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传回忆录

　　

　　逝 者 如 斯

　　

　　戴维堤著

　　

　　 （最新修改版本2007年元月17日）

　　

　　中部 文革风云

　　

　　73）关于“北航黑会”问题

　　

　　所谓“北航黑会”问题，是惊动了中央和伟大领袖的大事件。悲哀的是，由于“是人不是神”的大人物的偏听偏信和主观臆断，这件被扭曲和夸大了的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央刺激很大，后来竟成了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重大错误和“失宠”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北航黑会”的背景如下。

　　

　　1968年夏季，北航革委会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正在“清理阶级队伍” 。尽管“清队” 后来看也是错的，但当时北航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可说上下安定团结，没有两派斗争，更没有武斗。当时的北航红旗上有中央的支持，下有广大红旗战士的拥护，牢牢地掌握着北航的大权，日子过得很舒服。在全国各地，北航红旗作为“响当当、硬棒棒” 的革命造反派，影响很大，受到全国造反派的赞扬和羡慕，可谓“功成名就”。难怪当时全国的造反派感叹道：上有天堂，下有北航。

　　

　　但是，在1968年夏季，全国的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文革以来，在毛泽东的“三支两军” 、“要支持左派” 甚至“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号召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各地部队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许多军区按照自己的理解，大都支持了以党员、干部和老工人为主的所谓“ 保守派”，对受到中央文革和毛泽东赞扬、支持的造反派实行压制和打击。而许多文革以来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起来造反、自认为大方向没有错的造反派们不甘心受压制和打击，对军队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劫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严重事件，大规模的武斗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许多省市虽然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由于派性没有根除，自认为受压制的一派继续造” 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反，导致武斗不止，天下继续大乱。

　　

　　在北京，以清华、北大为首的武斗也继续升级，天、地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指挥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对这种形势当然十分恼火。中央连续发布了制止武斗的通告，但收效甚微，武斗就是停不下来。这使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受到了严重地挑战。而作为毛泽东本人，他当时怎么也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全国两派武斗不止？为什么那么多群众和军队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不理解甚至反对？群众组织的派性为什么那么严重？难道仅仅是因为群众组织里混进了个别坏人吗？当时，他老人家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全国之所以天下大乱，“始作俑者”，正是他本人也！正是他老人家自己说过，“党内、军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而不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 有了这些最高指示，全国能不乱吗？哪个群众组织愿意当反革命？哪个愿意当保守派、右派甚至做国民党呢？这样派性能不严重吗？这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毛泽东究竟是伟大英明领袖，在“车到山前疑无路”时，他老人家往往灵机一动，顿时扭转乾坤，结果当然是“柳岸花明又一村”。去年（1967年）夏季，武汉发生“7.20”事件，军人“造反”，军心不稳。他审时度势，很快把中央文革的三个秀才（王力、关锋、戚本禹）抛出来当了替罪羊，暂时平息了军界的不满。但按下葫芦起来瓢，军队高兴了，造反派又不干了，全国继续大乱。面对今年夏季的局势，他老人家只好“故伎重演”，很快又使出了杀手锏：敲山镇虎，杀鸡儆猴！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此为后话。

　　

　　7月中旬，广东省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武传斌等人来到了北京，联络了全国各地一些造反派头头，想在北京召开一个“ 全国形势分析会”，并希望得到北航红旗等首都造反派组织和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们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向中央喊冤叫屈、反映情况。现在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造反派们的“人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当时，韩爱晶因身体不好，在北京体育学院（其头头刘长信是天派的）留学生楼边治病边休养，此事北航只有我和几个主要头头知道。1968年韩爱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体院，不抓具体工作，只参加中央首长的接见和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学校里的清队工作由二把手井岗山和王恒主持，“看家护院” 的日常工作由我负责。

　　

　　得知外地造反派头头想见他并想在北航开会，韩爱晶不太愿意，怕受牵连，但碍于造反派的面子，又不好拒绝，便勉强同意了，并交给一个女同学段孔莹负责操办和接待。韩以有病为不能参加会议，让其他常委酌情处理，并把有关情况随时向他汇。

　　

　　可能是蒯大富树大招风，比较好说话，也可能是一些外地造反派头头想参观一下清华大学，考察一下清华大学的武斗现场，会议首先决定在清华召开。

　　

　　7月16日，由武传斌等人召集的全国各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来自西安、广西、内蒙、江苏、辽宁、吉林等地的十九个单位）首先来到清华大学，穿过武斗封锁区，来到了蒯大富的“据点”。会议开了一天，主要是各地代表诉苦，反映当地造反派如何受压制、打击，有些发言措辞激烈，可能有点出格。蒯大富等人只听，没有发言。最后，大家以清华条件不好（武斗不安全）为理由，建议第二天到北航继续开会。

　　

　　第二天，外地头头们来到了没有武斗、“歌舞升平” 的北航。据参加过会议的有关人员回忆，会场在主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里。负责筹备和接待工作的是北航红旗（没有打北航革委会的牌子）” 全国动态组” 的段孔莹等几个学生。到会人员约有八、九十人。其中有黑龙江“炮轰派”、辽宁“ 8。31”、锦州“ 糟派”、镇江“三代会”、青海“ 8。18”、贵州“ 4 。11” 、桂林“老多”、广西“ 4 。22” 、广东“旗派”、武汉“钢工总” 等全国20多个著名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和代表，还有清华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和鲍长康、北京六中的两个中学生代表。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岗山（中间赶来听了一会儿就走了）、常委侯玉山以及作战部、“红一连” 、“全国动态组” 的一些学生约20多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地质学院王大宾派人参加了筹备会，正式开会时没有来人。笔者因那天有事，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会议由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广东“旗派”造反派头头武传斌主持。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先讲了几句欢迎的话。他说：“外地革命造反派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身边来，我们北航红旗非常欢迎。我们有义务接待，提供一些方便。我们对外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很了解，我们主要是来听听情况的，别的我没有什么好讲的。” 据当事者回忆和记录，侯玉山就讲了这几句话。

　　

　　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外地的十几个造反派头头发了言，介绍了当地的有关情况。许多人的发言观点极左，矛头指向了当地驻军和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有人慷慨激昂地控诉当地驻军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抓了多少人，打死多少人；有人把全国的文革形势描述得漆黑一团；有人对中央内部斗争情况妄加猜测和议论；有人认为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自相矛盾，是造成军队和造反派对立的根源；有人甚至对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和毛泽东主席）怨声载道，认为中央出尔反尔，搞实用主义，推完磨杀驴子，把造反派当替罪羊。有人建议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请求中央批准，地点设在北航，由“五大领袖” 轮流当头；有人甚至要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自己救自己；还有来自国防科委系统的外地造反派头头主张揭开国防科委机关阶级斗争的盖子……由于发言者的许多言论非常出格甚至“反动” （在当时看来，现在看来都是写派性言论，应当不算违法），吓得许多人溜出了会场。蒯大富看事不好，溜了，北航二把手井岗山也溜了。会场里的主人只剩下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和“全国动态组” 的几个学生。由于大家谁都不认识谁，会议照常进行。最后，外地参会人员都要求蒯大富和北航红旗头头发言，并反复鼓掌欢迎。其实蒯大富早已经溜之大吉，找不到人了。

　　

　　这时，侯玉山坐着没动，北航红旗” 钢铁纵队“负责人柴孟贤、“红一连”代表许志新、“全国动态组”的祝春生（普通学生）代表北航红旗分别发了言。

　　

　　祝春生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口才极佳。他在发言中先说了几句对外地造反派战友表示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之类的套话，然后便慷慨激昂地大声教训和训斥起外地造反派头头来。他说，你们这些外地造反派头头不读书不看，你们根本不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自认为山高皇帝远，根本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这样下去，你们要犯大错误的，要走向反面的。你们应当拥护当地解放军，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们不取得解放军的支持，早晚要完蛋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决不能反军。我们北航红旗就坚决拥护解放军，上到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下到解放军战士，我们都拥护，特别是对国防科委聂老帅，我们北航红旗是坚决拥护的，所以解放军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不但没有打过我们，还坚决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北航红旗才坚不可摧。有人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这话很对。但人间天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坚决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首长的话，通过艰苦奋斗换来的。还有人说，北航红旗架子大，老子天下第一。这话不对，不是第一，是第二。第一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才是我们北航红旗。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我们北航红旗的宗旨是解放全人类，我们没有忘记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但是，现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造反派中什么王八蛋都有。我们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凡是怀疑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凡是不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凡是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北航红旗决不支持他们……

　　

　　祝春生一番云山雾罩的发言，把外地造反派头头们骂得目瞪口呆，很不自在。许多外地造反派头头们起哄，中断了祝春生的发言。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谢天谢地，幸亏祝春生代表北航红旗作了这个发言，好歹总算同外地造反派的言论划清了界限。据说后来康生看到了记者上的会议内容后，说：“这个北航头头的发言还差不多。”

　　

　　（笔者注：主要是因为参加过这个所谓“黑会”，祝春生后来受到了数年的审查、关押和无数次的批斗，被打成“5.16”分子，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2004年12月15 日，祝春生老同学因突发心脏病在老家无锡去世，享年62岁。本文算作对他的怀念。）

　　

　　韩爱晶在体育学院听了有关人员关于该会内容的汇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他知道捅了大娄子。这事要传到中央耳朵里，肯定会说成是“反革命黑会”，是想夺取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什么北航红旗天下第一、第二，这还了得？赶快写检查！谁知检查还没有送上，中央的批评就传下来了。

　　

　　不出韩爱晶所料，据说由于参加会议的有未暴露身份的有关方面的“记者特务”，所以会议的有关情况很快就被中央知道了，康生、姚文元等人立即表态该会是“反革命黑会”，背后有“黑手” 。只不“ 特务”们不认识祝春生，把他说成了北航革委会常委侯玉山。

　　

　　所谓的北航黑会立即惊动了中央，在不久的毛泽东“7。28” 大召见中，韩爱晶、蒯大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

　　

　　笔者认为，现在看来，在所谓的北航黑会问题上，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本来是没有什么错误和责任的——如果讲理的话。第一，韩爱晶一开始就反对开这个会，他借病拒不参加，当时能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国人有“四大”自由，这是毛泽东支持和倡议的。群众组织头头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发发牢骚，讲了几句出格的话，但没有密谋武装暴动，没有违反宪法的任何行动，凭什么叫“黑会”？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亵渎。“北航黑会” 不是黑会，正象“二月逆流” 不是逆流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时候是很难讲理的，因为他们是“神”。连韩爱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会当成了黑会，真是可笑之极！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北航黑会”和清华武斗事件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重大决策。

　　

　　74）清华园“七.二七”大武斗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4 .14” 兵团成立后，为了“把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为了迫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改弦更张（4.14头头周泉缨语），“4 .14”的头头们在“4 .14思潮必胜”理论的鼓舞下，在“炮打陈伯达”的同时，同“井冈山兵团”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到了1968年4月，两派展开了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7月底，号称清华园“百日大武斗”。在连续几个月的武斗中，双方死伤惨重，好端端的清华园变成了战场，满目疮痍。百日大武斗的结果导致两派11人死亡，30多人致残，300多人受伤。

　　

　　1968年7月，“团派”（井冈山兵团）头头们连续开会，决定对“四派”（4.14兵团）发动全面攻势，并一举攻占了“四派” 占领的科学馆。面对“四派”的顽强抵抗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团派”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请求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拆除“四派”的据点科学馆；正式逮捕“四派”的核心人物；由中央、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出面直接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而从人数和力量上处于劣势的“四派”也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派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实行军管，以打破“团派” 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

　　

　　1968年7月26日晚，奉毛泽东主席的密令，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会议，决定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市革委会负责人和北京63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8341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7月27日，由61个工厂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中央“七.三” 布告等文件精神。宣传队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各工厂的军代表担任，总负责人是迟群和谢静宜等人。迟群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宣传科长，谢静宜是该部队的机要秘书。（注：迟群、谢静宜从此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党委正、副书记，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四人帮” 倒台后，迟群被判刑十八年，谢静宜被隔离审查并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未判刑。）

　　

　　上午九时多，手无寸铁、只带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的工宣队的大队人马到达了清华大学的南门、西门和东门，把清华园围得水泄不通。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必须在十一时开进清华园。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声势浩大的行动，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四派”头头们事前皆毫无所知，尽管他们之前皆多次要求上面出面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面对突如其来的行动，双方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不知道后面的背景，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么多工人包围了清华园肯定是有来头的，肯定是来制止武斗、夺权甚至占领清华大学的，说不定要抓走多少人。一种本能的对立和反抗情绪立即武装了清华大学高智商蠢材们的头脑，特别是蒯大富等“团派” 的头头们。于是，蒯大富下令，坚决保卫清华园，不准外面的工人们进来。“团派”作战部长立即带领自己的人马和武器堵住了西门，阻拦工宣队进校。后来由于先攻进了南门的工宣队员冲了过来，强行打开了西门，工宣队大队人马才于中午全部开进了清华园。

　　

　　这时，力量较弱在武斗中吃过亏的“四派”头头们头脑立即清醒了过来。“蒯大富和团派的末日到了，自己的好运来了。” 于是，“4 .14” 的头头们下令，热烈欢迎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

　　

　　据多年后笔者问蒯大富，当时为什么同工宣队对着干？那么多工人来，肯定是有背景的，你们当时为什么那么傻？蒯大富说，当时利令智昏，认为是北京市某些人搞的鬼，没有想到是伟大领袖下的命令。

　　

　　工宣队进校后，立即分成八个团按计划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并发起了宣传攻势，要求两派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工宣队以50比1的人数优势包围、扣留武斗人员，命令他们“缴械投降”。

　　

　　当日11点30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才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当时不在学校让人转告），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开进清华大学，要蒯大富的“团派”欢迎和支持等等。奇怪的是，直到这时，市革委会仍然不明确宣布，工宣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笔者至今不明白，即使为了保密不提伟大领袖，但把工人宣传队要进驻清华大学的事提前一天通知蒯大富有什么不可？可能因为那样工人死伤要少得多甚至没有伤亡，蒯大富的罪过要小得多，将来杀“替罪羊”时“羊”会喊冤叫屈吧？没有别得解释。

　　

　　7月27日中午12时，从北京站接人回来的蒯大富才得知学校发生的情况。头脑发昏的“蒯司令”简单地把数万工人围困、进驻清华园看成了工人的派性行为和北京市或中央文革某些人（如谢富治或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黑手操纵的镇压学生运动事件。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是伟大领袖的“佛掌”轻轻一挥而已。于是，蒯大富登上了“团派”总部所在的“静斋”的屋顶，大声指责围困在楼下的工人们镇压学生，支一派打一派，质问工人“为什么不去围困“四派”占据的主楼？”并呼吁工人们退出清华园，不要上某些“黑手”的当。接着召开了“团派”头头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井冈山兵团”的生死关头到来了；决定紧急上告市委和中央；命令各据点坚守阵地，拼命抵抗工宣队的“围攻”，誓死保卫“井冈山”，必要时可使用武器。

　　

　　下午两点，蒯大富赶到市委告状，质问市委负责人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决一死战，一定要揪出黑手！” 而吴德始终不说是伟大领袖的命令。晚饭后，谢富治、吴德、工宣队负责人同蒯大富见面。谢富治命令蒯大富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并与工宣队负责人立即回清华落实命令。

　　

　　在清华园内，中午时分已经全部进入清华园的工宣队立即组织队伍进驻已被“团派”占领的科学馆，把馆内人员全部带了出来。工宣队的人马接着进驻礼堂，这时，团派的人引爆了电发地雷，但没有伤人。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查获了“团派” 的一些武器、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武斗工具。工宣队在接管电厂时，“团派”头头下令开启了电网电闸，阻止工宣队进入电厂。

　　

　　下午一时多，“团派”作战部长带领队伍用石块、长矛进攻位于“静斋”后门的工宣队，致使许多工人掉进了荷花池（即当年朱自清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菏塘），并扣押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的汽车司机。下午3时多，40多名工宣队的工人和军代表先后当了“俘虏”，被” 团派”的人关进了“静斋”，遭到了审讯和殴打。随后，这支“团派”的敢死队在清华园的许多地方用长矛和手雷弹等武器进攻和袭击工宣队，致使一百多名工人受伤，仅作战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伤了7名工宣队员。

　　

　　当天下午“团派”的另一支60多人的敢死队在“静斋”、大礼堂等地用手雷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驱赶和袭击工宣队，造成130多人受伤，一名军代表被炸伤，一名老工人被刺成重伤。下午两时左右，被工宣队围困在10、11、12楼内的“团派”人员拼死突围，向工宣队冲击，许多工人被刺伤、炸伤、砸伤，一些工人跳楼摔伤。这期间，第二机床厂副科长王松林、541厂工人张旭涛、北京市供电局工人潘志洪三人先后被手雷弹炸死。另外，住在十三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和上访人员在“团派” 的鼓动支持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参与了追赶、攻击工宣队员的活动，并使一些工人受伤。

　　

　　自午后至深夜，在工宣队占领和“团派”反占领的过程中，“团派”各武斗据点的人员各自为战，向工宣队发起多次冲击。他们贴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在双方的争斗中，又有一些工宣队员负了伤，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现忠被长矛刺死，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被开枪打死。“井冈山兵团” 的骨干精英和亡命之徒们拒不向工宣队投降，一直到7月30日中午才在解放军部队的“保护”下撤出最后一个据点。

　　

　　历史的事实是，在7月27日下午导致多名工宣队员死伤的大武斗中，蒯大富一直在市委告状、开会，对学校里发生的情况并不了解。晚八时多，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园的蒯大富被带到了清华园中学，第一次见到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总指挥官迟群等人。经过谈判，达成四条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地点。双方签字画押后立即执行。

　　

　　蒯大富按工宣队的要求命令部下们停止武斗、执行协议之后，已近深夜。疲惫不堪的他见大势已去，灰溜溜地逃出请华园，跑到北航，一头扎进我的办公室驻地“红旗院”里蒙头大睡起来。

　　

　　（笔者注：整理完了上述清华百日大武斗内容，我出了一身冷汗。谢天谢地，当年坚持原则，宁可得罪“蒯司令”，没有给他一枝枪。否则，清华大学“414”和工人们的死伤人数将数百上千，后果不堪设想，起码笔者不会写这本书给大家看了。再一次感谢上帝！阿门！”）

　　

　　75）毛泽东“七·二八”大召见

　　

　　1968年7月27日深夜，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突然决定召见“五大学生领袖”。韩爱晶不知道蒯大富在北航，自己叫车去了人民大会堂。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皆准时到达，只有蒯大富没有到场。半夜已过，毛泽东没有等他，开始了伟大的召见。谈话一直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直到28日凌晨。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7.28” 大召见。

　　

　　蒯大富是主角，清华找不到蒯大富，这可急坏了北京市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

　　

　　当时还没有呼机、手机之类的先进通信工具，于是，发生了文革中罕见的奇闻，深更半夜，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全市各单位高音喇叭反复广播：

　　

　　“蒯大富同志，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 。

　　

　　北航广播站也接到了通知，全院立即响起了寻找蒯大富的广播声。

　　

　　我当时正在大字区看大字，听到广播后，立即跑回保卫部所在的“红旗院”，叫醒了蒯大富。当时我还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召见他们。

　　

　　蒯揉着双眼，问：“什么事，什么事？”

　　

　　“快去人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找了你半天了，全市都在广播找你，快快快！” 我急忙告诉他。蒯不情愿地下了床，嘴里直打哈欠。

　　

　　我马上叫了一辆车，送蒯大富去了人民大会堂。

　　

　　蒯大富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晚了两个多小时。他一进接见大厅，才知道是毛主席亲自召见，满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对着伟大领袖便嚎啕大哭起来。毛泽东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握着“伟大领袖的巨手” 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叫嚷着要抓“黑手”……

　　

　　关于“7.28” 大召见的谈话内容，中央办公厅录了音，有一个正式版本。韩爱晶的速记本是我整理的，同谭厚兰的版本校对后送交了中央一份。这次大召见没有公开传达全部内容，许多细节鲜为人知。这次会见内容对研究中国文革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吸取历史的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面就是笔者当年整理的“7.28” 大召见的有关内容。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召见” 五大学生领袖” 谈话记录稿

　　

　　（限于篇幅，删去了部分次要内容）

　　

　　时间：1968年7月28日凌晨

　　

　　地点：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参加接见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 青、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 群、 汪东兴、 温玉成、 吴 德、黄作珍（笔者注：参加接见的主要是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张春桥在上海，未参加。）

　　

　　被召见人：聂元梓、 蒯大富、 谭厚兰、 韩爱晶、 王大宾（蒯大富迟到）

　　

　　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大厅，主席站了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

　　

　　主 席：都是年轻人！

　　

　　江 青：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

　　

　　主 席：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说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来？

　　

　　谢富治：恐怕不愿来。（注：？）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主席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主 席：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又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结果去了三万人，你们看怎么办？大学武斗怎么解决？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元梓）听说工人游行路过你们学校，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北大）井岗山？

　　

　　聂元梓：我们摆了开水。

　　

　　主　席：那不知道。北大抓黑手，说黑手是卫戍区，是谢富治。“黑手”是我！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不到三万人。

　　

　　主　席：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市）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深得工人、农民的欢迎。大专院校59个，打得凶的，大概也就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提提意见。社会现象，我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大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里，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一个叫新北大（井） ，一个叫新北大（公社），就象联共（布）。（众笑）第三个办法，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文化革命搞了两年多了，斗、批、改。（你们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搞武斗。你们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人民不高兴，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多数学生也不高兴。你们学校本派讲你们坏话的也有，就是拥护你的人也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我就不相信，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要说坏话的。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不搞“ 黑帮” 。新北大搞了十几个，我想还不止那么点“黑帮” 。因为搞了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在武斗上了。这么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是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打起来，有时三百人，有时一百50人。哪有黄永胜多。蒯大富那里，这回我一出就三万多。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撤掉。什么热武器，核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你叫“老佛爷” ？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扎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说在学校十多年了。你走了，谁代替你？我怕你走不开。你们五个大将，我们都是护着你们的，包括抓“ 黑手” 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你们要是回去一讲，北大” 井冈山” ，清华“4 .14” ，（师大）“造反兵团” 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不怕人打倒。

　　

　　“ 4 .14” 思潮必胜。这个文章我不同意，说什么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是“4 .14”？ “4 .14” 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应该放了。人家有意见，就让他再写，不然，不是就没有言论自由了吗？我说你“老佛爷”，你北大要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 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吗？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如果不行，按辩证法，就一分为二，就各住一个城市，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 井冈山” 搬到南方。一南一北，根本不见面，那就打不起来了。各人清理内部，然后统一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 老巢一捅，使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你们都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有个凶手戳了你一下。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

　　

　　你以后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人家讲你姐姐不好，哥哥不好，（说）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姐姐不好是姐姐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不一定妹妹都不好。为什么一定要连累妹妹呢？

　　

　　（有人进来说找不到蒯大富。）

　　

　　江 青：是蒯大富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富治：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找他，请蒯大富开会，他不理，广播了几次他就是不来。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要紧。

　　

　　主 席：蒯大富这个人是好的，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很多出来活动的都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没有。66年9月23日与保皇派“斗批改” 干了一下。后来伯达派人来救援我们，以后就没有打过。

　　

　　主 席：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有打过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吧？你很会出主意，是个谋士。

　　

　　康 生：听说这次武斗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这件事（清华武斗）与我没有关系。我批评蒯大富，他回去以后，别人就左右他了。我们学校是一派，很团结。

　　

　　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不见得吧？（众人批评韩。）

　　

　　主 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太坏，人家挺难受。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多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对立派），也没解决得了，把你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不要走。你这个“女皇” 。今天四个人就有两个女的。你要给人家粮食，让人家自由，出入无限。“兵团”（北师大）是“湖南省无联” 式的大杂烩，是搞反夺权的，别的学校也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江 青：那是韩爱晶去颠复人家。

　　

　　韩爱晶：我参加了。我错了。

　　

　　主 席：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轻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

　　

　　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3月24日、3月27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象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双方都用土炮，你们的打法算不了打，四川那才算打。高射炮对天放。

　　

　　江 青：败家子，炮弹对准自己人。

　　

　　主 席：你这个“老佛爷” 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不过一二百人，你的兵跑到哪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是不行的。林彪同志兵多，借给你几万兵，可把“井冈山” 统统消灭嘛！这个问题不要在这里答复，回去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 彪：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主 席：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那就分开。搬家可是个问题，还得争地盘。我看中南海，人大会堂都很大，以前也接见过四、五万红卫兵，可以办个学校嘛。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青来。你们不是要” 杀牛宰猴炖羊肉” 吗？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青，羊是杨克明。我只记得杨克明。他是个年青人，八届十一中全会他也参加了。第一张大字他出了不少力。你们这张大字也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文化革命原来打算停课半年，还登了。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如果不行，要多少时间给多少时间。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它7年，八年。斗、批、走也是个办法。不就是象谭厚兰那样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

　　

　　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不招行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我讲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的高中比大学学习的课程还要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却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你讲哲学？

　　

　　聂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江 青：她是“老佛爷” 。

　　

　　主 席：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 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

　　

　　主 席：学文学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到工厂去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搞文学的写不了小说。上海的胡万春（注：工人作家）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总 理：进了大学就僵化了。

　　

　　主 席：马克思受过高等教育。列宁读了一年哲学。恩格斯只读了一年书，中学还没有读完。他当过会计，管理工厂，接触了工人。自然科学他是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林 彪：有一点学问都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战场上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主 席：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我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我只是写战争问题时才马马虎虎看了一些《孙子兵法》，只看了一遍，等于没看。

　　

　　韩爱晶：主席，文革结束后让我当兵去吧！

　　

　　主 席：当一年半够了，半年兵，一年农民，当二年工人，那是大学校，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工厂、农村都是真正的大学校。林彪同志是“打仗中学” 的，只上过中学，算个知识分子吧！黄永胜你上了几年学？（黄答：一年半）你是什么成份？（答：下中农）温玉成你上了几年学？（温答：三年）你是什么成份？（答：贫农）你们都是土包子。上这么点学，但这不妨碍你们当参谋长。

　　

　　主 席：世界上的事没人反对也不好，反对就让他反对吧。那作《孙子兵法》的

　　

　　人也有缺点错误。世界上没缺点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主 席：斗批走，斗批散也是个办法，谭厚兰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学文学的要写文章，写小说，写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要论述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法律还是不学的好。我说砸烂公检法，但是天派反对谢富治，又不反了，不了了之。说砸烂公检法，就先砸烂谢富治。其实是谢富治首先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北京市公安局二万人，弄出九百个地富反坏。公安部有三千人，只留下80人，剩下的都办学习班。要砸烂公检法这很好，但是你们要打倒谢富治，谢富治是中央负责同志。

　　

　　鞍钢没有公检法，靠群众审讯，就是没有大印，由群众专政。他们消息灵通，多年没有破的案，他们都破了。审讯由群众来审讯，又不打人，根据的头一条就是侦察，落实材料，这样是对的。但是，越打越烦，就搞逼供信，于是就抓人。我说一不要杀，二判刑不要太长，二至三年就行了。（问黄永胜）军队现在有无禁闭？（黄答：无禁闭。）逃兵还抓吗？（温玉成答：不抓了）

　　

　　主 席：斗批走，为什么要走？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人家想走，抓他干啥？他受不了，要走就算了。军队太苦，他受不了。逃兵也不抓，也不禁闭，逃兵反而少了。你看解放军犯错误不搞禁闭，你们是学校，不是还到处抓人，打死打伤，抓俘虏，搞逼、供、信，还坐喷气式飞机。我看知识分子最不文明，还是老粗黄永胜、温玉成文明，他们不抓俘虏，不搞禁闭。坐喷气式飞机也不是我发明的。我只不过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告》，写了戴高帽子游街，但也没有写坐喷气式飞机啊！我又没让戴高帽子，我不是罪魁祸首。

　　

　　蒯大富的作风很不好。工人进去宣传“七．三”布告，你们开枪打死了四、五个人。针织总厂就伤了四、五十个。不过我看损失还是很小很小的。

　　

　　总 理：林副主席早就讲文化大革命损失很小很小，收获最大最大。

　　

　　主 席：人家去要欢迎，不能专政，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进学校是专你们学校坏人的政，你们也专你们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大富。现在还搞什么串连会，在和平里，在清华，在北航开会，有广西“四.二二” ，大同造反派，广东“旗派” ，四川的“反到底” ，锦州的“糟派”，辽宁“八三一”，在串连。听说在北航还开了国防系统的什么会，不要搞这一套。

　　

　　韩爱晶：我不知道。

　　

　　文 元：你们侯玉山不是作了告吗？

　　

　　林 彪：我们还没开“九大”，你们就说我们开了。我们没开会，你们说我们开了；你们开了还说没开。

　　

　　总　理：北航开什么国防单位会议，开了没有？'

　　

　　韩爱晶：一吓没敢开。

　　

　　总　理：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主 席：不要搞这一套。

　　

　　总 理：还说我们开了十二中全会。

　　

　　主 席：还说我们开了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还说中央斗争很激烈，学校、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找你们来是解决问题的。聂元梓，我们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就是要使你们有准备。我从来不搞什么录音，这次搞了录音，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们就放录音，这样一搞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先是黄作珍讲话，后是谢富治讲话都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管一下。后来事情多，北京就由谢富治管。过去你们开会，我和林彪都没去，我们官僚嘛！这次怕你们开除党籍，又抓黑手，又是镇压红卫兵。

　　

　　林 彪：今天我开车来的时候，街上没有北大、清华大字，他们武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主 席：这一条我认为你们脱离群众，他们不愿意打内战，你们脱离工农兵。

　　

　　林 彪：你们脱离工农兵！

　　

　　主 席：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北京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就是国民党，就是土匪，就要打围剿。如果是学生也要讲清楚，再不听就要抓起来，这还是轻的，重的就要包围、歼灭。

　　

　　（笔者注：文革中，毛泽东说了许多正面、反面甚至自相矛盾的话。断章取义地用毛泽东的话整人，中国许多人都学会了，造反派如此，整造反派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毛泽东在这里仅仅是讲的武斗问题，而当时韩爱晶的北航和王大宾的地院是根本没有武斗的，谭厚兰的北师大也基本没有武斗，最后却都成了蒯大富、聂元梓的殉葬者。这就是历史。）

　　

　　林 彪：现在有些是真正的造反派，有些是国民党、土匪，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主 席：国民党还不是这样？他烧了就走了。

　　

　　林 彪：长征时我们路过广西，与白崇禧打仗，白崇禧就是那样干的，他先冒充共产党放火。现在旧计重用，是不是白崇禧留下的人干的。

　　

　　主 席：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多多帮助他，劝劝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韩爱晶：蒯大富现在骑在虎背上，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 生：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吧！

　　

　　主 席：要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就把老虎打死。你们把广西“四．二二” 的人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总 理：广西“老多”也住在北航。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你怎么能召开？

　　

　　康 生：他们想控制全国的运动。

　　

　　韩爱晶：那个会不是我们召开的，可以调查嘛！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在体院，学校来电话，要我接待两个省革委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 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人家说我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我说北京是是非之地，一开会就是黑会。北京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只谈情况，不谈办法。后来我就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听见不妙，地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儿就吓跑了，我们二把手井岗山也吓跑了，大家纷纷向我反映情况，还未来得及写告, 中央的批评就下来了。

　　

　　(康 生、姚文元等人继续批评韩爱晶。)

　　

　　主 席：你们批评韩爱晶太多了，他才23岁嘛！

　　

　　江 青：文化革命初期，你北航、地质、北大都作了些工作，立了些功劳，那时候你们是革命造反派，是对的。我们那时也有委托，而现在藏他们是不对的，他们中间许多是反解放军、反革委会的。谭厚兰，你那个革委会是谁给你稳住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是中央文革。

　　

　　韩爱晶：我们错了。

　　

　　谢富治：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她立刻就去给你们稳住了。

　　

　　江 青：谭厚兰你三伏天怎能那么样？他们几十个人那也是群众啊！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个月不见太阳，亏你作得出来，我们听了都难过。就是反革命，也是青年人，要教育嘛！开始是蒯大富，韩爱晶不对，去颠复人家。

　　

　　主 席：那是无政府主义，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

　　

　　林 彪：没政府的极端就是有政府。主席说，世界上无政府和有政府是相对的，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能消灭，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就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 青：你那个兵团（指谭厚兰的对立派师大造反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对他们是没有好感的，你们把兵团的人放了！无产阶级要讲人道主义。你“老佛爷”也是这样。

　　

　　聂元梓汇北大“井冈山”有个反革命集团要“油炸”江青。

　　

　　主 席：油炸，这是在小房里说说，他哪里要油炸？

　　

　　江 青：牛辉林是有问题，也可以教育。聂元梓我还有没有一点发言权？我一直躲着你们，我难过。你们现在是群众斗群众，坏人就藏起来，那方面有人。“ 4 .14” 也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总理、伯达、康老的，但他们还是群众组织，蒯大富要打掉他。

　　

　　主 席：“4 .14” 几千人打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打不掉，有坏人要自己去揪。

　　

　　江 青：我住的地方，你们也知道，要绞死就绞死。你们开始一同共患难，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能治国治天下？主席向来就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你们不很好向主席学习。

　　

　　主 席：民院有个伊林，攻击林总；北外有个“六.一六” 刘令凯就是反对总理的，总理说把他放了。有人说总理宽大无边，我说总理这样做我是同意的。“联动”开始就不应该捉，但当时我点了头的。

　　

　　谢富治：这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没关系，这是我捉的。

　　

　　主 席：你不要掩盖我的错误，我是点了头的。

　　

　　谢富治：我把人捉多了，这是我的错误。

　　

　　主 席：放也是我叫放的嘛！放出来以后，有的在天安门，有的还要上八宝山去，骑自行车闹一两个月也就没有意思。这里面有人搞流氓活动，抢钱，搞女人。

　　

　　聂元梓：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井冈山” 有一千多人下山。

　　

　　主 席：不要搞牛辉林他们。你那个下山的我看靠不住，人家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还是要他们回去，不要勉强，不要侮辱人格，要出入自由，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都犯过错误，你们初犯错误，也不怪你们。

　　

　　今天你们两个天派，两个地派我也不太清楚。总而言之，你们五员大将，我是保护你们的，你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还有其它学校的头头，但著名的还是你们五个。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难。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没经历过，不管你们有多少缺点错误，我们还是保护你们的。北京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在打，一打不可开交。现在59个学校，打得厉害的有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为什么炮灰那么少？你们应该想一想。

　　

　　谢富治：主席非常爱护你们红卫兵小将，中央文革江青同志非常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我要负责任，我对你们帮助不够。

　　

　　主 席：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北京市办大专院校头头学习班，不让串连，也没向中央汇。不让串连不对，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对我帮助很大。

　　

　　江 青：串联起来统一观点，抓出坏人。

　　

　　（黄作珍告蒯大富来了。蒯进门就嚎啕大哭，主席站起来上前握手，蒯大富拉住主席双手继续大哭。江青同志先笑，后流泪。蒯边哭边告状说清华告急，说“黑手”操纵工人镇压学生，是大阴谋。众人让蒯大富坐下。）

　　

　　主 席：黄作珍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不知道中央这次开会算不算数？我只好伸出“黑手”。把我送到卫戍区去吧，我是“黑手” 。（蒯大富目瞪口呆。）

　　

　　谢富治：伸出来的是红手。

　　

　　文 元：伸出来的是红手，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主 席：一要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四是打就是大打。工人都撤出来，要打就大打，上交的武器还给你们，跟四川一样，几万人，大炮对天放，架无线电。我才不怕打呢，我一听打仗就高兴。那个布告要广泛宣传，广西的要宣传，陕西的也要广泛宣传，再不听，就包围歼灭，是反革命嘛！

　　

　　总 理：你五个人要好好想一想，广西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出一个月了还要打，交通都不通了。你们五个人不是关心国家大事吗？为什么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配合中央？

　　

　　主 席：他们忙呀！

　　

　　总 理：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江 青：你们别再分什么天派、地派。

　　

　　主 席：不要再分派了，希望你们不要再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分什么两派？不过困难还是有的。

　　

　　总 理：要跟主席走。

　　

　　姚文元：要跟主席走。

　　

　　王大宾：主席，教改搞不起来，搞不上去。

　　

　　主 席：我们也搞不上去，不怪你们，我们都搞不出来，何况你们呢？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有的人很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想走，走就走，也就算了。

　　

　　总 理：这是旧制度的影响。

　　

　　主 席：历史上看到一些人，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是学法律的，搞政治经济学，哲学搞不下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同版？因为他身体不好。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有三派，以马克思为一派，第二有普鲁东，另外还有布良基、鲁尔，还有个巴枯宁。第一国际为什么搞不下去？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要打就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

　　

　　江 青：我真心疼你们，你们有怨气，说我们不要大学生了。有的听话，有的不

　　

　　听，有的当面讲一套，背后又不听，你们后面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主 席：不听无产阶级的就干涉，就镇压。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几十人也行。）

　　

　　主 席：你聂元梓是有选择性的，你是合你的口味才要，你是专要63军，给你38军行不行？以后从63军中调些人到“公社”，从38军中调些人到（北大）“井冈山”，你要欢迎38军，38军不是你们说的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次会，郑维山做了检讨。谭厚兰你这个女将放了一把火，把那些将军吓坏了，到处找司令，郑维山去保定解决问题了嘛！没有出来接见。谭厚兰，郑维山也来找你的麻烦吗？

　　

　　谭厚兰：没有。

　　

　　陈伯达：韩爱晶你的头脑膨胀得厉害，韩爱晶、蒯大富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主　席：20几岁嘛！不能轻视年轻人。周瑜出身骑兵，才16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陈伯达：你韩爱晶对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不认真学习、讨论，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意见第一，会走向危险道路的。

　　

　　主 席：我官僚么！一次也没见你们。要不是抓“黑手”，我还不接见呢！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毛主席，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总理，那是危险的。

　　

　　主　席：是相当危险。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侯了。

　　

　　总　理：主席早就讲过，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侯了。

　　

　　林　彪：蒯大富，中央对你们的态度，都是经过中央文革、市革委会、卫戍区转达的，你们不相信中央。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最重要、最明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再置苦罔闻，要犯极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学校实现了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你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现大联合的方针，你们这些学校没有看到全国需要，没有看到全国运动的每个时期需要作什么。你们斗走资派，斗文艺界的牛鬼蛇神，那是好事情。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人是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

　　

　　主 席：全国工农兵，百分之六15都是好人，北京59个大学，武斗厉害的也只有五、六个。清华两万人，参加武斗的只不过五百人。蒯大富，你应该欢迎工人。

　　

　　康　生：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北航给了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政委。这事要严肃查处。（笔者注：康生老贼的信口雌黄，差点要了笔者的命。）

　　

　　韩爱晶：根本没有那回事，我们的枪都在，卫戍区检查了。

　　

　　主 席：蒯大富上了老虎背，不好下，蒯大富你下来嘛，照样当官做老百姓。

　　

　　陈伯达、康生：韩爱晶你无自我批评，长久如此。蒯大富当了司令，你是政委。

　　

　　谢富治：韩爱晶就是没有自我批评。

　　

　　陈伯达：是否把他们的枪收回来？

　　

　　江 青：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多次，你就一直没有很好表示个态度。

　　

　　主 席：不要说他了，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 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主 席：年轻人听不进批评，他们有些象我年轻的时侯。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时也主观、武断得厉害。

　　

　　韩爱晶：主席，我有一个请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支持蒯大富的，我也知道，很多事情要受他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给我派了解放军，什么事情就清楚了，免得我有口说不清。

　　

　　陈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 青：我有错误，把他宠坏了，谢富治比我还宠他。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主 席：不要光批评。杨成武搞了个中心，国防科委搞了个中心，全国几千几万个中心，就是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蒯大富，你们不是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你现在很不好办，我看你毫无办法。打下去又无群众，要消灭“4 .14” 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这边的。“四．一四” 思潮必胜的思想，我不能接受。他文章的主要口号是无产阶级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但也要争取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的一些人。布告明明宣传了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要打到那一年？工人进去要欢迎，你们反而对工人开枪。工人是徒手，你们打死打伤工人。正如在师大我倾向谭厚兰，在北大倾向聂元梓，在清华不是倾向你吗？在五个学校中还是倾向你们五个。蒯大富，难道你还不知道，几万工人没有中央命令，他们敢进你们清华？你们被动。“4 .14” 欢迎，他们交了枪，但“4 .14” 思潮必胜不对。在北大“井冈山”坏人多，聂元梓你那派好人多些。

　　

　　聂元梓：他们说我反王、关、戚是反中央，在学习班开串连会是打倒谢富治。

　　

　　主　席：反王、关、戚是对的，学习班串连一下也可意，我也禁止不了，但搞谢富治不对。八点多钟了，五个钟头了，我回去睡觉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人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

　　

　　江　青：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

　　

　　主　席：现在“4 .14”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台了，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　青：不要搞的我们爱莫能助。

　　

　　主　席：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就到韩爱晶那里睡。韩爱晶好好招待，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开个会。

　　

　　总　理：韩爱晶，你能帮他（蒯大富）想点办法。

　　

　　主　席：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都不听，市

　　

　　陈伯达：你们不欢迎就是对抗工革委会也不算数，中央只有伸出“黑手” 调动工人，制止武斗。你们脱离工人，脱离农民，脱离战士，脱离群众，脱离学生大多数，以及你们领导的一部分人。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你们领导下的人也有不少讲你们坏话的嘛。人。

　　

　　主　席：后给你们打招呼，是我们的错误，黄作珍，谢富治去作了工作。“四.一四” 抬尸游行，还有搞武斗的。“4 .14” 没有与工人冲突，但你们很蠢，被动。

　　

　　江　青：你们还不了解“4 .14”，他们中有的人还说蒯大富“左”了，沈如槐“右”了。清华联合没有蒯大富不行。

　　

　　主　席；蒯大富，你们“井冈山”两个，“4 .14”一个，二比一搞大联合，你能不能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我不能当，当不了。

　　

　　江　青：现在还在武斗，制止了武斗再说。

　　

　　主　席：第一实行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文化革命两年多了，热衷于打内战。第四，要打就大打。文科还是要办的，过去办得不对。文科、理科也要办。师范学院不办，谁来教高中？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抗战时，一战就几年，打得鸡飞狗跳墙，不但大学没办，中学、小学也没办，但是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小学六年，中学六年，时间太长，大学方法不对头，不要考试，考试干甚么？马恩列斯谁来考？谁来考林彪？谁来考我？谁来考哲学，政治经济学？开展辩论，好的就留下，坏的就丢掉。杜林活了88岁。

　　

　　韩爱晶：主席我有个问题，如果您老人家百年之后，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将来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怎么办？

　　

　　（笔者注：这就是文革中韩爱晶有名的“天问”。）

　　

　　主 席：出现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年来，北洋军阀段琪瑞搞了十几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有军队、政权，有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 彪：有毛泽东思想。

　　

　　主 席：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一些，对于在座的跟林副主席走，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我和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掉，全国人民灭不掉，总不能把中国人民全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

　　

　　总　理：我的弟弟周永爱和王、关、戚搞在一起，我把他送到卫戍区去了。

　　

　　主　席：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

　　

　　林　彪：鲁迅的弟弟是一个大汉奸嘛！

　　

　　伯　达：韩爱晶，你思想上还不懂得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

　　

　　文　元：韩爱晶过去就提出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主　席：什么不出？靠不住。还要搞几次文化大革命，还是会有波折的，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总　理：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包括苏联在内都没有把马列主义掌握好。他把毛泽东思想大普及了，这就是件大功勋。过去马列主义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只要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变化不会有。

　　

　　主　席：不过这个问题韩爱晶问得好，问我我就答复。要不说你们幼稚嘛！不要认为没有我们，天就会塌下来，这也是一种迷信。

　　

　　江　青：韩爱晶给我写过几次信讲这个问题。脱离实际，脱离工农，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主　席：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我们这些人有几种死法：一种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三是坐火车、坐飞机摔死，我爱游泳也可能淹死，无非如此，寿终正寝。

　　

　　文　元：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的悲观主义。

　　

　　韩爱晶：我担心一次前进不能最后胜利，前途是曲折的，按辩证法斗争会有反复的。

　　

　　主　席：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回去赶快把有关领导找来，集中起来（开个会）。你们今天睡个觉，明天再开会，今天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 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这时，毛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聂元梓等五人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韩爱晶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这时，一个女工作人员过来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去。一会儿，毛主席又回来了，大家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你们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大家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毛主席被工作人员扶着走了。

　　

　　（笔者注：请研究文革史的读者注意，起码在“7。28” 大召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对“五大学生领袖”还是关心爱护和支持的，尤其是对蒯大富还是“死保”的。）

　　

　　以上就是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事过30多年之后，它已经成为历史的文物。当今的年轻人看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那个动乱的年代是什么样子，也没法理解这次大召见的“伟大意义”，但“7.28” 大召见对于研究文革历史、研讨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和文革中“左” 的错误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在召见时针对“五大学生领袖”特别是蒯大富和韩爱晶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可是过了不久，他就把“五大学生领袖”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注：据“4 .14” 头头沈如槐认为，是后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头头（当然是迟群、谢静宜之流）最后说服毛泽东抛弃了“五大领袖”。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7.28” 大召见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予示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客观上也为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这可能是伟大英明领袖始料未及的。当然，它也是红卫兵当” 替罪羊” 的开始。用毛泽东的话说，现在是到了小将们犯错误的时侯了。

　　

　　由于清华、北大的武斗和蒯大富北航借枪事件，在陈伯达、康生的建议下，中央决定收缴北航的枪。不久，卫戍区通知我们把枪支清理好，擦干净，要来人收缴。卫戍区来人的时候，我和同学们都难过地流了泪。我们把擦得亮亮的枪支如数上交，与卫戍区的帐目完全相符，一支不少，不但不少，还多出一些从外出串联的学生手中收上来的杂牌枪支子弹，一并上交了卫戍区。

　　

　　卫戍区的干部十分满意，一位王参谋一个劲地夸奖说：“北航真不简单！这么多枪支子弹，一支不少，一支不坏，一点没出事，真不容易！了不起，了不起！要是换个学校，就很难说了。”

　　

　　中央收缴北航的枪，是一个信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缴了枪”的北航红旗和红卫兵们的末日不远了。

　　

　　76）毕业分配

　　

　　毛泽东“7.28”大召见之后，北航革委会敲锣打鼓把“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迎进了学校。头头们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接受再教育，北航的权力逐步移交给“工人、解放军宣传队”。

　　

　　不久，“工、军宣队”召开全院大会，由韩爱晶、二把手井岗山和我作检查，主要检查“派性”和工作中的错误。（注：文革中我始终是北航革委会一普通委员，但是某些人“器重”我，把我变成了所谓的“第三把手。）结果，韩、井二人的检查没有通过。由于我经过一段反思，态度较好，加上没干什么坏事，检查被通过。“工、军宣队”继续让我主持了一段日常工作。

　　

　　我行使的最后一次权力是审核了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毕业生分配方案并签字批准生效。这样，几千名毕业生分到了全国各地。

　　

　　我把自己分到了电子部738厂。由于已成为我女朋友的尹聚平父母还没有“解放”，只能进工厂。为避免以后两地分居，我放弃了参军和去研究所的机会，两个人都分到了738厂。

　　

　　1968年12月30日，我们来到北京738厂到，成了该厂的正式员工。

　　

　　北京738厂又叫国营北京有线电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之一。该厂由苏联专家帮助援建，是中国第一家生产电子计算机和电话交换机的工厂，产品主要供给部队，当时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

　　

　　原北航3511班的同学们一部分来到了738厂，一部分去了部队农场锻炼，后来分到了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分到738厂的几个同学按规定皆分到了生产车间劳动锻炼，我被分到了几乎全是女工的计算机插件板生产车间，整天穿着白大褂同女工们一块焊插件、测试插件。

　　

　　尹聚平分到了磁芯板生产车间，穿磁芯板。这是一项比绣花还要细的活，特废眼睛。当时的计算机内存，全靠磁芯板记忆数据。固体电路和RAM内存条尚未问世。

　　

　　738厂也早已成立了革委会，同北航差不多，主要由造反派头头和三结合老干部组成。这个厂的造反派头头们文革中也很能干，但比起北航来，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厂里住房十分紧张，许多工人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平房里，有的一家三代住在一间屋里，但就连这样的平房，我们也分不上。我和尹聚平只好像别人一样，在厂子附近的农村租了一间民房，算是安了个家。1970年初，我们有了第一个儿子。

　　

　　77）遭遇劫匪

　　

　　进738厂后的1969年元旦，我和尹聚平便遭遇了一场真正的劫难。

　　

　　那天晚上下大雪，我和尹聚平骑自行车去北京站送亲友后往回返，到达东直门外牛王庙时，遇上了7个劫匪。

　　

　　两个家伙持刀拦住了尹聚平，五个家伙各拿一把匕首围住了我。为首的一个家伙拿着刀子在我的脸前挥舞着，差点碰到了我的鼻子。

　　

　　“你们想干什么？”我大声喊。

　　

　　“老子们是去山西插队的，回来过年，没有钱花，帮帮忙吧！”为首的说。

　　

　　原来他们是上山下乡的“知青”。这时，我突然想起了1968年春节在山西的火车上碰到的几个“知青”。虽然他们不是同一帮人，但我当时的谈话可能得罪了“知青”，今天得到了应。

　　

　　“我也没有钱，口袋里有盒烟，拿去吧！” 我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好话好说。

　　

　　口袋被翻遍了，没找到钱，对方大怒。

　　

　　“他妈的穷光蛋，把大衣脱下来！”

　　

　　“这么冷的天，脱下来我穿什么？这件破大衣值几个钱？棉花的，还破了一个洞。我说哥们儿客气点好不好，我很同情你们的遭遇，上山下乡确实太苦了，本人若有钱，一定赞助你们。要不留下地址，我以后寄点给你们。” 我想拖延时间等待前后过路行人，可当时是深夜，又下大雪，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少他妈废话！”两个家伙用刀子顶着我的前胸，两个家伙顶着我的后背，我动弹不得。为首的家伙抢走了我戴的单军帽——那是我的三叔给我的，又拉断了表链抢走了我的“上海”牌手表。

　　

　　不知为什么他们不要自行车。

　　

　　这时，前面围着尹聚平的两个家伙也抢走了她的手表，并扎伤了她的手。

　　

　　正在这时，远处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可能是下夜班的工人。一个家伙吹了声口哨，7个人一下子跑进了马路旁边的松林里。最后一个家伙照我屁股上捅了一刀，当时可能心情紧张，一点也没觉得疼。

　　

　　我拦住了两个过路的工人，说明了情况。他们一听对方是7个人，吓得立即骑车走了，我赶紧和尹聚平骑上车往厂里赶。

　　

　　骑了一会，感到右腿发麻，用手一摸，啊！全是血，透过毛裤流出来了。我咬着牙，骑车赶到了酒仙桥医院包扎了伤口。伤口不深，没有伤到骨头。随后，我们又到派出所了案，结果还被警察们笑着调侃挖苦了一顿，说我为什么不会武功。

　　

　　不久，案子就破了，我去市朝阳分局领回了手表。据公安局的同志说，这些家伙是东直门中学的山西插队生，在北京疯狂作案。第二天，他们窜到红庙，大白天抢了一个中学生的军大衣，并把中学生扎死了，现已全被抓住了。

　　

　　我想见见这几个可恨又可怜的家伙，公安局的人不同意。这是我一生遇到的又一次劫难，谢天谢地，没有捅死我，后来想起来，确实有点害怕。

　　

　　78）关于“批清运动”

　　

　　1970年的中国，红卫兵学生们早已被赶下了文革历史的舞台，但文革并未停止。我所在的738厂又派来了新的军管会，奉上级指示，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批清运动” 。

　　

　　关于“批清运动”，历时数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大张旗鼓地搞了数年，被整的干部群众何止成千上万。光一个小小的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据资料载，江苏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抓出了27万、一个六千人的工厂就抓出了二千多个“5.16”分子。许多地方和单位抓“5.16”中关“牛棚”的人数近乎天文数字，施行的刑讯逼供手段令人发指。据有人粗略估算，“批清运动”中，全国起码抓出了一千多万“5.16”分子，被关押、致死、致残、“发配充军”、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这么大一个运动，整了这么多人，最后不了了之。如果说文革中最大的冤假错案，这绝对是其中之一。可是，某些党史、文革史“权威”和“御用文人”们至今对此事连“屁”也没有放一个，甚至有人至今认为抓“5.16”整的是“造反派”，好得很。据说只有和抓“5.16”毫无关系的伟大的邓小平说过，抓“5.16”是错误的，应当平反。

　　

　　笔者有感而发。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人不是皇帝佬儿和文官武将，而是正派有骨气的文人，如屈原、杜甫、文天祥、鲁迅等人；同样，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家伙不是小偷、流氓、土匪、强盗，而是历代的某些御用文人。中国的某些文人要么是权势者的哈巴狗，要么专吃同类，且不吐骨头，比豺狼过之。单从这一点上，笔者很赞同秦始皇和毛泽东的作法，把许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丧尽天良的秀才们全杀掉，免得他们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

　　

　　多少年来，在抓“5.16”运动中被伤害的干部群众忍气吞声，忍辱负重，没有说三道四，更没有闹事。为了国家的大局，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他们忍了，他们认了。他们没有搞复，没有把整过他们的人置于死地，更没有挖他们的祖坟。中国人多好呀！这些可敬的我的同类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向他们三鞠躬。

　　

　　或许我没有同类们那么大的气量。不，这不是气量大小的问题，也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血写的历史。某些人不是要“全盘否定和控诉文革”吗？笔者也来助助阵。为了披露历史真相，揭露丑恶，吸取历史教训，教育子孙万代记住黑暗年代里的黑暗故事，我有义务重温历史，来讲讲抓“5.16”的故事。

　　

　　蒯大富在挨整时，曾发牢骚哀叹：红卫兵是一年香，二年臭。我追加两句是：三年就挨斗，四年、五年成了“5.16”。

　　

　　“批清”运动一开始，就来势汹猛。伟大领袖又发了最高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 林副主席不甘示弱，杀气腾腾地跳了出来，象疯狗一样狂吠：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锦上添花，火上加油：查“ 5.16”，不但查组织，也要查罪行，罪行够了，就是‘5.16’。

　　

　　看来，“ 5.16”这个宝贝儿确实存在，不但存在，还很了不起，惹得领袖们如临大敌，草木皆兵。

　　

　　30多年过去了，人们要问：“5.16”啊“ 5.16”，你这个宝贝在哪里？

　　

　　30多年来，对莫须有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没有人站出来说个清楚。那些制造了“5.16”大骗局的的政客们上欺领袖，下压庶民。然而，在他们（当然是林彪、四人帮之流）受审的时侯，竟然没有一条“利用抓‘5.16'运动迫害干部群众”的罪名。（注：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那个所谓的“历史的审判”是多么“偷工减料”、派性十足。）全盘否定文革之后，那么多的人写了那么多的文字（纸、杂志、电台、电视、书籍等等），声嘶力竭、蹲足捶胸地控诉文革，却少见关于“516”问题的片言只语，更谈不上为成千上万的“516”分子正式平反，就连可爱的平反专家胡耀邦也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那么，只能解释，当年抓“5.16”运动好得很，不是问题。那么请问苍天：错误地整了上千万人，牵连了家属、亲友数亿人的大运动谁来负责呢？

　　

　　（注：文革中全国各种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和逍遥派成员按各占三分之一计算约3亿人。造反派组织中起码有50%的人被怀疑、审查和关押，起码有10%的人即一千五百万人被打成“516”分子。这个计算绝对是偏保守的，据本人所知，当时连农村生产队里也抓了许多“516”分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赞同”国外某些法西斯恐怖组织的做法，他们干了坏事之后，立即声称对该事件负责，省得人们疑神疑鬼。这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可是中国的政治家和政客们，连恐怖分子都不如。

　　

　　对于“5.16”这只冷冻了近40年的“螃蟹”，既然某些人怕吃坏肚子至今不想动筷子，那笔者就不客气了。现在，且听听笔者一家之言。

　　

　　笔者认为，1967年武汉“7.20” 事件之后，在手握军权的林彪和中央文革之流的煽动下，全国到处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 的恶浪，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毛泽东看事不好，怒斥“毁我长城”。中央文革看事不好，急忙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但军界的老帅们和各大军区的将军们不买帐，继续指责中央文革，并对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怨声载道。这时（1967年春、夏季），正巧有一些极左思潮严重的学生（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棋和外语学院刘令楷等人）以“5.16兵团”的名义贴出了给周总理提意见的大字，刮起了一股反总理的“妖风”。这些人数不多能量很大的家伙们很快被谢富治抓了起来，周总理知道后让把他们放了。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了。

　　

　　这就是说，“5。16兵团” 确实存在，但仅局限于北京几所大专院校的几十个人，大部分被抓过，且事情早已平息。

　　

　　面对当时全国纷乱的局势，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十分着急。武汉“7.20” 事件军队“造反”和有人反周总理这两件事对毛泽东震动很大。没有军队的支持，没有周恩来的支撑，共和国的大厦将倾覆，文化大革命将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权衡利弊，考虑再三，认为保住枪杆子、保住周恩来是头等大事，其他都是次要的，于是决定“安抚”周总理和军界（用军管会抓反总理的“5.16”就是铁证）。这样必须忍痛割爱，继续“丢卒保车”。“卒”者，“王、关、戚”和红卫兵、造反派也！“车”者，中央文革也！中央文革的政客们也认为，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利用价值已不大了，何不把自己干的许多坏事都推到他们身上，以平息一下“老家伙”们的怨气，取得“老家伙”们的谅解，保住自己已经到手的权力和地位呢？但这样干，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借口，而反周总理的”5.16”兵团正是一个好” 宝贝” ，尽管事情很简单且早已经平息了，但中央文革的政客们仿佛拣到了救命的“稻草”。于是，他们无中生有，小题大做，把只有几十个人且早已被抓起来了的“5.16”兵团“招兵买马”，“增员扩军” ，然后煞有介事地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谎军情，“ 5.16”兵团说成是以肖华、“杨、余、傅” 和“王、关、戚”为后台的（后来又加上陈伯达）、遍布全国的、文武结合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政客们知道毛泽东一辈子最讨厌别人搞阴谋），如不清查和打击，十分危险。可悲的是，领袖们和中央文革的“政客”们“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上演并制造了文革史甚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惨剧”和“冤狱” 。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当年希特勒为了致德国共产党于死地，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对共产党栽赃陷害并大开杀戒。中央文革经过一番秘谋，由姚文员出面，先造舆论，抛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表面是对着王力来的，实际上是全国“516”的信号弹。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接着，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文件。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声势浩大的“批清”运动从天而降，全国范围全面开花。结果是，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就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为毛泽东充当了一年多“炮灰”且倍受其宠爱的“革命小将” 、“革命造反派”们一下子变成了“过街老鼠” ，成了“罪大恶极”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

　　

　　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万万没有料到，这场抓“ 5.16”运动的结果最后丢的不仅仅是“卒子”，连“ 马、炮、士、象” 也丢了，“四人帮” 这些“车”们最后也没有保住。丢了“车、马、炮、士、象”，文革这盘棋还下个屁？光杆司令纵有天大本事，也无回天之力。想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大势已去，众叛亲离，成了光杆司令，面对四面楚歌，只好“挥泪别姬”。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一生运筹帷幄，百战百胜，“笑傲江湖”，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蒋介石之辈为“小把戏”，然而晚年却“败走麦城”，“挥泪别姬”，何故也？盖因“文革”中抓“5。16”这盘棋走错了“步”也！可悲的是，伟大领袖战术上的失误发展到战略失误，抓“5.16”一步棋走错，步步皆错：如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批“周公”，三落三起邓小平，天下留给华国锋，最后导致全军覆没，不能不说是势在必然也！看来毛泽东的确是人不是神。

　　

　　以上所述，虽是一家之言，但恐怕不无道理。读者若另有高见，笔者洗耳恭听。

　　

　　79）隔离审查进” 牛棚”

　　

　　不到三年，历史重演，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正如1966年红卫兵、造反派们响应伟大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积极造反，把许多老干部们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一样，1970年，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按照正、副统帅的命令，派出一个个军管会，积极展开了大规模的“批清运动”，矛头直指文革中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 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并把他们一个个打成了“5.16”分子和坏人。

　　

　　利用学生整干部，利用工人整学生，利用军人整工人，又利用一部分军人整另一部分军人，最后联合起来整学生，这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和观点可能偏激，但事实基本如此。“中国变成了一部绞肉机”，这话忘了谁说的了，说这话的人活该当死，但这句话让他说对了。

　　

　　自古枪打出头乌，造反没有好下场，政治斗争无诚实，宫廷里面无真理，胜者王候败者贼，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民间俗语小时侯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时也略知一二，怎奈到了关键时刻，忘了。

　　

　　既然造过反，就应付出代价。果然，历史的惩罚到来了，绞肉机的刀片很快地转到了我辈的脖子上。

　　

　　1970年12月26日伟大领袖生日这天，我和738厂的造反派头头们一个个地被关了起来。当然，“私设监狱”名称不雅，美其名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没过几天，尹聚平也被作为所谓王力的“黑秘书”和“7.20”事件的参加者被隔离审查。那天正好是我儿子的一周岁。在这一点上，军管会还真是有政策水平，因为据说世界各国在母亲被关押时，孩子不能小于365天。

　　

　　与尹聚平同时被隔离审查的一个从部队转业来738厂的男子汉钱植平，不几天便被军管会逼得上了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以上这些，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80）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

　　

　　我被隔离审查后不久，就被拉到厂里陪斗一次。这天是1971年的3月17日，738厂的军管会组织了本地区的批斗“ 5.16”分子大会。也不知军管会用什么神通广大的魔术，几天之间，便撬开了738厂许多人的嘴。他们一个个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三鞠躬，痛苦流涕而又口苦悬河。不但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填了反革命登记表的“5.16”分子，而且交待出了几十、几百个发展对象。我想起那天的场景，真是滑稽。文革中我几乎什么场面都见过，可唯独未见这种场面。

　　

　　在军管会的安排下，已经缴械投降的头头们一个个走上台去交代问题。站在台上的交待人在交待他发展的“5.16”分子时，显然是按军管会的要求，用×××（念某某某）代替姓名。这样坦白交待者只好说：“我发展了XXX，XXX，XX，XXX，XX，XXX……” 。会场的高音喇叭有放大功能，这种绕口令的美妙声音响彻了738厂的上空，陶醉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军管会首长们，但却吓坏了台下的数千名职工，也惊呆了周围马路上的一切行人和车辆。于是，一切都凝固了，人们侧耳静听，不知道738厂大院里上演什么好戏。我站在台下看着手表，洗耳恭听着这一连串的迟迟不停的“某某某”。我的天哪！有一个头头竟然连续说了十分钟的“某某某”。按两秒钟说一个计算，他一口气交待出了300多个“5.16”分子。

　　

　　此后不久，在军管会的强大攻势下，那些“某某某”们也一个个乖乖地“缴械投降”了。不几天，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军管会王主任（738厂群众尊称他“王大刀”）在全厂大会上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四个手指大喊：“同志们，谁说738厂没有‘5.16’分子？现在已经四位数了！四位数了！同志们！”

　　

　　我的好友张君，是厂革委会人事组织负责人，与我在北航的身份差不多，不过他不管保卫工作。张君为人忠厚老实，甚至有些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他无造反派的气魄，但有造反派的观点，如此而已。他为人正派，被委以重任。抓“5.16”一开始，我曾对他说过不要怕，更不要胡说八道。

　　

　　张君患有慢性心脏病，被军管会关起来后，身心压力都很大。他是个孝子，家有多病的老母。军管会抓住他急于想回家的心理拿他开刀，对他进行逼供。开始几天，张君尚能顶得住，拒不承认“5.16”问题。随着逼供的加剧和压力的增大，他顶不住了，终于痛哭流涕地向军管会承认自己参加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幻想着承认了就能放他回家。

　　

　　军管会很高兴，因为除我和尹聚平等外来户外，张君是738厂内抓出的第一个“5.16”分子。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个就不愁第二个，第三个……打过仗的军管会负责人知道突破口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张君可能是一条大鱼。他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他既是“5.16”分子，一定发展了不少人。738厂的“5.16”之鱼一定少不了。于是，军管会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说：“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738厂这座庙不小，水也很多很深，‘5.16’这些王八、游鱼少不了。林副统帅要求我们‘一个不漏’，我门的办法就是‘网大眼小’。‘5.16’分子这次一个也跑不了。不把738厂的‘5.16’分子抓干净，我们决不收兵。我们还是那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张君既然开了口，下面的事就由不得他了。这正如长江、黄河大堤一样，只要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很难堵上了。

　　

　　“要想早点回家，就要竹筒倒豆子。说吧，是谁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军管会的人边问边记录。

　　

　　“67年我去北航串连时，认识了戴维堤，是他发展我参加‘5.16’的。他让我在工厂里发展‘5.16’成员，并交代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 张君此时的嘴吧已经象决口的黄河大堤。

　　

　　军管会的人又惊又喜，立即紧追不舍。

　　

　　“你发展谁参加了‘5.16’？”

　　

　　“我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认识的人多，发展的人也多，让我好好想一想。不过，你们要替我保密。”

　　

　　“这点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你一边想，一边写出来，记错了也不要紧，但不要漏掉，一个都不要漏掉。我们不搞蒋介石那一套，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我们是一个不杀，但一个也不放过。你老实交代吧！交代的好，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张君把厂里300多个干部、工人的名字写了出来，其中包括文革初期挨过批斗的原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一批老干部都成了‘5.16’分子。

　　

　　于是，一批批干部、工人被谈话、审查。不承认怎么办？很好办，关押，逼供：“发展你的人都交代了，被你发展的人也交代了，你还等什么？” 这是军管会的诱供秘决。

　　

　　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多人便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对于某些交代问题不太痛快象挤牙膏一样的人，军管会便让某些工人看守们练练拳脚，并长期关着不放。

　　

　　一年多后我被放出来见到张君时，他的心脏病已很历害。他含着泪向我说明了一切，并表示对不起我。他说他当时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甚至不想活了，天天思念老母亲和妻女，以泪洗面，心脏病常犯，差点死在“学习班”里。我谅解老张，劝他不要难过，好好养病。我调侃说：“老张你真有两下子。你这叫曲线救国，故意引导军管会犯错误。承认‘5.16’的人越多越好，法不治众。你事实上帮了大家的忙，军管会搞了扩大化，才草草收了场，否则把我们整得还历害。你干得漂亮。”

　　

　　漂亮归漂亮，张君此后却高兴不起来。他是老实人，心胸不宽，总感到有愧于人，内心十分痛苦。他的心脏病越来越历害，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死时刚40多岁。我至今十分怀念张君，我敢说，如果没有抓‘5.16’运动，如果没有军管会的法西斯逼供、迫害，张君不至于死得这样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