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毛泽东变了吗
——再谈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文刀·

　　

　　一、问题的由来
今天为什么提出：“是毛泽东变了吗”这样一个命题呢？这绝非空穴来风。
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有时候确实有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值得国人去细心琢磨，也很值得大家共同来找出这些奇特现象的来龙去脉及其深层次的根源，以便把被一些人搅浑了的水澄清一下，这样可以尽量减少某些人浑水摸鱼的机会。
也许人们还记得，甚至亲身感受到，即新中国成立后，全中国人民都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东方红歌词）而感到无比自豪，甚至很多外国朋友，尤其是一些受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压榨的劳苦大众，也为中华民族有个毛泽东而羡慕不已。这样的感慨并不是艺术创作，而是历史的结论。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我们这个民族屡遭列强欺凌，和劳苦大众长期受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从此劳苦大众重见天日，作了国家的主人；新中国建立以后，用了不太长的时间领导全国人民，把中国在一片近似废墟的土地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可以挺直腰杆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这难道还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自豪吗？！作为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这种情感不是偶然的，是正常的，否则，倒是不正常的了！
可是，近些年来，即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就在中国的大地上，却出现了极少数几个令毛泽东的敌人或某些亡我（国）之心不死的人们兴奋不已的世界顶级“裁判员”，据说还是同毛泽东关系非常密切的老布尔什维克之类，或者说本身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人，在这些顶级“裁判员”里又有等级之分，即顶级甲等和顶级乙等。那些顶级乙等“裁判员”说，毛泽东解放前是正确的，建国后至1957年是基本正确的；57年之后是完全错误的，如果照顾点面子也顶多不过勉强弄个及格吧。而顶级甲等“裁判员”则说，毛泽东解放前是正确的，建国之后完全是错误的，这里可能包括“两弹一星”在内也是错误的了。就是说连及格都达不到。据此看来我们这个党非常之“不成熟”，居然弄一个不及格的毛泽东来充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呢？！完全应该由这两个顶级“裁判员”来当党的主席和政府总理才对啊！真是太可惜了！！
从这两个顶级“裁判”对毛泽东的裁判来看，虽然“得分”有较大差距，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给毛泽东划了一条分界线，即解放前和解放后，对解放前的看法是一致的，即肯定毛泽东是对的，但对解放后的评价虽有差别，但基本点是一致的，即毛泽东变了，只是一个认为一解放就变得不好了，甚至变“坏”了；一个认为是逐渐变得不好了。现在不少的媒体所传播的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亦有类似前述两个顶级“裁判”的调调。现在中国人的思想、理论之所以如此空前混乱，其重要根源就出在这里。那么毛泽东到底是不是变了，哪些方面变了，他朝哪个方向变了等等，这些极其重大的问题，是很值得国人尤其是在党内必须弄清楚的。否则，思想、理论上总是混乱的，人们的气总是不顺的，气不顺则心很难齐。要知道，“气顺”也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而且同和谐社会的建设关系极大。
二、评价历史人物该取什么立场和态度
常言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指的两口子吵架，无非是些鸡毛蒜皮而已。但我们是在评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执政党的领袖，在领导数亿人民从事着一项前人从未从事过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搞法，它应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其前提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党的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区别于其它非无产阶级政党，只为少数压迫剥削阶级服务的根本标志。作为这个执政党的领袖，他只能站在党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去思考全局的问题。而领袖的副手或部门往往是思考局部的问题，至于领袖是否采纳副手或部门的意见，他必须权衡全局。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有些问题，往往在局部看来是可行的，而从全局看来则是不可行的。反之，从局部看来是不可行的，而从全局看来则是可行的。”所以，不能简单地以领袖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来评价领袖的是非。
再就是评价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就应该站在党性的高度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历史地去评价。所谓党性的高度，就是要看他是否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及其先进性的本质、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谓人民大众的立场，即任何时候都要以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绝不能损害人民大众尤其是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只满足少数人的利益；所谓历史地评价，就是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例如现在就有那么一些人，用中国的开放加入了世贸组织去攻击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为什么不搞开放却搞“闭关自守”云云。这就像用当今的现代化生产工具去批判石器时代的石器如何落后一样的滑稽可笑。有起码历史常识的人认为现代生产力是伟大的，当时的石器同样是伟大的，没有古代哪来的现代！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基础，哪来今天的改革开放！
现在有那么一些人通过各种媒体，为了衬托某某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立者的伟大功绩，就刻意把毛泽东描绘成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巨大障碍者和一个典型的“闭关自守主义者”。好像就是由于毛泽东这个既“独裁”又“保守”的领袖，不搞改革开放才导致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暴发，才导致了中国的“两弹一星”没有赶到美国和苏联的前面去；那么晚（他辞世之前）才建立我国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由于毛泽东不搞改革开放搞闭关自守呢，还是由于帝国主义搞严密封锁，企图把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呢？！你怎么成了帝国主义的辩护人了呢？！只要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的人，都知道由于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才逼得毛泽东领导自己的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度过难关的，并挺直腰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才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睁眼看中国的存在，才不得不佩服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震撼了整个世界！当毛泽东无比敏锐地闻到了那些封锁者们想正视中国的迫切而微弱气息时，便立即同周恩来精心策划以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攻势，促使世界上两个经济最强大而且一直是敌视中国的国家元首，在没有同我国正式建交的情况下，主动踏进中国的国门，且非常心切地会晤毛泽东。从此中美中日关系迅速正常化。这难道不是毛泽东以他非凡的魅力和智慧，首先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吗？！后来的日本和美国不正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主要贸易对象吗？！
可是，现在就是有那么一些吹黑哨、连起码游戏规则都不顾的人，犹如参加田径接力赛跑，结果那个跑末棒的人跑到颁奖台将奖品领走了，只分给二、三棒者，唯独第一棒没有份，那理由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如果让毛泽东也领一份“奖品”，那岂不是毛泽东的“闭关自守主义”形像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形像都不“完美”了么！这在目前中国老百性的知识产权意识尚不强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持续一阵子的，一旦老百姓知识产权意识提高之日，那……。
三、应该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功过
现在提出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不是吃饱了没事做，而是现在有那么少数几个对“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很不舒服的人纷纷登台，以世界顶级“裁判员”自居，抛出各种版本，有三七开的，四六开的，对半开的，还有倒三七、倒四六的，特别是还有所谓要清算毛泽东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其实也不奇怪，应该说这是在一个尚有阶级客观存在情况下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已，或站的立场不同，或对历史的不清楚，或对内幕的不知情，或大多属于信息的不对称的缘故。但也不排除有极少数的诸如李志绥之流，出于不可告人的需要而蓄意诋毁毛泽东达到诋毁中国共产党的目的。
到底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呢？笔者认为，既然是评价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执政党的领袖，就应该围绕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命、宗旨、战略、路线、方针、政策等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实践，作为一条主线，来判断这个执政党及其领袖的功过。大家只要简要地回顾一下我党及在她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历史就会一目了然，即从开辟井冈山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到胜利进行长征建立陕北的革命大本营；到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到亲自指挥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大决战；到亲自下决心并直接指挥的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头上抗美援朝战争，从而在国际上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到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和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到“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断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情况下，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在一片近似废墟的土地上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自己造的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使“东方红”的音乐声遍及全球，中国的国防力量空前强大，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灾难深重的人民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使一个百孔千疮、倍受欺凌的旧中国从此挺立世界的东方，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这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有哪一点不是同毛泽东这个光辉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呢！我想这是每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所不得不承认“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当然，解放后我们党的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这是客观存在，但是还有一个客观存在，即我们的党是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墙上的领袖像挂了一排六七个，再说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是有头脑的正常人，而且都是伟大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应该都有一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根本利益的责任，且都有为此行使自己的发言权和表决权。其实，人们也不难看出，建国之后在毛泽东头脑里时刻难忘的主要是三件事，即：一是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安全，这是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二是想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中国人民过去的生活太苦太苦了；三是想尽快把工业搞上去，特别是想把钢铁工业搞上去，这一点毛泽东比任何人的感受都深，他亲自指挥了那样多的大小战争，打的实际上就是钢铁，所以他常说，不把钢铁搞上去就要挨打！这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当年建攀枝花特种钢厂时，他对周恩来说，攀钢不建好，我睡不着觉啊！毛泽东那种想把钢铁工业搞上去和把粮食尽快搞上去的急切心情，也是后来出现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那种欲速则不达的错误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毛泽东的这些急切心情，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幸福，而不是为了个人或家人的先富或特权着想，所以一旦发现问题便立即纠正，如大跃进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他一方面用不吃肉来惩罚自己，同时他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自己身体力行，故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使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之所以用不到三年时间就能全面恢复呢？是因为这不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权性质的内伤，只是擦破了点“皮”，即通过调查研究，既克服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又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所以恢复起来很快。它同后来的情况有着本质的区别，即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严重损害了工人、农民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新的剥削、压迫、腐败严重，社会财富集中到了少数寡头手里，严重挫伤了工农基本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工人阶级企业主人地位的丧失，这才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权性质的严重内伤，属于“伤筋动骨”，而且积重难返，甚至我们的政府似乎都无可奈何。这难道还不令人深思吗？！可是就有那么一些人对这种严重伤害党和国家政权性质的根本性问题装聋作哑或极力掩饰；却对已经过去的并且已经纠正了的如大跃进等三年暂时困难之类的问题津津乐道，甚至还凑出一些耸人听闻的天文数字，什么全国挨整的人数上亿啦，什么整死饿死的人几千万啦！一会说三年困难时期多少人丧失了生育能力，叫他们描绘得好像中华民族快要灭绝似的，一会又说毛泽东反对马寅初的人口论，造成中国人满为患啦，使人民生活无法改善啦等等等等。表面看起来好像真理都在他手里，实质不过是项压舞剑而已，他就是不否定毛泽东死也不瞑目。可是人民不答应！如果不心虚的话，可以选个日子到韶山冲去偷偷地感受一下，也不失为是一味医治患否毛顽症的良药。
四、到底是谁变了？
现在市面上流行一种颇有市场的调子，即毛泽东解放前是正确的，可解放后慢慢地变了；开始还比较谦虚谨慎，后来慢慢地骄傲起来了，听不进不同意见了，云云。这些咋听起来很是迷惑人。如果我们进行冷静分析，便可能会有另一种结论。笔者认为，任何时候判断分析问题，都应该有一个相对公认的标准，否则，必然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这种现象又极易被人把水搅浑，然后混水摸鱼。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赋予执政党的标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就可能避免前述现象的发生。也就是说一个革命党及其领袖，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集中到一点，就是看他对待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劳苦大众的态度。这个标准不是哪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所规定的，除非你公开声明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若如此，该当别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就会明显地看出毛泽东从始至终没有变，即始终站在人民一边，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而是我们党内的不少当权者慢慢地变了，轻者变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或官僚主义者，重者变为以权谋私、欺压群众的走资派。可悲的是那些真正变了的人没有感到自己变了，反而说毛泽东变了，事情就是这样的滑稽可笑和颠倒黑白。
所谓毛泽东始终没有变，即从井冈山起，应该说更早是从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和同学肖子升一起下农村搞社会调查开始到1976年逝世止，他同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始终保持一种血肉关系和鱼水关系，他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命根子，他喊“人民万岁”决非政治作秀，而纯属肺腑之情，在战争年代他视“兵民是胜利之本”，在建设时期他称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爱护群众的积极热情，从不向群众泼冷水。他自己艰苦朴素一生，还经常为老百姓的疾苦而心酸垂泪，并经常提醒教育党的各级干部“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对贪腐官员却疾恶如仇。
可是十分遗憾的是，我们的党执政以后，有不少的干部尤其是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尽管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语重心长地警示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途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由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在理论上思想上缺乏应有的准备，故在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尤其在解放初期，有相当一部分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过来的同志，有一种“过去出生入死，现在解放了该过过好日子了”的停顿不前的思想，他们进城后有的当了执政的领导干部，其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都有了一定的权力，且这种权力又有了国家政权为坚强后盾，他们的生活和权力都有了安全感和稳定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在他们的心目中，远远不如当权前那样重要了，对自己过去似“鱼”、老百姓似“水”的感觉逐渐地淡化了，逐渐地想自己的诸如地位、待遇等等多起来了，而想老百姓的疾苦、利益少了。于是逐渐地同老百姓疏远了，脱离群众的现象也变得习以为常了。这些干部（数量不小）同老百姓的关系就逐渐地由执政前的“鱼水关系”演变成为脱离群众 的“油水关系”。而这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正是执政党变质的危险信号，这也是毛泽东经常担心且寝食不安的心病。
还有一部分人当了权之后却蜕变成为贪图享乐、养尊处优、以权谋私、不顾老百姓的疾苦，甚至利用特权压榨劳苦大众的腐败分子，像解放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后来的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青、陈良宇、郑筱臾等一批高官。他们这些贪官也不是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是贪官的，而是由于组织上入党后放松主观世界改造不继续革命了，导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膨胀，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压榨人民，逐渐蜕变成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水火关系”，成为革命和建设的绊脚石，成为社会公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决不能容忍的。而毛泽东深知人民政权改变颜色的极端严重后果，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人民付出了血的巨大代价才把政权夺回到人民手中，结果又是那些在人民支持下夺取政权的人自己把政权的颜色给改变了，又用来欺压人民了，那岂不是那28年的千难万险和流血牺牲白搞了吗？！这一点尤其是和平时期入党执政的人是很难感受到的。所以毛泽东才不惜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以确保28年来用几千万条生命换来的人民政权不至变颜色。对于这一点，后来被顽固的走资派及其臭味相投的文人给彻底歪曲了，把为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化大革命反诬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大浩劫”，真是千古奇冤！这一点广大人民终究会明白的。说到这里，即“到底是谁变了”的问题，其结论也比较清楚了，即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这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根本问题上，毛泽东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恰恰是一些执政后不继续革命了而脱离群众甚至背叛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人自己变了，变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变成了如毛泽东所尖锐指出的“比资本家还厉害”的人了，这就是问题的要害，只是不敢承认而已！
五、评价毛泽东的主体应该是谁？
既然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是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者最本质的标准，那么谁是评价中国执政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主体呢？毫无疑问应该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劳苦大众。只有掌握了这个最本质的评价标准，就可以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了，也有利于大家识别几个自命不凡的顶级“裁判员”或曾挨过毛泽东批评的人任凭自己好恶的指指点点。即使一些同毛泽东共过事的领袖班子里的某个人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只能供人民参考，而且还要看他是否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否则连参考价值都没有，之所以说人民才是评价的主体，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当然也应该是历史的评判者。而所谓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是政权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权，如果政权都不是为人民谋利，甚至欺压人民，那就根本无人民的利益可言。日常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即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就是因为各人所站的角度或立场不同的结果。举例说，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毛泽东出于防止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政权不为人民谋利益，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甚至欺压群众，才下决心不惜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去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是完全必要的。如果站在走资派的立场，文化大革命当然就成了“大浩劫”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老百姓也产生过怀疑，即文化大革命该不该搞，甚至盲目跟着控诉文化大革命，但后来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和亲眼看到党内的腐败现象日盛一日，越反越多，越反越猖狂，而使老百姓深感由于这些走资派们（即贪腐官员）的肆虐而失去生活的安全感，才慢慢地感觉到自己上了当，过去稀里糊涂成为走资派控诉文化大革命的应声虫，但已无可奈何了！老百姓们于是调转头来，带着一种呕气（上了当）和怀念的心情去追思毛泽东。我们从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开始，以后每年的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日）、10月1日（国庆日）、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日）这三个时间到韶山冲去瞻仰毛泽东的那番情景，你就可以十分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人心背向，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的老百姓对毛泽东的那种感情、追思、怀念，真是无与伦比。而老百姓的这种感情绝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廉价的，而是由于毛泽东终其一生，时刻都牵挂着老百姓疾苦的那种深厚感情的必然回应，真如电视剧《井冈山》主题歌歌词所表达的那种情境：“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方向明，黑夜里想你照路程，困难时想你有力量，胜利时想你心里明。”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在瞻仰毛泽东的那种感情，完全可以看得出是对另一种人不满情绪的折射，而且有些人还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还是毛主席好啊！他老人家一生都是为了我们老百姓。”这是一句多么朴实无华的真情表白啊！——这就是评价毛泽东的主流声音——老百姓的声音——历史唯物主义的声音！

　　

　　
二OO七年十二月九日于长沙

　　

　　
一点说明：之所以本文称为“再谈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因为本人前不久写了三篇材料，其中一篇是《驳所谓“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之说》，也可算是谈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故称本篇为“再谈”。

　　

　　附：

　　

　　驳所谓“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之说

　　

　　(原载：人民网强国社区)

　　

　　首先声明一点，本人读书不多，更没有很深的理论水平，只认几点死理儿，或者说只是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些简单道理和事实。人民网最近某“权威”通过某媒体散布什么“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封建主义残余很浓的农民革命家”等等，而且要“把毛泽东同我们这个伟大的党区别开来”，并且说清算毛泽东的“时候已经到了”等等。
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调子已经很生疏了，那还是上世纪30年代，当时中央的负责人王明说过“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是山沟里出来的，毛泽东的那一套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时隔快80年了又冒出一个“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论，很是耐人寻味。

　　

　　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毛泽东有没有错的问题和有没有经验教训应该总结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否定毛泽东的问题。因此，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怎么把两者进行区别？把它区别开干什么？将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弄清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党和我们国家的形象，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形象。
第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
我只是作为常识性的理解来说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在于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并且发表《共产党宣言》，且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只有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我认为所谓要解放的“全人类”，应该是解放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同时也将那些压迫者和剥削者阶级逐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而最后消灭阶级共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使命，就是指引我们与时俱进地探索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和方法。

　　

　　毛泽东终其一生，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在中国解放劳苦大众，奔向共同富裕的途径与方式方法。而且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个人及亲属的私利，更没有想方设法去探索自己家里及亲人先富起来的途径和方式方法，而始终想的是解救中国的劳苦大众，为此还先后牺牲了六位亲人。他同全中国人民一样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探索出一条：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政府的途径，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劳苦大众的命运。
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立即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在帝国主义对我实行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提出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通过总结经验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以及“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在国防建设方面，提出要建设强大的海军、空军，要搞点原子弹，要备战备荒为人民，要深挖洞广积粮；在教育方面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文艺方面“双百方针”的提出；以及在国际关系方面他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等等。在毛泽东辞世之前，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现代化的国防。他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从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到请中国进入联合国，到美国尼克松总统还没有同中国正式建交的情况下主动访华，日本首相田中亦然。
我们只要有小学文化的成年人，去打开《毛泽东选集》看一看，都能看得懂，不论其军事著作、党建论著、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以及哲学方面的著作，都通篇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实践论”、“矛盾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专著，是最通俗的大众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了深刻的指导作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人，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践行的最杰出的代表。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你能否在中国找出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并且亲身践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方面超出毛泽东的人吗，如果找不出一个超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人，那岂不是在中国迄今为止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了么！？不然的话，那就只有你这个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本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毛泽东逝世的40多年时间里，我们党内那么多久经锻炼的大小革命家和几千万党员，都没有鉴别能力，而错误地选择了毛泽东这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作了自己的领袖，却把王明这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冤枉了？！同时，从遵义会议到现在已有70多年了，却没有被全党发现你这个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自己的领袖，真是太遗憾了。
第二，毛泽东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到底是什么关系？并怎么把这两者区别开来，现在要区别开来干什么？
我认为一个政党和这个政党的领袖不是不可以区别开来，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如何同毛泽东区别开来，区别以后要干什么？某媒体披露某人的话说：要“把毛泽东个人与政党区别开”，其目的很清楚，即清算（公布档案）毛泽东，而且“现在是时候了”。本人很是奇怪，因为受党的教育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普通党员的心目中，我们党的发展壮大的历史，同毛泽东这个人是一直紧紧地联系一起的。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一直在指引和影响着这个党的重要活动。为大家所熟知的如：“支部建在连队”、“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延安整风运动的一系列文件“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及他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他提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党内思想斗争的指导原则；他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作为党领导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特别强调的“两个务必”；以及解放后进京赶考开始到毛泽东去世前，毛泽东经常在寝食不安地为防止执政党的腐败，防止我们的党改变颜色，为了使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发展而呕心沥血，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以说毛泽东终其一生的心血都是为了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处处以身作则，艰苦朴素，从不为家人、亲人谋官谋利。毛泽东关于党建的一系列理论、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至今仍发挥着指导作用。1935年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在军队和党内的领导地位，当时党内甚至党外都誉称遵义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震惊中外的长征及长征精神，它堪称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还有当年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且如入无人之境，就是他们看中了中国当时是一盘散沙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就在这个国难当头并面临灭顶之灾时，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并把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这面旗帜之下，又正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和策略原则，使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使一盘散沙似的中国老百姓团结起来，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站起来当家作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从人家不承认到找上门来搞邦交，哪一点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哪一点不是与这个党的主要缔造者和决策者毛泽东息息相关，而哪一点又能和毛泽东分得开呢？这难道不是毛泽东最主要最根本的方面吗？！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毛泽东的基本形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形象吗？！那么你要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区别开然后清算毛泽东，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像。难道是为了冷静地客观地总结我党历史上共同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前进吗？也不像。你把一个原本不能区别的东西硬要把它区别开，只是为了要清算毛泽东。其结果必然是在党内、国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国外必然为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所利用。甚至连杜勒斯也会在阴曹地府暗自高兴的。如果作为一个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难道连这个起码的大局都想不到！？真是怪事！真是悲哀！！
第三，媒体还披露这个人的话说：“称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在什么地方！”看得出，说毛泽东伟大，他一肚子的不舒服，但是从不少有良心的普通人那里，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情，他们不知道很多的理论，他们只是很朴实地看事实：:1、是毛泽东把亿万大字不识的农民，组织起来，变成一支举世无双、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革命武装力量，他用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几百万飞机加大炮的军队；在朝鲜战场敢和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强大的美国军队较量，并且迫使它坐下来签字。
2、是毛泽东把几亿苦难深重的农民和工人组织起来，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3、是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把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4、是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用20年的时间，在一片近似废墟的中国大地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5、是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使我国的国防力量空前强大。
人民…….

　　

　　由于毛泽东的领导，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震撼了世界，甚至改变了国际格局，真正使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普通老百姓都能亲身感受到的，所以他们才发自肺腑的自发唱出了“东方红”，延安人民自发地喊出“救星毛泽东”，并送匾致意。可是跟随毛泽东几十年也喊了几十年“伟大”的人，今天竟然说他“有很多违心的成份”。这就使常人琢磨不透了，为什么一个久经“考验”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入党时曾向党表白过“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人，居然对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喊伟大，而且是违心的一喊就是几十年。我听了后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违心呢？要么是怕影响自己向上爬，要么是怕丢了头上的乌纱帽，还有……那到底是怕什么呢？难道还有比牺牲更可怕的事情？更令人感到费解的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几十年死心塌地地跟随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并在这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竟然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这些人现在又突然回过头来忏悔过去是违心地喊了这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弄得人们一头雾水。
谈到这里，我倒是有点感慨，即到底该如何评价一个与个人利益有关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对待毛泽东这个关系到党、国家、人民利益的人物，这里既有评价者的水平问题，但更有评价者的人品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有几个人倒值得借鉴，一个是黄克诚，一个是胡耀邦，还有一个是戚本禹。就黄克诚来说，1959年卢山会议上受冲击，是第二号人物，但当毛泽东去世后，有些人充当事后诸葛亮，把一切责任推给毛泽东头上时，他能秉公站出来说：有些事我们也是举了手的，不能全怪毛泽东（大意）。是啊，手长在自己身上，至于举不举是受你自己那个功能正常的脑袋所指挥的，你不想举手，又怕什么呢，难道怕丢乌纱帽不成。所以，看来还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为什么要违心地举手。胡耀邦呢，他说：那个事，如果我在场也可能举手（大意）。胡耀邦话虽不多，但见人品。再说戚本禹，他文革前是“红旗”杂志编辑部历史组组长，后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革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次，美国《达拉斯时》编辑陆源（其父是戚本禹的好友）来中国顺便看望戚本禹时，征询戚对原中南海保健医生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的看法。因李志绥出卖灵魂，出于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需要和李志绥自己的私欲心切，故编造了很多离奇的政治谎言和生活奇闻，对毛泽东极尽攻击、丑化之能事。陆源是带着疑问想通过戚本禹进行核实的。陆问戚看过此书没有，戚说，看过，并坚决驳斥了李志绥。陆问戚，李志绥说毛泽东的那些都是事实吗？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是要弄清事实，千万不要“为尊者讳”，言不由衷。戚本禹说：“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监狱，虽是江青等诬陷，但最后决定的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下面是戚本禹回答问题的部分内容的摘要：

　　

　　
陆源问：李志绥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领袖，是封建帝王…..您怎么看？戚：…… 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白为黑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李志绥大概没有看过北洋军阀、日本汉奸、国民党政府是怎样用枪炮来镇压农民、工人和学生的，毛泽东正是为了同这些专制的独夫民贼作斗争，才拿来武器闹革命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法定的形式，你就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他的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
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能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挂着他的人民。
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封建帝王是世袭的君主，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席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夫人或儿女，尽管江青多么热衷于权力，毛泽东还是提议并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没有特权，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党委机关的一个领导成员，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人民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即三面红旗）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个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它的历史批判，需要一部专著才能说清楚。愤怒和攻击，无助于历史的认知，也无补于历史的前进。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花的力量不比他倡导“三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要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罚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

　　

　　戚本禹在答陆源时还澄清了李志绥捏造的不少攻击、丑化毛泽东的谣言、谎言。从这里人们倒看出了戚本禹的几分人品，起码在对待这个事关党和国家形象的历史人物时，是不带个人情绪和个人恩怨的，是顾大局的，是尊重历史的，而且不是像演员似的装腔作势，也不刻意作秀。看后倒使人对他产生几分敬意。有人说得好，愤怒不能写历史，只能当诗人，如果带着个人情绪和恩怨去说历史写历史，那就必歪无疑，就必然贻误后人。
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人，他有过错误，但这些错误主要不是他个人工作的错误，而是在中国这块百孔千疮的土地上，探索前所未有的走共同富裕道路中的试验性的经验教训，是任何人所难免的。就像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一个科学工去进行科学研究时，只能一次成功，不准失败的道理一样，去要求毛泽东领导几亿人民探索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只能一次成功，不准失败。尚且还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的事情。更让人瞧不起的是，有那么一些人有一种奇怪逻辑，即：如果事情成功了，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但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功劳当然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呢，那当然是毛泽东个人负责，为什么？因为你毛泽东专断，决定的通过是我违心举的手，所以错误当然就是毛泽东的了。这也可能就是要把毛泽东同我们这个党区别开来的理论依据吧？可世界上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人，他要争功劳时，就采取“两头堵”的办法，成功我必有份，失败与我无关，你这样的思想境界，谁还敢同你共事吗？！当然，已经共不到了。现在倒是有不少有良心的普通老百姓在说：“毛泽东有再大的错误，我们都谅解，因为他一生从不为自己个人”。这是一句多么朴实但内涵丰富的大实话啊！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它远远超出一个人的范畴，他确实代表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管他有过多少错，但他的存在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人格、人品，他的思想、他的智慧，都是中华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劳苦大众永远不过时的宝贵财富，是永远不能丢的。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正在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正在朝着解放全人类的大方向探索着前进着，这里我只举几点普通老百姓所交口称赞的东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人民共享；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八荣八耻；在反腐倡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如：在干部中倡导八方面的良好作风；要求领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 等等，这些都是深得民心的治党治国富民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