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铁证驳斥无耻文人的谎言—文革时期中国外汇储备和使用情况一览

　　

　　刀锋

　　

　　 既然舆论公众已经为辛子陵确立了“无耻”的地位，那我就尊重这个事实，但不会对辛子陵的“无耻”行为做任何批判。我认为，人是有“无耻”的自由的，当辛子陵选择了把“无耻”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是没有权利干涉的，只要中国法律还没有把“无耻”认定为违法行为，那辛子陵就有依法选择“无耻”的权利，社会公众就必须接受和承认这个现实。

　　

　　 言归正传，我发现在辛子陵的文章里（姑且称之为文章），所提及的“1973年，全中国所有地区总共只有美元外汇”，与我所掌握的数据和材料完全不相符。我这里有这样一些资料，供大家分析掌握：

　　

　　材料一：周恩来询问了用电石生产维尼龙情况，当公司领导提出，为了加快维尼龙的建设，最好从日本购买一套(年产)一万吨维尼龙专利设备（因为日本的原材料消耗定额低），日本厂商价二千九百万美元时，周恩来说：“二千九百万美元差不多相当一亿元人民币，这也不多可以解决。”接着，周恩来又问：“一万吨维尼龙可以做多少衣服？”公司领导回答：“大约二千万套，六千万米。”周恩来说：“六千万米相当于一点八亿尺”，“那不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维尼龙应该搞”，周恩来又问：“为什么只搞一万吨，不搞二万吨呢？”（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化学工业部 顾秀莲：《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化学工业》）

　　

　　材料二：1970年3月17日，周恩来在一份计委进口计划告书上批示：“你们提，对进口的东西要‘一批、二用、三改’，这不对。买就是要用，不用，你进口干什么？要调过来，改成‘一用、二批、三改’。如果进口的目的是为了批，那有多少东西要进口！”（国家计委档案：周恩来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材料三：1971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４套、化肥设备２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４亿美元。他们同时指出，进口这些在国外技术较新的设备也是“根据国外经验，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把化纤、化肥工业搞上去”的需要。这些设备投产后，一年可以生产化纤２４万吨（相当于５００万担棉花，而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化肥４００万吨。所需的石油气、油田气、石油原料，在国内也有保障。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个告。（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告》）

　　

　　材料四：1971年8月6日，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告》，估价约４亿美元。８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毛泽东批示：“赶速度，拟同意进口”。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圈阅批准这个告的同时批示：“将总额33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我处合并考虑”。（国家计委档案：《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告》）

　　

　　材料五：1972年9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历时4个多月。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时机，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又赚取了外汇，同时还使国内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却认为，这样做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明确地指出：“我们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陈云文选》第三卷223、224页）

　　

　　材料六：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告》，计划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告还提出了进口设备时应采取的原则：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三、有进有出，进出平衡。四、新旧结合，节约外汇。五、当前与长远兼顾。六、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这些原则成为当时引进技术设备的指导方针。（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告》）

　　

　　上述材料六，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国务院经充分摸底调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２００亿元。到70年代末，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后来的经济改革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材料七（风庆轮事件）：1956年，毛泽东就对交通部门提出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发展一二千万吨的海上运输力量。1958年，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建立起“海上铁路”。1963年，周恩来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船队。60年代末70年代初，交通部学习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组织上海造船大会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造了9艘万吨级客货轮。与此同时，在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明确指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长期用外汇购买和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通过学习方式大力改进建造水平，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风庆轮就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9艘万吨轮中的一艘。这艘远洋货轮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承造的，于1973年完工。当1974年9月30日，远航欧洲归来的远洋轮“风庆”号完成轻载试航后，上海远洋公司却指出，风庆轮主机汽缸套不过关，否决国产改进方案提出拨款百万美元采用进口设备。但是“四人帮”认为，交通部的人对国产船百般挑剔刁难，不承认中国工人阶级为改进设备所做的努力，是“崇洋媚外”的典型，掀起了新一轮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运动。

　　

　　材料八：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同时出现了友谊商店，主要经营产品是面向在国内的外国人出售国产工艺品，以换取外汇。根据1968年的资料数据显示，友谊商店全年流水额达到400元万人民币（折合）。1968年人民币和美元的兑换价格是1.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可以推断当时友谊商店每天收取的外汇将近7000美元（友谊商店不收取人民币直接收取外币，1980年才出现的外汇兑换券）。

　　

　　我上面所列举的材料不过是中国文革时期与国际进行贸易的摘选，从侧面证明了我国通过外贸出口在1973年储备的外汇数量是相当巨大的，同时直接证明了以前一些不负责任的人说“文革时期的中国是闭关锁国”的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实际上在文革时期，中国奉行的政策是“国产为主、进口为辅”，同时在“四人帮”的强力干扰下，国内工人阶级开展了对进口设备敢于学习和模仿的风潮。六十年代，中国在花费外汇进口瑞士梅花、英格、欧米茄的同时，上海手表工人成功模仿制造出自己的上海牌手表；在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瑞士相机的同时（强坛疯疯癫癫僧就那时候买过一个进口的莱卡相机），上海照相机厂成功仿制出了莱卡和蔡司相机。1969年，“四人帮”江青为了达到鼓励上海照相机二厂工人自力更生志气的目的，居然以“给毛主席献礼”的名义而将仅仅七台的红旗20型相机实验产品之一据为己有，随身携带在身边，见人就说国产的比进口的好，还大着胆子向国际友人推销并鼓励高级干部带头使用国产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