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不是文章，而是讨论”
——“实际上这个事情就是一场政治斗争。”　　

　　

　　 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有网友批判。批判、争论是好事，可以使我们从正反两方面把问题了解清楚，最终得到正确的认识。所以，我十分欢迎批判，不管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这方面做得好，能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如近日发表jlm的《预测与预防：汶川大地震的震撼与反思（续）》和南开翔宇的《读田飞龙：抗震评论与“”新解有感》等文章。
谢谢网友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看完了，还看了新华网“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特别专题的文章，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一定的发言权。由于地震，这个问题搁置了下来，今天才又谈起。
我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责任编辑，《光明日》原理论版的编辑、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王强华，对新华网演播室主持人讲的“真正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不是文章，而是讨论”。“实际上这个事情就是一场政治斗争。”
我也同意胡福明说的：“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只是由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写了出来。”
我认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那篇文章和小岗村农民的血手印文书一样，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的需要，是当时那一场政治斗争的需要，是随后建立邓小平理论的需要，是用完后就扔掉的东西。如果不是胡耀邦、邓小平在那个时间节点上需要这样的文章，那么胡福明的文章不会发表，发表了也掀不起什么大波浪。所以，离开实践标准，我们不能科学批判那篇文章。　　

　　

　　 请看新京　2008年05月11日　采访胡福明的记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胡福明谈文章写作过程》。胡福明说：“为什么后来我写文章？因为我痛恨‘文革’。”“‘两个凡是’等于说“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胡福明把写那篇文章的动机目的讲清楚了。
再看　2008年05月09日　新华网江苏频道蒋芳采访胡福明的记录：“他得知‘两个凡是’的时候……政治敏感的胡福明意识到，他抓住了批判‘四人帮’、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于是，胡福明为‘两个凡是’找到了一个替身，就是林彪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请注意这里有三个关键词：“靶子”、“替身”和“语录战”。
胡福明对新京坦承：“我批判‘两个凡是’就会被指责为否定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所以当时心里有点虚啊。”“要有斗争策略。因此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决定将林彪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作为替身来批‘两个凡是’，这些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胡福明曲折迂回，把动机目的掩盖得严严实实；他不说明，除了当事人，单从文章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他采用“语录战”的手法，批判者稍不留神，就会实际批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华国锋是哑巴吃黄连。　　

　　

　　 新京向胡福明提出：“后来有人认为你写文章是受指使，配合邓小平复出的需要。”胡答：“那是凭我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当然后来我知道小平早在　1977年5月24日　就批了“两个凡是”。但是那时只有很小范围内知道这事，那时我们省委书记都不知道，我更不可能知道。”
胡福明很可能不是受指使。胡福明和邓小平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因此，在痛恨文化大革命和希望翻案上，他们心心相通。所以他们最先清楚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政治意图，而且几乎是同一时间。　　

　　

　　邓小平批“两个凡是”不是始于　1977年5月24日　。早在1977年2月“两个凡是”一公开提出，邓小平就敏锐地知道这是冲他而来，但是他当时还在台下，不能直接对抗，所以在　1977年4月10日　写了这样一封信：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　七六年十月十日　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华国锋、叶剑英都清楚信中第一句“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是虚情假意，第四句“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才是这封信的要旨，而第六句“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完全是绵里藏针；两人都知其意，叶剑英就加快促使华国锋同意邓的复出，而华国锋则无可奈何。
邓小平是在他的平反复出已成定局时，才在1977年5月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根据邓小平　1977年5月24日　的上述讲话看，主要是从平反角度讲“两个凡是’不行”；在同年7月，他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也只是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据《邓小平文选》，他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是一年多之后的　1978年9月16日　，从影片《邓小平》看，邓小平事前已经同叶剑英、陈云等人通过“摆龙门阵”谈了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文革中受批判的干部已经重返各级领导位置，华国锋的下台只是时日问题，斗争需要进一步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之一，孙长江　2004年12月13日　写了《决不能抹煞耀邦同志的功绩》评王强华的《解开“真理标准”之迷》。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发端之作，之所以能起作用，完全是以当时有利的政治背景为依托的。”“必须看到，当时起了第一等重要作用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南方都市评论周刊2008年月8日邀请贺卫方主持，王强华、孙长江、张义德、马立诚主题发言，指出“真理标准大讨论绕不开胡耀邦 离不开邓小平”。
王强华说：“根据邓小平的讲话我觉得可以得出这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真理标准讨论就是大半年的时间。第二个结论是，邓小平是把真理标准讨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来举的。就是说，搞这个讨论，如果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到斗争发展的前景，它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我认为邓小平是把这个思想当做例子来说的。 那么，这个发展前景是什么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华国锋的辞职，以及我们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我就不讲了。所以，从方法论来看，真理标准讨论作为一个讨论，它有它自己特定的性质、特定的特点，不是任何一个讨论可以比拟的。”“说明真理标准讨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虽然后来又夹杂了思想、认识、理论问题等交织在一起，但是核心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我认为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大家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搞“两个凡是”，不想让他出来工作。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何必搞那么复杂呢？”
孙长江说：1978年，“大家就想谁能够挽回这种局面呢？希望邓小平同志可以出来工作，可以把经济改变过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冤假错案非常多。大家一见面就谈这些问题，一个是邓小平能不能出来工作，一个是天安门事件能不能平反。 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讲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要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派”。再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再一个就是晚年毛泽东。有一个人物，思想比较敏感，很艰苦地思考问题……这个人就是胡耀邦。 1977年的5月中旬，在中央党校一次党校教学会议，胡耀邦说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进？耀邦说我是想进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也要有一个发言的地方。……1977年6月，胡耀邦曾经和来他家的朋友讲话。他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一个是组织枷锁，就是大量的冤假错案。打破这两个枷锁，……胡耀邦的贡献有两条，一条是平反冤假错案，还有一个是推动真理标准讨论。”
孙长江说：“我曾经和胡福明同志说过，我说这个文章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是当时路线斗争的需要。说胡耀邦同志是这篇文章的推动和组织者，丝毫没有贬低邓小平的意义，因为邓小平是支持的啊，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事情就完蛋了。一开始，邓小平提出完整的、准确的标准，使得有可能打破‘两个凡是’。 但是，完整、准确的并没有解决问题。思想解放的破局，我们走改革开放这条路，但是不能绕开胡耀邦。这不是争功的问题，不是因为我是他的老部下，这是事实。历史不能随便改变，耀邦同志是组织、推动者，这是中央的结论，一点没有贬低耀邦同志的地位，也没有贬低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是讨论取得胜利的一个保证。”
张义德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胡耀邦拍的板，在《理论动态》发表后，《光明日》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但是，作为真理标准讨论的范围是很广的，刚才王强华讲了，有半年多的时间，那么半年多有多少啊？从5月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真理标准讨论实际上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舆论准备了。”
马立诚最后对南方都市评论周刊2008年月8日组织的这次论坛归结说：“今天举行这样一个‘寻求破局新路’的大会，我觉得说明了汪洋主政广东以后，中国出现了新气象。”他还说：“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常识，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这是一个普通的知识。我很同意”。

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事人作了以上调查，都是他们自己的叙述和说明，把事情讲的是如此清楚，用不着我多话了。只是请网友回顾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前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说林彪把他的几本书捧得太高，将来会被粉碎的，但是物质不灭；他还说，将来右派会利用他的一些话来打倒他，而左派也会用他的话来造反。朋友们，毛泽东看得多准啊！这很能说明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必然出笼。”还请网友想一想马立诚说的：“今天举行这样一个‘寻求破局新路’的大会，我觉得说明了汪洋主政广东以后，中国出现了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