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美元已死中元当立!—中国货币制度创新构想
高岩:中元、人民币与国债——21世纪中国货币制度创新的
战略构想(上)
货币制度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同一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一个国家同时流通数种货币;中国历史上黄金、白银和铜钱以及纸币曾同时流通。特定的市场在特定的时间周期中有多种货币流通,意味着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有重大的差别,因此不同性质的货币平行存在用于满足特定的市场和社会需求。而这些货币彼此之间可以通过比例关系兑换而实现互换,从而实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协同。
现阶段人民币单一货币完全无法满足中国对货币工具的需求,为此中国货币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中国必须同时拥有不同的货币工具,来满足差别巨大的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中对货币金融的需求。事实上这是从单一货币制度中分解出来的特定货币功能的形式化:尽管外表上是不同的货币共存,但本质上却是一组共同的主权货币,只不过功能和流通区域和环境有差异而已。
因此现阶段最佳的中国货币制度将由一组三种货币构成:首先是直接取代美元和欧元的“中元”货币。这是一种定位于无论是国际化程度、货币自由度以及信用程度都可以与美元和欧元直接比肩的中国主权下的国际货币制度。然后是剥离了外向功能的中国核心货币人民币;人民币将主导中国内部经济的全面现代化和金融化,同时也为“中元”提供锚的功能。而现阶段已经在中国货币和金融市场上有立足之地,但未获得独立于其它货币和金融制度的中国政府性债权工具中国国库券,也将扩大其功能;成为人民币的本位和独立的信用工具。从而能够直接为中国各级政府提供货币信用。因此中元、人民币和中国各级国债,可以成为中国货币制度创新的三个核心机制。
一、现阶段无法重建新的全球单一货币制度
作为对美元货币制度现有弊病、包括解决引发“中国美元”的中国缺乏自己主导的国际货币的一种对策;现阶段中国已经在执行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制度创新;中国现在已经有一种普遍的民意,对美元的全球货币功能表示不满,并希望人民币也能走向国际化,并因此而对抗中国近年来因外汇储备和外汇汇率问题而引发的其他国家的压力。此外作为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提出过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特别提款权SDR,将其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最高级别的国际货币的建议,这是重建全球单一货币的构想。由于中国货币制度创新缺乏坚实的逻辑和理论依据,因此现阶段各种有关中国货币制度创新的实践都不是终局性的;中国还有各种货币制度创新的可能。
在对中国21世纪的货币制度创新进行思考和方案构想时,我们首先要在宏观的世界格局上来看未来中国货币的外部环境,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货币制度,未来货币的最佳发展方案当然是重建全球货币体系,形成统一的全球货币,但全球货币首先需要一个完整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如果这个全球秩序是靠以往的帝国时代由帝国以暴力和压力来创造并进行管理,那么这个秩序是内在不稳定,而且在目前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中是无法被完成的。
在目前的全球分裂格局之下,我们看到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全球共同体,这其中包括政治上的基本共识、经济上的紧密互相依赖和社会意识的共同归属感,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一种超越各国主权,又不为超级大国或特定的国家集团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制度,并最终形成一种全球信用,也就是世界货币,是非常困难的工作。首先是事实上掌握着目前全球货币的美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目前维护其全球霸权的需要,绝对不会放弃给它带来如此巨大利益,事实上支撑着它全球霸业的国家货币美元,而转向一种尽管它仍可能占优势地位,但绝对不可能完全主导的世界货币。
在可以预测到的未来,尽管美元体系前景可疑,但美国由于国家货币利益的限制,已经失去了在改革全球货币机制领域内有可能发挥的领导作用,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下,失去美国支持的任何一项全球重大机制都不可能充分运转,这其中同样包括全球货币制度重大创新和建立新的国际单一货币。
决定了在目前状况下一种单一世界货币不会成功的另一个因素就是目前全球的分裂状况,进入21世纪后,我们看到前些年曾经一度主导过各国对外思维的“全球化”,也就是事实上的以西方为中心,尤其是美国中心的全球统一趋势已经正式中止,以美国和西方利益为中心的新的全球体系由于内在性的缺陷,根本无法满足被纳入全球体系的其它国家的各种需求,所以在冷战结束后象征着西方资本主义新一轮扩张的全球化在21世纪初开始遭遇重大挫折,9.11事件和这以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进行的一系列战争直接表明了这一世界上广袤的地区无法溶入美国现划的世界秩序,而围绕着战争而显示出的大西洋两岸美国和欧洲中心国家的分裂,也显示出西方核心世界都无法保持内在的统一。
美国在亚洲与中国围绕着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其它冲突,也显示出美国缺乏维持全球和平体系的内部一致,而只能在短期和中期按自己国内政治利益集团的需求来安排世界上最重要的中美关系。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已经进入僵局,只要台湾问题未解决,美国和中国就不可能有真诚的全球合作,亚洲也将因此而陷入一种政治上的分裂,从而无法产生全球货币合作所必须的共同市场和共同信用。
与全球化陷入僵局的同时而显示出的另一个趋势却是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融合正日益区域化,事实上由于目前存在着多个力量中心,由一个力量中心和几个力量中心共同维持一个全球体系非常困难,但在区域的范围之内,却相对容易。所以当全球化无法进展时,区域化却方兴未艾,这一点已经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上充分显示出来,目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联盟、以及亚洲正在发展中的亚洲自由贸易区,最终会使世界贸易形成三大区域中心,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而带动的政治和社会的区域一体化进展也相对顺利,这一点在北美和欧洲已经得到充分显示。而当贸易经济和社会的区域一体化进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一种区域性的单一国际货币就会水到渠成,我们已经从欧元的诞生中看到这一趋势。
二、为什么人民币国际化难以实现?
现阶段事实上除了本国的人民币外,美元以及欧元也事实上在中国流通,成为中国用于价值储藏和交易定价的货币。但使用其它国家的主权货币会带来极大的风险;“中国美元”的困境就是外国货币在中国使用时风险的特殊案例。因此中国货币制度创新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通过某种货币制度创新,使中国摆脱美元和其他西方国家货币给中国带来的各种风险。在长期纠缠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后,近年来中国货币当局和公众已经初步选择了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来试图突破现阶段中国货币问题上的种种困境,而又一次我们将看到这一路径将困难重重、在短期和中期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
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是现阶段中国货币制度无法完成的任务,其中关键因素就是人民币作为中国主权货币,必须保证优先满足中国现阶段国家和社会以及经济发展的各种制度性要求,而人民币国际化则需要另外一组制度性要求获得满足,而这些要求是现阶段中国绝对无法满足的。这其中人民币国际化最脱离中国现实的就是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问题;如果人民币不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则人民币完全不可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而如果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主权和货币政策工具不复存在;现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单一的货币主权都无法与投机性的国际货币和金融进行对抗,而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是国际货币和金融资本得以在一个国家展开的核心条件。
日本就是在日元国际化,尤其是实现了全面的资本项下资本自由流通后引发了日本境内的经济泡沫,并在特定的周期内泡沫破灭的前车之鉴。事实上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进行各种努力,希望管制全球投机性货币金融资本对各国实体经济的损害作用,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贸然实行人民币国际化、包括实行必须的资本项下自由流动,势必造成对中国经济和国家的严重损害,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中国货币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
如果中国的货币制度创新立志于创建一种信用程度高于美元和欧元的货币,则人民币在数十年间都无法转变成为这样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步履艰难,就在于它无法同时满足中国的内部市场和中国的国际商贸经济关系对货币的差别需求。而中国大政府传统下的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也要求中国各级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有一种政府信用工具去完成政府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角色。而这一切都不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完成的任务。
而现阶段中现阶段由于中国转型经济的压力,人民币体系内的各种系统风险使人民币与中国的外部货币需求相比,总体上保持着一种总体保守而局部扩张的势态、从而导致各种货币风险。人民币内在缺陷现阶段主要症状首先是由于必须承担兑换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责任,人民币持续出现流动性过剩、继而导致通货膨胀的趋势;因此“中国美元”现象本身就是人民币缺乏国际货币储备功能的直接后果。此外人民币作为价值储备货币功能的缺失,使中国社会现阶段普遍认为房地产是比人民币现金更好的保值工具,从而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出现,进而威胁到中国的整体经济和社会稳定。
而为了对应这些错综复杂的局势、人民币的货币政策不断发生扩张和收缩,而极不稳定的人民币货币政策又使人民币货币制度不适应当今中国内外经济发展。由于现阶段中国内外经济对货币需求充满着各种矛盾,而单一的人民币目前同时兼顾内外功能,其后果就是人民币无法同时完成内外均衡,同时无法使自己进化为信用等级更高的优良货币;包括同时一方面成为具有扩张性、可以满足中国经济持续扩张的资本性货币,而另一方面又成为价值稳定、坚强抵御通货膨胀的人民财产贮备货币。而人民币为了自身稳定在现阶段必须执行的各种自我限制;包括对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兑换的限制,都决定了人民币不可能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肩的国际货币。
三、中元货币的概念与经验
货币制度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同一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一个国家同时流通数种货币;中国历史上黄金、白银和铜钱以及纸币曾同时流通。特定的市场在特定的时间周期中有多种货币流通,意味着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有重大的差别化,因此不同性质的货币可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而这些货币彼此之间又可以通过比例关系兑换而实现互换。现阶段人民币单一货币完全无法满足中国对货币工具的需求,为此中国货币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中国必须同时拥有不同的货币工具,来满足差别巨大的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中对货币金融的需求。事实上这是从单一货币制度中分解出来的特定货币功能的形式化:尽管外表上是不同的货币共存,但本质上却是一组共同的主权货币,只不过功能和流通区域和环境有差异而已。
因此未来的中国货币制度创新,应该首先分割目前人民币无法同时完成的作为中国国际性货币和转型期中国社会内部信用工具这两种互相冲突的功能,此外还要使政府在受到严格管治的前提下,拥有比现在更大的信用能力,去完成目前无法完成的一系列需要巨额资金的公共事业,其中的核心事业是推动中国的广大不发达地区和农村进入良性循环经济。准确的说,既然现阶段中国社会和经济是高度分层的,那么就应该有多层结构的货币来适应这些不同的需求。
事实上中元是一种有充分可行性的货币,只要有关各方作出战略性的政治决定后,亚洲可以出现一种与美元和欧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这种货币将给中国和亚洲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制度优势,在这样一种亚洲国际货币的前景之下,目前中国人民币遭受的升值还是不升值,自由兑换还是资本管制,中性货币政策还是积极货币政策等两难重大困境,以及“中国美元”这样由于缺乏中国自己的国际储备货币而产生的困境,都将迎刃而解,成为不复存在的历史问题。
与北美和欧洲相比,目前亚洲同样有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政治上的相互交融和文化上的近似,而且已经开始进行结构性的区域一体化建设进程。但与北美和欧洲相比,目前亚洲区域一体化已经远远落后,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区域中心国家而造成的;而这个中心国家只能由中日两国中的一国来出任,由于中国在亚洲体系中的历史地位始终强于日本,中国重新成为亚洲的核心国家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随着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中地位的逐步上升,更由于中国在亚洲区域的非霸权性质的政治合作愿望,现在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已经有了良好前景,一些重大的制度建设也开始在政治上变得可行,这其中同样包括建设一种亚洲的共同货币 。而“中元”、“华元”或“亚元”。都是潜在的亚洲区域共同货币的名称;而每一个名称都指向一种全新的货币制度。
这样一种货币如果是在全亚洲以中国和日本为龙头,尤其是东亚范围内组成,那么最合适的名称就是亚元,而如果合作范围是两岸三地,包括新加坡,那么可以被称为华元,而如果在目前的政治状况下,无法使台湾和其它国家立既加入,那么这样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应该以中国、香港和澳门为初始核心合作区,这样可以将这种货币命名为中元。这里中元的定位是根据目前美元和欧元的货币功能而来的,这就意味着中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高标准的国际货币,是一种有最强大的各种信用储备,充分自由兑换,既包括经常项目也包括目前中国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有巨大的贸易结算需求和投资需求、长期稳步缓缓升值,从而有巨大的金融资产价值。
四、中元制度创新构想:双重货币、人民币向内、中元向外
创造一种国际或区域货币并不是一项真正的货币革命,因为美元和欧元已经是这样的货币,中元在创新过程中之所以能产生革命性的制度创新的效果,是因为它将和人民币并驾齐驱而成为中国的另一种法定货币,也就是说,中元并不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人民币。中元在国内的目标使用区应该是中国经济高度外向的那些部分;既中国的沿海经济、外资经济、外汇资产和国际储备等领域。在外部则是选择使用中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和区域。中元因此是一种服务于中国外向经济和国际经济需求的货币,而广大的中国内部经济继续使用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在经过这样的剥离后,中元是一种完全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货币,而人民币继续保持目前的各种特性,可以开始加强货币政策性而不用担心对其外部均衡的损害,因为人民币已经没有这方面的功能。
如果进行全面的货币制度创新,最理想的中国货币制度是中国同时拥有三种货币;中国首先应该拥有一种与人民币分离、可以直接与美元和欧元信用等级相媲美的国际性货币中元,然后在此前提下使人民币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面向国内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稳定货币。最后使中国的政府拥有一种可以自我维持的货币信用,既真正具有法定货币职能的国债信用。具体来说当中元出现后,人民币将保留所有的功能,但将停止与其它外国货币直接兑换,而仅仅保持着与中元进行兑换的法定地位。而中元则在完全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条款、包括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而成为一种与美元和欧元一样、却是中国主权下的国际货币。事实上可以把中元看做是人民币的外汇形式,或者把人民币看成是中元的基础信用、以及内向的中国国家货币。
中元的创立能有效改变目前人民币的结构性缺陷;长期以来人民币货币功能保守、无法有效地行使自己充分的货币功能,而通过主动设置人民币的结构、包括将外向性的货币职能和风险重组在中元货币后,人民币将重新成为一种内向、可以被用于重点执行传统货币政策中的内部均衡;既充分就业,无通货紧缩和过度通货膨胀的扩张性货币。而在中国具体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引导下,人民币应该有另外两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功能既保证增长和社会公正;在中元货币出现之前,人民币独自承担着数种最重要的货币外部风险,而单一货币在承担了如此众多的外部风险后,无法实现货币功能功能的最佳管理。
以上三种未来中国的信用工具中尤为引人注目将是中元,这是一种与美元和欧元有共同之处,但又完全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国际性货币。中国内部和外部对新货币需求,以及无论是人口基数、现有经济规模和未来的发展前景,都决定了新延生的中元新货币一开始就是一种最强大的国际货币。中元之所以可以一举成为世界上信用最高的国际货币,在于我们完全可以依据目前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货币港币的发行机制即货币局制度,直接创建一种集合了人民币、港币和澳元,以及在适当的时候引入台币,从而事实上成为一种具有坚实的国际信用、即美元和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新国际货币。
由于中元直接建立在美元和欧元自身的信用上,并增加了中国货币人民币的信用,并且还可以根据需要而设立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一揽子货币组合锚。此外中元更可以根据需要而设立包括黄金和资源性自然物质如石油和粮食的组合,来作为自己价值的本位。因此中元货币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超越美元和欧元的信用基础之上。
作为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中国美元”,在中元货币出现前由于无法直接转变为中国主权管理下的货币信用,已成为一种包含着巨大风险的中国国家财富,因此而成为中国国家货币战略中的核心悖论。而中元货币出现后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巨大的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包括有可能贬值或成为中美关系中抵押品的中国美元外汇储备,可以通过货币局制度直接转化为中元货币,因此而停止暴露在巨大风险撇口之下。
至此“中国美元”除成为中元货币的信用保证外,更是脱离了能直接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中美关系中抵押品的功能;当中国的国家美元外汇储备已经作为中元信用准备之一时,任何美国单方面对其货币的损害,已经无法直接损害中国货币和金融系统。因为作为货币局负债证明的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将作为中元货币的信用缓冲,而不是唯一的信用,因此可以承受任何美元的波动而不引发中国国内人民币信用的变化。
这样、在首先拥有一种完全自由兑换、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的国际支付手段后,人民币和人民币经济由于只和中元保持自由兑换,而这种兑换是在两种中国货币之间、因此可以得到中国货币当局充分的管理。中元制度将使人民币事实上与国际货币和金融风险脱离,从而可以作为彻底的中国国内货币而执行不用考虑外部效应的货币政策。而中元的出现解决了至今为止中国始终缺乏自己的国际货币,因此对国际货币制度缺乏管理的重大缺陷。目前为止由美元和欧元独享的国际货币自身的赢利如铸币税等,也将为中元所分享,中元可以带来的巨大的政治上的优势是可以促进所有使用中元的区域内经济的一体化。对于中国来说这可以是一种解决国家统一的货币道路,同时也是完成亚洲区域和平的货币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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