（同上书，第133页）这里讲土改要服从生产，鲜明地表现了“以生产为中心”。1952年2月9日，毛泽东在《关于三反、五反》的指示中说：春耕即到，各省、区、县应对春耕作出全盘布置，并指定专人领导，争取今年丰收，不得疏忽。“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区、乡两级已经发动‘三反’斗争者，除县以上党委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又说：“各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同上书，第195页）三反和五反要为生产让路，能说不是“以生产为中心”呢？

　　

　　那么，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又是否否定生产中心呢？也不是。毛泽东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也一直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例如,1953年3月4日，他在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的批语中就提出，“在农村目前春耕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其他工作是配合进行的。”（《文稿》第4册，第77页）同年3月19日和12月13日，他在《解决区乡工作的‘五多’问题》及《对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又重申：“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同上书，第273、417页）怎么能说毛泽东对于能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何者为主，摇摆不定”？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响亮地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选》第五卷，第130页）

　　

　　1955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力。”

　　

　　当我国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又反复提出，全党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　上来。诸如：他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抓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多起来了，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主动也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也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精密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的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转引自《毛传》上卷，第469页）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说：“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文集》第7卷，第351页）

　　

　　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8月中央召开十中全会。这次全会毛泽东经过几年的观察和反思，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此期间，提出过“以阶级斗争为纲”。李锐说什么这就标志着毛泽东“左”倾路线的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走上否定以生产为中心的“绝路”了。这是卑劣地曲解毛泽东思想。

　　

　　无庸置疑，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确曾反复强调全党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确曾提出过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也确曾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但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毛泽东就把阶级斗争看成“压倒一切”，否定“以生产为中心”呢？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完全不是这样。

　　

　　如下两个事实，可以作为铁证：

　　

　　其一是毛泽东在十中全会的这个讲话，在强调阶级斗争以后，接着就明确指出在阶级斗争与工作的关系问题上，“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是这样说的：“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阶级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他提醒大家注意庐山会议以来的教训。接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干扰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委员会，交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转引自《毛传》下卷，第1254页）

　　

　　其二，当陈伯达讲到1958年下半年纠“左”的过程时，毛泽东讲过一段重要的话：“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到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就有国外修正主义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一九五六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在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不受它的干扰，什么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　好，Ｕ–2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件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也要‘任凭风流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转引自《毛传》下卷，第1255页）

　　

　　这就不容分辩地证明，毛泽东在这里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产建设的关系。他强调“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要吸取庐山会议的教训，决不能再让“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经济建设”；不管国内，或者国际的阶级斗争，都“只有那么大的事”，我们要“任凭风流起，稳坐钓鱼船”。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李锐所谓毛泽东搞不清阶级斗争与生产建设“何者为重”，所谓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否定“以生产为中心”，难道不是无稽之谈？

　　

　　再看社教运动期间。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这就是大家所谓社教运的头十条。他在会议期间批发宋任穷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告的批语说：“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言行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转引自《毛传》下卷，第1316页）毛泽东最后说：社会主义教育、“四清“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他在和大家共进晚餐时还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怕耽误生产，二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要有利于增加生产。”（同上书，第1317页）

　　

　　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南下调查。在河南听取部分省、市负责人的汇。当听到山西从去年12月以来，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时，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并说社教运动的“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4月19日，毛泽东到南昌，在听取江西等省的汇时，又提出以生产的好坏作为衡量社教成败之标准。他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主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这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问题。（同上书，第1339、1342页）

　　

　　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教运动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中，还专门有一条“四清要落实到建设来。”并在“搞好运动的标准”中，把“要看增产，还是减产”作为“四清”验收的六条标准之一。

　　

　　至于文化工革命期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专门写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则是贯彻过程的始终。1976年8月30日，经他审阅修定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煤炭战线职工的信》坚决制止派性和斗破坏生产。“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应当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同志，应立即返回原单位参加生产。”1967年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也曾号召全国人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196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自身的实践经验，深知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深知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深知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社会的根本矛盾，因而始终把生产视为“各项工作的中心”，“放在第一的位置”；而他所领导的所有的阶级斗争，无非是为了发展生产建设扫清障碍，打造生产建设发展更为有利的平台。

　　

　　李锐说什么毛泽东对生产建设与阶级斗争“何者为重，摇摆不定”，否定“以生产为中心”，实质上无非是要取消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这当然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

　　

　　三、 生产建设的理性认知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创立，第一次发现人类社会赖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是唯心史观所谓的“绝对观念”、抽象人性，而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还有过一段种田这样的生产实践经历，因而他对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本原理的认知，比别的领导人更加深刻。黑格尔有句名言：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毛泽东的这种认知，不仅有其自身生产实践作为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升华成了理性的“真知”。他的生产建设观的基本点是：

　　

　　第一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出发点。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还有过一段种田这样的生产实践经历，因而他对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别的领导人认知更加深刻。黑格尔有句名言：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毛泽东对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认知，不仅有其自身生产实践作为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升华成了理性的“真知”。纵观他领导中国党的全过程，任何人只

　　

　　毛泽东的生产建设观植根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正确地处理了政治与经济、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辩证关系。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选》第5卷，第663—664页)坚持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经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观察和处理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基本出发点。

　　

　　第一，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辩证的统一。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恩选集》第1卷，第18页）但怎么理解这个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把社会的基本实践概括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

　　

　　1963年3月5日，他在《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这一光辉的哲学名篇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文集》第8卷，第320页）同年5月9日，他在《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又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文稿》第10册，第293页）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这三大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明确指出，在三大社会实践并非没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早在《实践论》中就曾清淅指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毛选》第1卷，第282页）1963年5月10日晚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周恩来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明确回答说：“就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好搞。”后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谭震林的汇时，对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者的辩证关系作过专门的分析。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是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转引自《毛传》下卷，第1326页）

　　

　　由此可见，毛泽东深谙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辩证统一关系，无论是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他始终都是重视物质生产。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很重视客观上确已存在的阶级斗争，认为二者应当统一；只抓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无视客观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不能振奋人的精神面貌”；在三大实践“首先是生产斗争”，“生产实践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东西”，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说是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

　　

　　毛泽东的这种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难道不是唯物史观的集中表现？难道不是客观辩证法的生动体现？1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确实存在原则的分岐。这种分岐的实质，并不在于要不要重视生产建设，而是在于能否“以生产为中心”，就要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于如何正确处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那种把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对立起来，借口“以生产为中心”，完全无视阶级斗争，显然连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都没有。这是毛泽东理所当然地难以苟同的。如其不然，资产阶级为了利润的最大化不也是重视生产，岂不都成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生产是社会前进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认为经济基础，三大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实践，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也就理所当然地把生产建设看成社会前进的物质基础，看成是民富国强的物质基础，看成是战胜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看成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物质基础。早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告》中把抗战期间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他说：“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又说：“如果我们解决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文集》第3卷，第339页）

　　

　　1962年8月10日，在党的十中全会期间，中心小组会上，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提出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的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转引自《毛传》下卷，第1247页）这个思想像一条红线贯串于毛泽东的全部方针和政策。

　　

　　因之，毛泽东就在我们党内第一个提出并坚持生产力标准。这就是1945年6月12日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选》第3卷，第1079页）

　　

　　应当看到，建国后毛泽东在领导党和国家的过程中，深感我国的经济落后，主动权也就不够，对外要受帝国主义欺侮，国内人民生活难以较大提高。他这种经济落后的负重，是一般人很难想象得到的。因之，迅速发展生产，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为此，他献出了全部的精力，真是鞠躬尽谇，死而后已！无视生产建设，何谈实现四化？

　　

　　第四，“抓革命，促生产”。

　　

　　党“八大”确曾宣布建国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并纠正“八大”的这个错误判断。他深刻总结国内与国际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确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这个基本观点、理论是否正确？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任何人如果不是假意而是实地坚持实践标准，那是无法否定他的这个论断的客观真理性的。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清醒地看到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这样两种不同性质、两条不同道路、两个不同的方向的尖锐斗争。这种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既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也就必然会制约和影响到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和生产力的发展。因之，他振聋发聩地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只是也仅仅是为了保证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只是也仅仅是为生产的顺利发展扫清障碍，只是也仅仅为了维护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

　　

　　在毛泽东看来，重视阶级斗争，同“以生产为中心”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社会根本矛盾的发展，要求“以生产为中心”；一方面，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以须要重视阶级斗争。他反复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1956年12月8日，他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说：“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　一个新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文集》第7卷，第182页）

　　

　　事实清楚说明，那些无视、讳言和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人，那种无视、讳言和否定我国的现代化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可能、两种方向的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他们顽强地要把我国的现代化引向和推进到资本主义，“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违背了广大群众的意志，不敢公开亮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