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3章

“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

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

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

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

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话说1970年9月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商量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6日上午，周恩来、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告说：上午11时，召集6个小组正、副组长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做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

9月6日下午，毛泽东要林彪主持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此时，主席台上已经没有了陈伯达。

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毛泽东在周恩来、康生发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今天大会就要闭幕了，陈伯达不能来参加会议了。庐山这场斗争，就是他挑起来的，欺骗了相当一部分同志。看来不抓党的路线教育不行，高级干部不学习不行，党内外的团结搞不好不行。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个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不然老是会上当受骗。林彪同志你赞成吗？”

林彪马上说：

“完全赞成！”

毛泽东接着说：

“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说到庐山会议上的这场风波，毛泽东的情绪有些激动，他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最后，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说：

“不讲团结不好。陈伯达把自己当成天才理论家，攻击这个，揪出那个，以为这样天下就是自己的了。其实他走到了反面。所以，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

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史上历来是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讲了几句话，他说：

“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的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全会发表了会议公，公上说：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

“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和我、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的时候，讲了许多林彪办公时的笑话。他还说：‘你们大概能够看得出来，我对江青和自己的子女们要求是很严格的，亲者严、疏者宽嘛。我对江青的批评在下面也很严厉，她几次都掉了泪。不这样批评，她怎么能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承认，江青有她自己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和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觉察到的。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这些话，都是毛主席对江青的培养和爱护。”

据陈永贵后来回忆说：“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上的矛头是针对着春桥，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是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的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的多，水平也高一些。陈伯达近几年来并没有写多少文章，他文章都是别人写的，他的文思已经干枯了。但是还不想下去接触群众，接触实际。一天到晚总是在搞唯心主义，什么天才，什么创造，他实际是想作天才。永贵同志，你不要迷信他，他实际上看不起你，看不起所有的劳动人民的。某种意义上讲，永贵同志要比陈伯达强的多。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过天才，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对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主张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那时，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大老粗确实是有所偏爱的。他对我说：‘你和许世友都没有读多少书，你是务农的，他是习武的，8岁就到了河南的嵩山少林寺练武艺。二十来岁时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你们这些人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我放心。你们不会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许世友就让张国焘骗过，到了延安还想逃跑到四川打游击战。他们密谋败露后，被林彪抓了起来，是我下令放的。我对他说：革命嘛，不能只是靠自己和少数人的拼命，而是要团结和依靠绝大多数的人一道工作，一道奋斗。你只想着一个张国焘不行呀，他是要打倒我们这些多数人的，依靠他能把革命搞成功吗？不行！经过了那次谈话，许世友变了过来，决心跟着我们走了。几十年没有改变他的观点。所以，任何人都是可以变化的。红军第4方面军的同志经过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教育，至今都很谨慎。倒是第1方面军的同志，比如林彪这些人现在犯了很多的错误。’毛主席的这些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至今记忆犹新。毛主席还一再的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和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俩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永远也忘记不了。”

再说叶剑英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对黄永胜几个人说：

“你看看，连林副主席也和江青那班人弄不成吧，这下你们就清楚了。林副主席对毛主席那么忠，江青都不能容忍他，她还能容你们吗？”

林彪在会议结束后，给江青打电话说，叶群要去看她。江青以为，叶群来访，定然是向她负荆请罪，可没想到不仅叶群来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这4大金刚也来了。叶群说：

“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见她如此说话，便顺水推舟的说道：

“老夫子跟张春桥、姚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轻嘛！老夫子利用我们，我们不能上他的当。你们犯了错误，可以往陈伯达身上推，我是不会计较你们的。放心吧，我和你们还是有感情的。”

众人闻言，唯唯称是。临别时，叶群又逢场作戏，亲亲热热和江青拥抱了一会儿。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送他们，他们一起照了相。林彪走后，黄永胜等人也走了。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都走了。

9日下午，毛泽东应九届二中全会服务人员的请求，准备在庐山礼堂接见所有的服务人员。后来雨停了，接见活动就改在室外进行。

2时15分，全体工作人员以夹道欢送的形式，把毛泽东接到了日照峰广场。毛泽东亲切的接见了他们，并和大家合影留念。照完相，毛泽东要走了，全体人员禁不住高呼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不少人忍不住留下了眼泪。毛泽东也受到了大家的感染，他用洪亮的声音喊道：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工作人员们招手，他看见大家热泪盈眶，就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在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依依不舍的上了车。

9月10日晚11时，毛泽东的专列抵达长沙大托铺铁路辅线上，他在列车上住了2天。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工作。毛泽东再次说：

“你们湖南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工业省？”

毛泽东离开湖南时，对前来送行的华国锋说：

“你要警惕上坏人的当！”

还提醒他说，庐山的斗争还没有完。

9月15日，毛泽东到了武汉。

9月16日，毛泽东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所写的第2份书面检查，并约汪东兴谈话。他说：

“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指华北组以外的简——笔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我劝林应好好的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毛泽东还嘱咐汪东兴，待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9月1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读书书目的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原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高级干部要读书的指示，从1964年毛泽东要求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32本书中，选了9本，又从毛泽东著作中选了5本，作为高级干部的读本。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读书书目的告。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告上批示道：

“9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论》）。”

9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这一天，他找来陈先瑞和吴德谈话，问道：

“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

在陈先瑞二人回答后，毛泽东接着说：

“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的、全面的、创造性的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3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

毛泽东又说：

“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30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

9月22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告说，他已经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完全决裂”。

197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1周年国庆节，这一天，斯诺和他的夫人应毛泽东的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斯诺是在8月14日偕他的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来到中国的，这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他们抵达北京后没有多停留，就到广东、浙江、上海、东北地区以及陕西的西安、延安、保安参观访问。

且说周恩来快步迎上去与斯诺紧紧握手，热情地说：

“斯诺先生，欢迎您！”

斯诺把夫人洛伊斯介绍给周恩来，周恩来和洛伊斯握手问好。周恩来又对斯诺说：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斯诺深情地说：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我还为你草拟了一个92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

“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3次访问了新中国，向美国和全世界介绍新中国。今天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前文已经说过，斯诺在1960年10月1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笔者注）参加我们的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也是独一无二的事！”

此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上前去，说道：

“主席，你看谁来了？”

毛泽东见到斯诺十分高兴，与斯诺夫妇亲切握手，笑着说：

“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激动地说：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5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

“马马虎虎。你身体好吗？”

毛泽东关切的问。斯诺说：

“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

毛泽东仔细的看了看斯诺，关心地说：

“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斯诺说罢，高兴的告诉毛泽东：“我5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太大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3天，这次才花了两个半小时。”

“有一些变化。”毛泽东又说：“对了，你去年12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斯诺内疚地说：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说：

“你当时怎么看就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不赞成你的也就是他们，现在在外交部他们不当权了。”

说罢，他伸出手拉着斯诺的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向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走去。广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毛泽东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致意。斯诺看着这动人的情景，万分激动，眼睛也湿润了。毛泽东请斯诺夫妇分别站在自己两旁，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尔后，斯诺指着千千万万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问毛泽东：

“你觉得这一切怎么样？你有何感受？”

毛泽东微露嗔色，摇摇头，说：

“情况有所好转，但不令人满意。”

这一天，毛泽东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回到住处，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见一位老朋友这么高兴？毛泽东笑了，他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是日晚，天安门广场华灯照耀，城楼上20盏巨大的宫灯闪闪发光。四面礼炮齐鸣，五彩斑斓的礼花频频在天空开放，形成无数的花球。

毛泽东在城楼上和西哈努克亲王一面欣赏这美丽的夜景，一面亲切交谈。他仔细的询问了柬埔寨战场的形势。西哈努克亲王一一作了回答，他还高兴地说：

“现在国内已经解放了三分之二。”

毛泽东赞赏柬埔寨人民英勇作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还说：

“我打了20多年的仗，也不是从书本上学的，是通过斗争学的。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要打仗，是蒋介石要我打的。第一是蒋介石帮忙，第二是日本帮忙。如今是美国帮你们的忙。”

第二天，《人民日》在头版醒目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国庆典礼的大幅照片。

很可惜，毛泽东向美国发出的这个被他称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竟被尼克松和他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不幸对我们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

10月6日，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军事援助议定书。

10月1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柬埔寨朗诺集团建立“高棉共和国”。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了金日成，他在谈到抗美援朝刚开始时的情况说：

“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来不是总理去了嘛，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回答说：

“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解释说：

“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说：

“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的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

10月14日，毛泽东在搁置了半个月的吴法宪检讨书上作了批示。

吴法宪在检讨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见过。”

“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吴法宪在检讨中说：“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的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政治上极端幼稚。”

毛泽东旁批道：

“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吴法宪在检查中说：他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曾问他，说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没有？

毛泽东在“伟大谦虚”4个字下面划了杠，批道：

“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一处特别注意，在下面划了横线，在“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划了双道横线，旁批道：

“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上批示道：

“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啦，要上天了，把九大的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

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中谈到的“天才”问题一处，旁批道：

“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天才，不是在九大讨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他又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一处，旁批道：

“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查上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

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划了杠，批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上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

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他们事先是经过密商的，就在下面划了双道横线，旁批道：

“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此后，毛泽东把吴法宪、叶群的检讨及他所写的批语，批给了林彪阅读。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有任何动静。

10月15日这一天，国务院向各地发出通知说：

“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两校上述《告》中提出的意见进行。”

此后，全国各地高校开始恢复招生工作。

10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当面商量，要请他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

原来，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愿望十分强烈，他曾在10月初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酒会上，第一次有意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他还私下委托齐奥塞斯库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国。

中国有关方面马上注意到了这一重要信息。

l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中要求全国各地陆续召开地方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党委。要求新党委成立以后，不另设重叠办事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就是常委会的办事机构。

后来，地方党委成立后，新党委和原来的“革命委员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党委的第一书记基本上都兼任“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中说：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由康生任组长，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江青出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后，参与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同时，还管辖中央工、青、妇和“五七”干校等机构。

11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高级干部主要是指：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队军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通知》要求全党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以便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通知》中规定了高级干部学习的书目，要求先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6篇（部）马、恩、列著作，再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5篇著作。

《通知》中还规定：在学习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自学为主，自学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坚持天天读。

后来，在理论界、教育界和中层干部中也开展了学习运动。

11月9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同意，转发了山西省关于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告。告写道：

“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学大寨，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就是一句空话。”“学大寨，必须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不断改造世界观。”

11月13日，毛泽东对黄永胜进行了批评。

后来，叶群对黄永胜说：

“我们的检查到此结束，再不能往上面推了，再不能兜问题了。再兜下去，非得把林总兜出来不可。那样，我们就完了。只要保住林总，我们就好办。现在主席一会儿半会儿还不敢把火往林总这里烧。但是谁要是牵出林总，那可就说不定了。”

她还一再交代黄永胜说：

“现在可是考验人的时候，关键时刻最能够见人心。林总的接班人地位是上了党章和宪法的，我们现在就是要保住这个地位。所以，说到底，这场斗争也就是捍卫党章和捍卫宪法的问题。”

有一次，黄永胜几个人在军委的一个会议室里开会，他们在议论到江青和张春桥时，吴法宪突然说：

“如果一定要把我打倒，临死我也要把江青杀掉！”

可是他话一出口，就连声说：

“黄总长，你可别揭发我呀。你揭发了我，我也是不会承认的。”

他又问黄永胜说：

“黄总长，你说毛主席到底是要自己的老婆还是要接班人呢？”

黄永胜说：

“应该是要接班人。”

吴法宪说：

“可惜林总不是毛主席的儿子。要是他的儿子，也许会更好些。”

黄永胜说：

“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能搞那种传宗接代的事情？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可是上了党章的。”

11月14日，周恩来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第5次单独会谈。

叶海亚.汗这一次来北京访问，带来了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尼克松在信中提出了他访问北京的请求。

后来在11月下旬，周恩来又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访中，得到了尼克松同样内容的“口信”。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的由江青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指示中对陈伯达的行为作了充分的揭露；但对林彪只字未提。

这一天，中共中央同时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下发到党内军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由此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

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呈送了一份告。告中写道：自去年7月至今年8月，卫戍区先后分4批组织了13个团，进行了1000里和2000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6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

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的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他写道：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1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11月24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

自此，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们选择一个目的地，实行野营拉练。他们肩背行装，步行锻炼，翻山越岭，踏冰趟河，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帮助群众解决所能解决的困难，加强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革命传统教育，保持了人民军队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1970年12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道：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12月9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正式传话给尼克松说，中国政府欢迎他到中国访问。周恩来的“口信”是：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在“口信”中还特别说明：这个“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12月16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16日这一天，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

12月18日一大早，毛泽东把斯诺和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接进中南海，共进早餐。

毛泽东因伤风而感到有些不舒服，他抱怨医生们没有能力预防象伤风这样简单的疾病。斯诺向他推荐了莱内斯.波林用大剂量的抗坏血酸来治疗伤风的方法。毛泽东说：

“我准备试用。如果有帮助，你就有了功劳。如果使我中了毒，你也不会受到责备。”

接着，毛泽东就谈起了文化大革命，他说：

“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他还说：

“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斯诺说：

“我在写我们1965年1月那次谈话的道中，说你承认中国有个人崇拜，而且有理由要有个人崇拜，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毛泽东说：

“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个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你写了中国的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么一回事嘛。为什么不可以写？它是事实嘛。在我们1965年谈话时，党的权力、宣传工作的权力、各个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比如北京的权力，我都管不了啦。正因为如此，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那些官僚机构。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G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斯诺问：

“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说：

“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要降温。但要人们克服3000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情。”

斯诺说：

“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泽东说：

“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诺问：

“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说：

“不怎么样。”

“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说：

“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要踢我？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如此。比如，我们35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斯诺激动地说：

“我很感谢你。”

毛泽东接着说：

“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斯诺说：

“不知道那些呼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是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常常想，他们那样做不是为了拥护毛泽东，而是为了自己，想这样来表示自己是最好的毛泽东主义者。”

毛泽东说：

“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是假的，是伪君子。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又问：

“你是在什么时候，决定在政治上解决刘少奇的？”

毛泽东说：

“那就早了。决定是在1965年1月做出的。当时，我把一份就要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就坚决反对。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罢官》后，文化大革命就迅速的展开了。”

斯诺提到关于发表《海瑞罢官》的事，他说：

“当时湖南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泽东说：

“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做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实人。”

此时，华国锋已经于1970年12月初升任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

毛泽东又说：

“中国应该学习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50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我是不行的。”

他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

“中美大使级会谈，15年谈了136次，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现在，我不感兴趣了。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在现在必须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

斯诺问：

“主席愿意见尼克松吗？”

毛泽东伸出一个指头，说道：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的，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们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也不感兴趣了，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之，都行。”

斯诺说：

“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1972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1000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3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斯诺问：

“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吐出一缕青烟，慢慢说道：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毛泽东和斯诺的交谈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多钟才结束。毛泽东亲自送斯诺和夫人到大门口，他最后对斯诺说：

“我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只是一个云游世界的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罢了。”

这是毛泽东同斯诺的第5次会晤。这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谈话。毛泽东风趣的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我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待不住的。”

斯诺后来写道：毛泽东同他谈了打倒刘少奇的事。“1962年以前，刘少奇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1959—1960年是捍卫三面红旗的。但是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遭到刘少奇的批评。”

就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后不久，经毛泽东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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