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与苏联剧变

　　

　　《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9期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剧变，自有多方面的原因。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导致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从意识形态迷茫，滑落到理想信念崩溃，无疑是剧变的思想根源。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领导已经注意到青年一代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并且不惜人力、物力，加大思想教育工作的力度。无奈苏共中央无视客观世界的变化，一味简单化地、教条主义地强行灌输。加上苏共自身的渐次蜕化，以致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适得其反。思想教育工作既应面对客观现实的变化，也要秉承自身的历史血脉，方能为国家和民族培源固本，树根立魂。

　　

　　关键词 苏联剧变 思想教育 意识形态 理想信念 特权阶层 青年一代

　　

　　作 者 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发生的苏联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导致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从意识形态迷茫，滑落到理想信念崩溃，无疑是剧变的思想根源。青年一代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以及苏共在这方面工作的失策，关键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此时，就苏联国内而言，距十月革命已半个世纪了，青年一代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生和成长的，革命激情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就国际范围来说，人类社会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苏联构筑的“铁幕”被现代科技所穿透。面对客观现实的变化，苏共在思想教育工作中却念着从列宁时代传下来的同一本经，以致虽然努力强化却毫无实效。在苏联剧变１５年之后有必要回顾那段历史，便于从中吸取有益的历史教训。

　　

　　苏共对思想教育工作的认识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１９６６年３月苏共２３大以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改称苏共中央总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改称苏共中央政治局。以下不再说明——），掀开了勃列日涅夫当政的１８年历史帷幔。

　　

　　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种种迹像已显示出青年一代思想教育工作的形势十分严峻，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此也十分警觉。

　　

　　１９６５年３月３日，勃列日涅夫和基里连科等７名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们，出席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庞大的苏共中央新领导班子出席俄联邦作协二大，除了表示苏共中央对这次大会的重视之外，更在于苏共中央意在借这次大会召开之机，扭转赫鲁晓夫时期的某些思想倾向。基里连科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致词时强调：“对思想动摇现象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情绪、（给苏联社会）抹黑等种种表现要毫不妥协。坚决反对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搞和平共处。”［1］

　　

　　勃列日涅夫本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和苏共中央的方针，也表示了坚决的态度。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９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２３大的总结告中读到思想教育工作时，明确地说：“共产党活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工作，是对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党一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战无不胜的旗帜。忠于这一革命学说，在同这一学说的敌人的斗争中毫不妥协，是党的全部多方面活动的不可动摇的原则。”［2］

　　

　　如果说这些讲话和告还是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的公开表态，带有某种宣传鼓动因素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在历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政治局会议就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决议、工作部署，则是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的原始思想和工作部署的真实反映了。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研究和部署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宣布政治局会议开始后，首先就苏联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以及加强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作了长篇讲话。勃列日涅夫指出：党中央已在国家生活的许多方面制定了明确的发展前景，尽管时间还很短，但已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些措施的成效。“但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有一个领域我们做的还很少，这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这方面的缺点，而在有些地方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已经开始让人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不能不令我们忐忑不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认真警惕。”［3］勃列日涅夫严肃地正告：“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总的工作中这一重要方面应负的责任。讲到责任，其意义在于：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4］

　　

　　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还严厉地批评了文学、艺术、电影，以及某些学术著作中出现的“污蔑党和人民历史”的现象，要求“对之采取相应的措施。”勃列日涅夫还建议：苏共中央应当得到有关职能部门送的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周详而系统的情况通”，他说：“我们拥有关于国际政治和实际问题、关于国内经济问题的情况通。而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问题方面，我们却没有这样的通。”［5］

　　

　　此外，勃列日涅夫要求：全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编写新的苏共党史，作为全党和全国进行思想教育方面的“中心轴”。勃列日涅夫说：“要知道一个党，任何一个党，尤其是我们这个人数以百万计的大党，按照列宁的遗训生活，真诚地力求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应当有一面旗帜。而我们的旗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6］“我们有过党史简明教程（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已被批得体无完肤。”

　　

　　政治局会议就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进行了讨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一致认为勃列日涅夫的讲话非常重要、及时，而且紧迫。基里连科提议，要严格书检查制度，说：“书检查是一直存在的……。我们也有检查制度，但如果让乱七八糟的东西发表出来，那么检查制度也形同虚设。”［7］

　　

　　关于编写新的苏共党史，苏斯洛夫认为，这不仅是为了教育大量的普通读者，也是为了中、小学生学习历史之用。安德罗波夫说：“确实需要一本那种书，一部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一部应能阐明我们时代的多样性和丰富多采的著作。这本教科书必须经过政治局批准。……我国年轻一代头脑中出现一片混乱的原因，就是没有一本教科书。”［8］波诺马廖夫也就这个问题表示：“没有什么问题比编写出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我们党的历史的教科书更为重要的了。我们应当在这本教科书中全力展现列宁和列宁主义。这本教科书将具有国际意义。”［9］

　　

　　经过认真的讨论，勃列日涅夫最后作总结性讲话。勃列日涅夫说：“你们如此广泛而细致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令我十分满意。……同志们，我坦率地告诉你们，这个问题近来一直使我极为不安。”勃列日涅夫提醒与会者：“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宣传工作，我们不能吝惜钱财。……在这些场合，我们不应吝惜钱财，也不能吝惜时间和其他手段。”［10］勃列日涅夫责成苏共中央书记处：充分考虑今天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然后拟定一份旨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全部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计划，并规定完成的期限和负责人员。政治局会议还形成一致的意见：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上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通；编写新的苏共党史，落实给波诺马廖夫。

　　

　　会后，苏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部门，联合拟定了贯彻、执行此次政治局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上苏共中央政治局。

　　

　　勃列日涅夫在重视抓意识形态工作时，尤其注重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工作。196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3大的总结告中说：“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党有权自豪的是，它用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无限忠忱的精神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人。”［11］1966年5月17日，勃列日涅夫出席苏联列宁共青团第15次代表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勃列日涅夫说：“载入史册的十月革命的伟大日子离我们越久远，没有经历过严峻的生活考验的男女青年加入我们党的队伍越多，思想教育的任务就越重要。我们应该使每个青年人理解我们革命的总目标，帮助每个青年人明确在世界的革命发展中自己的具体位置。”［12］

　　

　　 在上世纪整个70年代，只要有适当的场合，勃列日涅夫总要强调青年一代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5大的总结告中又提醒全党：“人的思想教育问题、造就新人——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问题，在我们的整个工作中占了很大的位置。”［13］勃列日涅夫要求全党认清：“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和折衷。在这方面要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要有积极有效而又有说服力的宣传工作，要及时反击敌对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14］

　　

　　应当说，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工作，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的。

　　

　　苏共在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的努力及结果

　　

　　苏共中央按照勃列日涅夫“不应吝惜钱财、时间和其他手段”的指示，大规模印刷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现领导人的著作，对青年一代实行政治思想工作。

　　

　　1970年2月，波诺马廖夫主编、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增订第3版出版。《真理》就这本“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的出版发表书评，称这本书“反映了苏共同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来自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的原则斗争”。

　　

　　1971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勃列日涅夫的两卷本文集《遵循列宁主义方针》。收入该文集的是勃列日涅夫的65篇讲话，以及刊发在《和平和社会主义》杂志上的两篇文章。

　　

　　1970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的3篇回忆录发表了，苏共中央为此制造了很大的声势。

　　

　　1978年第2期《新世界》杂志发表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小地》，这是勃列日涅夫对参加卫国战争的经历的回忆。《小地》发表后，《真理》、《消息》、《红星》、《文学》等各大刊均发表书评，要求青年一代学习这一“伟大作品”，从中吸取“苏维埃英雄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党组织，连续组织告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斯季诺夫（苏联国防部长）、格里申（莫斯科市委书记），都亲自主持告会，号召全国、全党研读《小地》。

　　

　　1978年2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特授予勃列日涅夫胜利勋章，表彰他在卫国战争中作出的杰出贡献。胜利勋章是苏联的最高军功章，于1943年8月11日起颁布，授予“在几个或一个方面军规模内胜利地指挥战役，并使局势发生有利于苏军的根本变化的统帅。”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总共给17人（5名为外国人）颁发过19枚（2人获2枚）胜利勋章。卫国战争胜利33年之后，给当时的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颁发这样显赫的勋章，明眼人一看就觉得是变味了。

　　

　　1978年第5期《新世界》杂志，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第二篇回忆录《复兴》，这是对1946、1947年任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时工作的回忆。1978年5月6日，《真理》为《复兴》的刊出而发表评论文章，赞美道：“扎波罗热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乌克兰的两个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起来的州，岂只是把勃列日涅夫作为是恢复者，而是看作神奇的恢复者。”评论称《复兴》为“政治谋略的教科书”［15］。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文学》主编恰科夫斯基在《真理》上撰文说：“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共37页的作品。我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复兴》非同寻常的感染力空间何在？”又自问自答曰：“诗！”“这首创造性诗篇气势磅礴，犹如奔腾的激流，从这部回忆录中直泻而下。”［16］

　　

　　《新世界》杂志1978年第11期，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第三篇回忆录《垦荒》，这是对1955年任哈萨克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时开展垦荒工作的回忆。苏联著名作家阿列克谢耶夫在《真理》上撰文说：“《垦荒》和的前两部回忆录一起构成了三部曲和有独特风格的三幅画卷。对我们来说，珍贵而重要的不仅是使我们回忆起不久前的英雄历史，而且（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苏联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教科书。”［17］

　　

　　马克思列宁主义、勃列日涅夫以及苏共当时的领导人的著作，出版、印刷得实在太多了，充塞苏联全国的图书市场而销不出去。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的1986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印刷和发行委员会向苏共中央告：该委员会及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军事出版社、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系统中，仍积压着1969年—1983年间出版的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著作共221部、321.9万余册。其中勃列日涅夫的著作有166部、277.9万册。除此之外，积压的还有127.6万册苏共纲领；1049种、75.69万册用各民族文字出版的苏共领导人著作；70万幅勃列日涅夫标准像；13万幅安德罗波夫标准像；17万幅契尔年科标准像；大量带有上述已故领导人画像的宣传画和画册。该告请示：“售出这些出版物看来已不可能。上述出版物将统统作废纸处理。”苏共中央无奈地同意了这份告。［18］

　　

　　除了大量出版马列主义和苏共当时的领导人的著作之外，苏共中央还增办、出版大量新的刊，去充塞和占领宣传舆论阵地，不留死角。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全苏增办了400多种新纸、113种新杂志。［19］这么多新增的刊，除极少数是适应科技新发展和形势变化而增办的专业性刊之外，绝大多数是政治宣传性刊。

　　

　　勃列日涅夫对思想教育工作的关注，苏共中央在这方面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挽回苏联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颓势，也没有挽回青年一代理想信念的崩溃。勃列日涅夫寄以厚望的青年一代，越来越背离苏共中央的诉求，出现了令苏共中央心寒的倾向。

　　

　　苏共全力打造意识形态，尤其突出宣传勃列日涅夫但遭受冷落的境况说明，意识形态应是和风细雨的，而不宜用急风暴雨般的形式，急于求成往往速而又达。现实是，苏联百姓已基本上不相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普遍信仰宗教。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不无忧虑地向苏共中央告：“对大学生来说，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与党格格不入的状况却是共同的。党对他们来说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20］大学生们认为：“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21］

　　

　　直接面对青年一代的基层党委，不仅不能成为凝聚青年一代的核心，有的竟成为他们嘲弄的对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给苏共中央的告中说：“党委在学校的作用常常只限于对学生采取这种或那种思想措施和扮演极不招人喜欢的角色的监督人的职能。多数人对党委形成一个印象，就是其成员都是一些不学无术、落后于现代需求、不可救药的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委书记在学生的眼中成为愚蠢的化身。”［22］有上万名在校学生的敖德萨工学院给该校党委书记萨姆科夫编了一则政治寓言：“从前有个老头有3个儿子，两个很聪明，第三个叫萨姆科夫。”大学生们这样说笑的时候，都用手指敲桌子，因为萨姆科夫有说话时用手指敲桌子的习惯动作。大学生们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入党时，回答是，“我想有自己个人的信念和意见”；“入党后就不得不对自己的良心作出让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估计：多数大学生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看作和党是对立的；1/3以上的大学生从思想观念上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23］

　　

　　青年一代还越来越厌恶政治活动，蔑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大学生们总想逃避学校组织的“星期日义务劳动”；对种种政治学习漠不关心；拒绝参加各种节日游行。不少学校为了组织学生参加节日游行，只好规定种种惩罚性条例。敖德萨邮电学院规定：取消不参加游行的大学生的奖学金。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规定。于是，大学生们就想出种种恶作剧：拒绝举领导人画像；在游行的路上乱扔画像；还未通过主席台，一半人已离散；喊口号有气无力、稀稀拉拉，等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无奈地向苏共中央诉说：“节日游行的实质被阉割掉了。”［24］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呈送给苏共中央的告中列举：34％的文科大学生有“发表政治上有害言论、书写和散发诽谤性文体、口头或书面威胁党的积极分子、向国外传递诽谤性材料、制作和悬挂民族主义旗帜、参与破坏社会秩序的团伙行动”等“不良表现”。［25］

　　

　　大学生们将社会科学称作“神学”。在那些不把社会科学作为主要课程的高等学校，社会科学被看做“废话”。“学生们习惯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没有根据，这是一个教条式的僵硬体系，它不能解释、也不能预见事件的进程。”［26］由于对苏共强行灌输所产生的逆反心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很少人去翻阅。一名大学生在《共青团真理》上撰文，号召读《资本论》，竟招来其他人的讥笑，说：“这是专家的事。而且我们也读不懂这个《塔木德》。”①

　　

　　苏共作为社会精英地位的殒落，不仅发生在青年一代身上，而且扩及到苏共机关自身。1990年10月，苏共中央召开全苏思想理论工会议，研讨意识形态领域的局势。会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奥斯特罗任维奇说：学校的政治思想遭到冲击，“就连苏联国家教委本身对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化和非政党化也含糊其辞。”

　　

　　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严重滑波，颓废，也渐成时尚。奥斯特洛夫斯基、马特洛索夫、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等英雄，曾经是青年一代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青年一代崇拜的是美国西部牛仔；或者是从西方电影中看到的那些孔武有力，漂亮潇洒，解决疑难问题靠拳头的“英雄”。青年一代的发型、胡子、裤子和跳游行舞蹈，无不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青年。青年一代在相互交谈时公开说：“美国人民是聪明的人民，因此他们那里没有共产党”；“他们的失业人员比我们的工程师生活还好。”［28］

　　

　　青年一代已不讲理想信念。他们常说：“我不管什么社会主义——只要给我的钱多。”［29］酗酒和性放荡，已成为青年一代的时尚。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告说：“大学生实际上每天都饮酒。课前、课后，甚至在课间休息时饮酒，都成了良好风度的标志。这里不包括从不推辞的‘连环套’——今天你请我喝酒，明天我请你喝酒。宿舍里每天都能找到理由喝酒。”［30］对性生活的态度简单到最原始状态，美学的标准荡然无存。许多大学生得了淋病。

　　

　　严酷的现实表明，虽然苏共中央对青年一代思想教育工作的严重性和艰巨性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也对这一工作倾注了一定的努力，由于对时代的发展、对苏共自身建设、对思想教育的方向和方式等等问题认识上的根本错误，苏共在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的一些表面努力，不仅没有将青年一代引向健康、向上的正常道路，反而使之滑向迷茫、颓废的深渊。

　　

　　对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反思

　　

　　苏联剧变前，凸显出来的是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识滑坡，深层地分析，实际上反映了苏共自身的问题，是苏共自身的僵化、蜕变问题。不幸的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平庸，以致苏共中央对这一系列问题全都木知木觉。这段历史，确有值得深思之处。

　　

　　一、 无视客观世界的巨大变化，思想僵硬，强行灌输。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距十月革命已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20年了。人类社会第三次科技革命迅速展开，人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迅速推广，使得苏联一贯执行的依靠国家政权机关对国外的意识形态实行隔离的做法，越来越不起作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告说：“晶体管收音机的普及，通过广播很容易收听到敌对势力的信息，因为大多数学生甚至在约会时都随身携带着‘斯皮多拉’或者‘子午线’收音机。”［31］告还指出：大学生的宿舍，每个房间都有收音机。“大学生都定时收听广播。但他们偏爱西方广播电台，因为西方电台对新闻的道比我们及时，节目组织得比我们有趣，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32］新科技的力量对苏联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正如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所说：“边界在军事意义上是不可侵犯的，而在所有其他方面由于接触的扩大和信息的流动，边界正在变为透明的。 ”［33］

　　

　　在新的形势和发展变化了的现实面前，勃列日涅夫的应对是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观点延伸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越来越尖锐”；把斯大林“苏联国内已没有敌对分子的阶级基础，敌对分子都是国外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观点，延伸为意识形态矛盾的根源是“国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颠覆”。苏共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思想教育工作实际上只是单向地、教条主义地灌输。

　　

　　1968年4月22日，《真理》就列宁诞生98周年发表社论，指出：“当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急剧尖锐化。”［34］

　　

　　1968年5月5日，苏斯洛夫在莫斯科纪念马克思诞生15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告说：“历史发展现阶段的特点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急剧尖锐化。”苏斯洛夫特别强调：这一论断是“苏共中央4月全会（1968年）根据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告指出的”［35］。1971年12月21日，苏斯洛夫在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讲话时，又作了同样的强调。1977年，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建立60周年大会上，也明确地说：“我国国内不存在会产生旨在反对苏联社会制度的颠覆活动的阶级基础。”“现在，威胁苏联安全的根源在外部。阶级敌人试图从那里，从外部将颠覆活动移到我国境内来，试图大搞意识形态破坏活动，把希望寄托在某些不坚定的人身上。”［36］

　　

　　在这样的理论和认识的指导下，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面对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滑波，益发强化灌输，以对付“来自境外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灌输”可以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但它不是万能的。

　　

　　列宁在1901年秋至1902年2月所写的《怎么办？》一书中提出：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不能自发产生，只能从外部灌输。列宁针对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共的前身）虽然成立了，但是组织涣散，思想混乱，弥漫着对自发斗争的崇拜等现象，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7］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党的头脑，清除党内的崇尚自发斗争的工联主义，党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战斗司令部。无论是工人阶级，抑或是工人阶级政党，先进性都不能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部灌输，也即首先从思想上建党。由于坚持、正确运用列宁的这一论断，才有苏共后来的发展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可是到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不顾客观现实的变化，政治思想灌输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二、由于苏共自身急剧蜕化，以致既难自律，更难律人；说话既无人听，也无人信。一个不是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自然是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的。

　　

　　笔者曾撰文论述过苏联共产党的演变，认为：“苏联共产党本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可是，在它夺取国家政权、成为国家惟一的执政党之后，拒绝自身的变革，已经逐渐演变成尚深受沙皇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苏联国家官僚特权阶层的政党，一个具有俄国特征的现代国家官僚阶层政党，尽管还叫作苏联共产党。”②

　　

　　苏联社会实际上存在着森严的、不成文的等级制。等级制的上层是特权阶层，即拥有特权的社会群体。不过，从社会的一部分人拥有特权到形成社会的特权阶层，则有一个过程。

　　

　　苏联社会中一部分人拥有特权的现象，产生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党政官员拥有大小不同的某些特权，确有现实的必要性和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以后，这种本是非常状态下的现象，在正常环境下被常态化、制度化了。

　　

　　苏联社会的特权是多方面的。它按官员不同的级别和权力，从分配特殊的别墅、专用汽车、配备驾驶员，到设立供不同级别官员专用的餐厅、门诊部、医院、休养所、疗养院、特供商店等等，涉及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特权越来越多，还增加了发附加工资，称作“钱袋”③。1955年，部长级官员的“钱袋”是6000卢布。④高级官员还能得到一种对全年工作的总补贴，被称作“第13个月工资”。最先向特权发起冲击的是赫鲁晓夫，被称做“赫鲁晓夫的10次打击”⑤。不过,赫鲁晓夫虽然取消了一些特权，却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特权。仅此也是导致他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废除了赫鲁晓夫时期规定的领导职务任期制和轮换制，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使拥有特权的群体逐步定格，并且形成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由勃列日涅夫带头，授勋、送礼、崇尚侈糜成风。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观念形态。这样，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社会终于从最初的某些官员拥有某些特权，演变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特权阶层。苏共实际上已成为这一阶层的利益的代表。

　　

　　苏共自身的蜕化对苏共思想教育的失效来说是致命的。大学生把公开供人瞻仰的列宁朴素居室，与有机会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党的官员的生活方式相对比，苏共思想教育的效果就化为零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向苏共中央的告中也提到：大学生处处都能接触到“苏联资产阶级”——从挂着白色纱幔从身旁疾驰而过的小汽车，到为参加同学婚礼而买礼品去逛商店。“‘州委’这个词在大学生的头脑中跟能买到紧俏商品等等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事实只会使大学生对党的看法更加巩固。他们说保卫州委和第一书记的家是很荒唐的——‘谁需要他呀？’他们总是以不友好的态度去听党的高级干部的工资和生活方式。”［38］

　　

　　综上所述，由于苏共说的与做的南辕北辙，乃至使人民对他们丧失了信心。所以，实际上还是苏共自己将自己的思想教育工作化为乌有，这不能不说是苏共真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