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视角——“3年困难时期”是历史的必然阶段

前言：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1958到1961这几年的大饥荒问题的口水战已经进行到十分无聊的阶段，无非是一方列出一连串惨不忍睹的数字数据，然后说这只是大大缩水的结果，另一方则列出大量数学题和逻辑思考题，证明前者疑点重重难以自圆其说。然后是网络征集，有的说自己家这边没饿死人，有的说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像存在一个阈值，只要饿死的人数低于这个数某人就是英雄伟人，高于这个数他就是暴君草包。这种过程如此之无聊，以至于人们开始厌倦了，这个问题也就开始降温了。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阵地，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和鲜血，结果却是只能维持一开始的战线，所以双方都开始闭目养神不轻易开启话题，只要一个人打破寂静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片滔滔不绝的口水。

死人数量可以说明一切吗？
如果一个人都没被饿死，而人们普遍在靠草根树皮野菜充饥，领导者是否就可以逃脱责任呢？
如果真的死了数千万人，那么是不是说抗战期间如果举国投降就可以少死很多人，所以抗战错了呢？

也许该换一种思路了！

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我看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得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启示，使我不得不重新选择理解问题的切入点，在下面的探讨中我尽最大可能抛弃原先任何先入为主的情绪，和个人好恶来进行一番旅行，希望读者也一样。


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偶然还是必然的结果？什么是传说中的“历史必然”？有人说他们从不相信什么“必然”，那么偶然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可以观察到的必然仅仅是一系列偶然所造成的结果。偶然一颗小行星落在地球上，恐龙的灭绝就成了必然。偶然的原因欧洲爆发黑死病，必然导致了西方文明的震动和重组，铁板一块的基督教社会出现了缝隙。好战的狮心王理查偶然被俘，作了好多年囚徒，必然的英国王权衰落，为未来大宪章和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偶然17世纪亚洲东部气候异常，偶然的在这里有个农耕民族，必然的导致了农耕民族遭到重创，社会矛盾异常激化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也因为女真部落偶然出现了努尔哈赤这个战争天才，游牧民族必然的再次完成对农耕民族的征服。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变化是需要内因和外因的，尽管这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些偶然，但谁能说这些结果不是必然的呢？

有个成语叫做“盲人摸象”，鉴于连小学生都明白它的含义，我就不解释了。顺便说明现在口水战的双方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都是在人类历史这头大象身上徒然的摸索着。

　　

　　第一个大前提：工业化浪潮的冲击

首先一大前提，看待中国1958年后几年的现象不能脱离“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大前提，这就是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对农业文明的冲击这一事实。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时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离不开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比如需要大量人口以及用于工业化建设的资本，也就是“人”和“钱”。原始的农业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民，手工业者比例很低，要提高产量必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大量的劳动力，把那些土里刨食的农民驱赶到忙碌嘈杂的厂房里做工。工业化的领头羊——英国是通过“羊吃人”来实现的。

英国的圈地运动从１５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１８世纪末。英国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在圈地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英国国王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颁布了一些企图限制圈地程度的法令，但这些法令并没起多大的作用，反而使圈地日益合法化。曾经有一群农民在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上诉书中写道：“有些房屋被诉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凶猛地打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子儿女的号哭。约翰·波米尔为了圈占我们的土地，不惜将我们投入监狱、毒打、致残，甚至杀害，我们现在连生命都难保全。”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圈地的结果，使英国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进入城市，成为城市无产者。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进入生产羊毛制品的手工工场和其它产品的手工工场，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手工工场里，工人的工资十分低，而每天则要工作十几个小时。１８世纪后，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国农民的人数为此减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羊吃人运动期间恰是英国国力提升，称霸海洋进入市场经济乃至工业文明的过程，而伊丽莎白并未因此被称为暴君而是被称作开明的君主。虽然粮食生产必然受到影响，但可通过出口工业品进口粮食来解决。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在这个过程中，科技的发展还使农业的效率同时提升，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成为可能，令粮食问题得到缓冲，因此对农业的冲击并不明显，再如美国的劳动力问题是靠海外输入来解决的。

对于资金的需求，英国采取的自然是对外战争掠夺，包括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除了明抢还有暗抢，在夺取了殖民地的统治权后可通过经济手段获得资本，另外一些手段比如对中国倾销鸦片等等都是另真金白银滚滚而来的手段。有了这些，英国便为其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而且所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劳动者的收入都很低，资本主义大工业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

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实这不仅指资本主义，而是整个人类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苏联工业化进程也可看作是惨不忍睹。剑桥史："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曾经讲农业既用作出口货物的源泉，使政府能够为工业进口机器和技术,也用作迅速扩大的城市工人队伍的食物。成百万的农民死亡，或者直接由莫斯科把集体农庄制度粗暴地强加给他们，或者，即使在1929年至1932-1933年期间农业生产下降超过25%的时候，政-府仍保持农业征收的固定水平，以致造成饥荒，不那么直接地致农民于死地。这种办法假定农业生产确有剩余，并设法使这些剩余产品用于政治领导的目的。"用农业品换取资金和设备，牺牲农业来换取工业。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和平只是暂时的，国家必须迅速的补上沙俄时代欠下的功课，否则将会蒙受更巨大的损失。后来即使是在二战最困难的时候，苏联的生产能力也比德国高出许多，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真正意义的中流砥柱，苏联的工业化不仅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世界。
斯大林和伊丽莎白的不同之处在于，伊丽莎白的仇人都死了很久了，而被斯大林得罪的人还有很多活着，动不动就拿这些说事儿。

剑桥史提到："中国人仿照苏联人非常成功的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计划机构，以致在他们各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人设法把他们将近48%的国家资本投资专用于发展工业，而同类的苏联数字却低于42%。问题出在等式的另一端——剥削农村地区以支持这种城市工业政策。"
中国也走上相同的道路，但是剑桥史分析："中国的情况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苏联。首先，也是最重要的，1957年中国的人均产量只有1928年苏联的一半。。。其次，在社会成分上苏共党员70%以上是城市居民，而中共党员则70%以上住在农村。两党社会成分上的差别可能多少使中国共-产党更不愿意采取以农村的痛苦和成百万农村居民挨饿为前提的策略。"他们竭力避免重蹈苏联覆辙，比如放缓农业集体化进程，对富农采取温和的政策，但事实证明这些煞费苦心的举措仍无法避免这种冲击。

苏联中国的工业化和西方不同之处在于先搞重工业再搞轻工业，因为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整个进程，同时也是国防的需要，但是这种做法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在整个1958年中，资本投标也同样提高。年初提出的145.77亿元指标——比1957年的投资预算额略多22亿元——很快被更具雄心的目标代替。最后，国有单位的投资达到386亿元，几乎是1957年水平的两倍。尽管小型工业势头之趋向得非常明显的部分，但绝大部分增加的额度都被引入了中型和大型的国家企业。在1958年、1959年和1960年，开办的这类企业（这三年分别是1587，1361和1815个），年年都超过了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开办的1384个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例如冶金部门157个，煤炭61个，电力200个，化工85个，建筑材料80个，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180个”可以看出是以重工业为主，这些企业收回成本很慢，生产力回馈给农业和轻工业还要过很长时间，套用现代企业管理学概念，可以说这些投资在收回以前，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资金链随时有可能断裂。


另一个风险来自人口，当时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人工，属于真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与投资趋向相联系的建设项目的增多和钢铁、机械设备及其他工业品产量的增加，非工业劳动力随之也空前地增加了。国家单位的职工人数仅仅在1958年就几乎增加了2100万，和1957年相比增加了85%。符合粮食定量配给条件的人口比重在1957和1960年之间增加了1/3，从15%左右增加到20%左右，其中1958年增加了一半以上。
"（1958年）在其他地区，长势及好的庄稼也没有完全而适时地收割，因为转移到地方工业或离乡参加城市中国营工厂的工人太多。"
"如果农民在非农业工作如水坝建造上投入成百万的劳动日，劳动力就将绝对短缺。"
"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减少反过来又影响农业产量。在1957年致1960年间，非农业职工人数迅速增加的必然结果是农业劳动力减少了2291万，下降10%还多。最后，1960年的恶劣天气也会进一步降低产量。"
在这个时候中国还并未打算进口粮食来缓解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压力，因为粮食产量被大大地夸大了。“在1959年，投资额提高到国家收入的43.4%，达到空前的高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农民那里增收谷物蔬菜和纤维作物一直持这种努力。”“最可惊的是，正在1959年死亡率上升的时候，中国谷物出口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60年10月中国开始进口小麦缓解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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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来得如此迅猛？和苏联一样主要的动力来自国家安全和国防需要。特别是中苏关系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紧张的苗头，表现在毛对大跃进的忧虑从庐山会议后不可思议的急转直下，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剑桥史分析：“事实上，解释这个问题要回溯到会议本身召开以前。彭曾经到几个华沙条约国家旅行，1959年6月12日回到北京。他在这次旅行中曾经会见赫鲁晓夫，很可能表示了他对公社计划及其对军队、中苏关系及其他种种问题的影响的普篇忧虑。总之，几乎就在彭回到北京后，赫突然取消了协议——协议规定苏联向北京提供毛非常看重的核援助——又对公社化进行了公开的抨击，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中国的努力做出这样公开的批评。”其实赫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采取各种手段给北京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成为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充当一个马前卒而不是盟友。在毛看来维护中国军事外交的独立性是第一要务，如果在这方面让步自己就是千古罪人，所以大跃进必须成功，否则中国必无法承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的威胁，沦为像朝鲜德国一样的下场。这种强烈的主观愿望成为了一种自我暗示，最终导致了错误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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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人类工业化必将对农业造成强烈冲击，各国的区别不过是程度大小罢了。中国出于维护主权独立的需要，不得不加快发展，农业在极短的时间内，产品和人口遭到工业化的双重掠夺，生产潜力严重透支，粮食危机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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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工业化的冲击还不足以造成“3年困难时期”，农业的薄弱才是内在原因。

　　

　　第二大前提：中国薄弱的农业基础

美国人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一句话，中国人吃饭本来就是大问题，国民-党因为解决不了才下了台，你共党信誓旦旦说能解决，我看也未必！他为什么说得这么肯定？因为中国的农业的确是十分落后的。在解放前和建国初期，中国农业完全以传统农业为主，什么拖拉机，农药，化肥，科学改良，现代水利设施很多地方闻所未闻，基本维持了几千年靠天吃饭的状况，手拿镐头镰刀手动修理地球，风调雨顺混个半饱，碰上天灾人祸旱涝战乱就颗粒无收。土地——人口的矛盾一直是困扰这个民族的难题：中国历史人口，简要地说，就是一个时而猛增，时而锐减，呈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为何猛增？新王朝的建立，实行的是休养生息的政策，人口快速增加，就是盛世。为何锐减？就是人口增长达到一定的高峰后，人地矛盾尖锐，起义与战争致使人口减少，就是气数已尽。

毛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

显然这个概念在共产-党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也是一些偶然因素导致的：
其一，经过土地改革，剥削农民的地主不存在了，农民的生活压力得到一定的缓解。其次，当时中国农业的产量还是能够勉强支撑中国人口的，战争刚刚结束还有很多没有开发或者撂荒的土地，一个五年计划粮食实现增收基本靠开垦荒地而不是提高单位产量来实现。其三，剑桥史提到："1958年的气候异常良好，结果是与通常可能有的情况相比，农业成绩较好，其他事项持平。伴随迅速设立公社而来的组织上的混乱无疑减少了农业产量，但是作为主要条件的气候状况，自这个关系重大的年份的大部分时间里，非常有利于至少给人以富裕的表象。"

这个时候中国人口正在突飞猛进中“如果说在解放前中国人口曾经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则很快使我国人口转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中国百姓蓝皮书）”

　　

　　补充一点：马寅初57年提出人口论，即使立即计划生育，到58年也来不及推广和调整。

这样一个巨大隐患就被假象掩盖了，大跃进在错误的航标指引下驶入了错误的航道。中国史上最强智囊阵容被表象所迷惑："既然58年粮食产量极大增加，计划制定者便决定缩减总种植面积，而给棉花、食用油籽以及其他非粮食作物分配稍高的份额。结果，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少10%，粮食播种面积下落13%。事实上1959年单位面积产量和1957年并没有显著差别，而总产量下降13%，约2500公吨。"这就使本来就命悬一线农业生产面对根本无法承受的重压，人口——耕地——粮食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1957年中国的人均产量只有1928年苏联的一半，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更为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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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对于中国薄弱的农业平衡，能混个半饱少饿死点人就谢天谢地了，快速进行工业化革命根本就是个奢望，中国玩儿不起，就像一个身体虚弱的人非要举杠铃练成施瓦兴格一样。抗战时期，明知国力虚弱，会付出很大牺牲，但还是不得不打。更痛苦的是这时还没人知道中国原来如此虚弱，会付出如此大的牺牲。这就是历史的无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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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使得国家不得不采取“拆了东墙补西墙”的下策，加上苏联车座专家，先前大量建设的大量工厂难以为继，纷纷关闭。剑桥史提到："国家投资在1960年和1962年间下降的甚至更加引人注目，从389亿到71亿元。""（60年后）与减少投资同时，关闭了好几万建筑和工业企事业单位，将近3000万城市居民被迫在农村重新定居。"中国像一个生了一场大病的病人，需要调养和恢复：“从1961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控制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过快发展，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经过3年调整，工业生产从1963年开始回升，1965年全面好转。轻工业总产值增长27.8%，重工业总产值下降37.2%，3年内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9%，工业净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1.3%，物质消耗平均每年下降1%，不少技术经济指标创造了建国以来最好水平。国家财政收入中来自工业的收入1965年比1960年增长87%。(《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1958—1965年的钢产量增长为10.9％.

　　

　　第三大前提：新政权的动荡期

小时候，我们总会发出一些感叹：“要是我当了爸爸，我就如何如何”“我当了市长，我就如何如何”过了青春叛逆期，到了成年，我们往往发现当时的一些想法十分肤浅简单。

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会聚一堂侃侃而谈，得出一致结论：中国的发展必须要废除几千年封建糟粕的载体，即汉字。吓人吧，今天我们看来无疑是一群不知深浅的奋青在胡说八道。如果这只是一批文人的侃大山，那么很多政治家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法国大革命中，代表最进步最激进的雅各宾派执掌政权后，推行了一系列十分激进的措施，最明显的就是废除天主教，改信“理性教”。《天主教历史浅谈》记载：“当时，那些执政者把信仰基督的西方世界延用两百多年的天主教额我略教宗历法取消，废除教会的瞻礼主日庆典，又把七日一周改为十天一周，以便消除星期天那带有浓厚天主教信仰气氛和涵义的"主日"痕迹；圣堂和宗教建物被捣毁，或改作舞台剧场，让暴民在里面胡闹，为非作歹；大肆宣传反神职的言论，鼓吹、甚至要求神职人员还俗结婚；许多神父，修会会士和教友都被控以叛国或迷信的罪名而被处死。虽然革命法庭举出许多政治理由控诉这些神职、会士和教友，但事实上，他们的的确确是殉道者，他们为信仰而致命。”看来很荒谬，但其动机克说完全合理，因为天主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要彻底推翻封建权利就必须摧毁它的思想文化基础，只是这种方式过于激进过于简单粗暴，导致自己空前孤立最后导致失败。《天主教历史浅谈》中提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法国大革命前后二十五年对天主教会固然是个万劫不复的打击，却也是个巨大的考验和净炼。经过这么长久的磨练之后，教友的信仰和信德获得了净化，教会也抛弃了无数缠身的俗务，得以专心致力于它的基本使命。”看到这些我们在看待中国文化革命的一些激烈行为，也不会大惊小怪了。

和法国大革命的先驱们一样，以毛为代表的中国的革命者们以解放全体人民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力图创造一个完美无瑕的社会，他们有对国家强盛民族富强的强烈愿望，很多不切实际的理想夹杂在其中。好像用几十年，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全中国全人类的难题都解决。

剑桥史提出，这种自信自负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共在49年以前曾经创造了很多奇迹，这些奇迹是随着一个又一个的群众运动产生的，比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南泥湾精神，抗美援朝等等。也就是中央审时度势发出号召，人民群众在各级组织的有效领导下，众志成城，排除万难，夺取胜利。问题在于，49年后他们面对的国土规模和问题的复杂程度成几何增长，这种经验主义造成了毛对党的自身能力估计过高，简而言之，他们对于管理这么大规模的国家，经验不足而坚信自己很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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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从理想主义者到现实主义者，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政党亦然。执政经验的不足必然导致政策忽左忽右，忽冷忽热，一会儿高歌猛进，一会儿悲观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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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方面是对于政权的整体因素，另一个方面则是他的内部因素。这个因素很具有中国特色，打开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很多政权建立初期都会经历一个政治动荡期。各朝各代开国功臣的争斗自不必说，不是皇帝把功臣灭了，就是功臣把皇帝废了。比较突出的是唐朝建立初期政变层出不穷；明朝建立初期发生靖难之变；清朝初期是敖拜集团和吴三桂；民国初期自不用说。原因我归结为两点，其一是新政权的政策和制度不完善，需要一个适应期；其二是经历了一次权利利益重组和洗牌，各集团都欲在洗牌中占据更多的势力范围，引发激烈的对抗。

建国初期政-府组织的不完善一方面在地方："1956年，政-府取消了区并合并了乡，但这很快激起了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组织上的问题，到1957至1958年冬季还没有解决"。

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毛面对经济军事外交的大量工作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财政部门要把大批的专业表拿给他看，这显然削弱了他对局势的控制能力。剑桥史称："在50年代中期，毛曾经提出他应当退居“第二线”，到了1958年初，他表示他将让出他的国家元首的职位和摆脱党领导中的许多日常工作。""事实上，1959年4月当毛让出国家元首职位时，刘的确接替了毛。没有迹象表明，1958年时刘少奇认为大跃进还会造成其他的结果。"

后来毛发现了一些隐患，剑桥史：“他（毛）要求1959年的刚的指标从3000万吨减少到2000万吨，他又建议政-府公布低于那时内部估计的最高的粮食产量统计数字。”
“在集中讨论农村公社问题时，毛声称，他自己赞成“右倾机会主义”。实质上他要求减少公有化的程度，把更多的所有权下放给公社本身这一级之下的组织，他要求对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利益不要采取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并威胁说如果再不适当地改正，他将退党（汗）。这里人们感觉到，毛仍然充分相信大跃进的基本策略是正确的，但他担心指向政策的干部中的“左”倾错误将导致既给中国也给主席自身的地位带来巨大损害的灾祸。”

剑桥史：“西藏叛乱中断了1959年春季对发展问题的集中注意。”到这个时候毛已经将经济建设的管理工作交给了少奇，他还要在处理关于冷战的军事外交一系列重大决策，一面要回过头来顾虑大跃进的问题，焦头烂额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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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很多公司，规模扩大了事务增加了，总经理仍然亲力亲为，事必躬亲，忙得不亦乐乎，不得不将一系列工作交给其它高管。而这些高管水平经验有限，提不起来，总经理又要干预。职能交叉，势必造成混乱和失调，集体负责等于集体不负责。大笔资金投入到要很长时间才能收回的产业，现金奇缺，工资都发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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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集团个山头的明争暗斗这个时候也已经显现苗头，对于敢挑战自身地位的行为都欲除之而后快：单纯的胡风因为提意见触及了一大群人的地位而成了第一牺牲品；东北地方势力企图染指中央被挫败，高岗畏罪自杀。以少奇为首的文官集团同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人集团貌合而神离，早晚要拼个你死我活，最后在庐山会议期间对彭落井下石；林彪、江青小集团也跃跃欲试。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未能免俗，因为同官僚阶层争夺权力未成反而受到极大冲击，经过反“右”，知识阶层这时已经闭口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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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矛盾看似偶然，鉴于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和对权力的迷恋，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种种矛盾终于在文化革命期间达到高潮和总释放，在文革结束后他们终于累了或者死了，同时也明白这种争斗是有害无益的，自己应该呆在什么地方就呆在什么地方吧，于是权力蛋糕得以完成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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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初期，毛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冷静。剑桥史称：“他（毛）要求1959年的刚的指标从3000万吨减少到2000万吨，他又建议政-府公布低于那时内部估计的最高的粮食产量统计数字。”“在集中讨论农村公社问题时，毛声称，他自己赞成“右倾机会主义”。实质上他要求减少公有化的程度，把更多的所有权下放给公社本身这一级之下的组织，他要求对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利益不要采取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并威胁说如果再不适当地改正，他将退党（汗）。这里人们感觉到，毛仍然充分相信大跃进的基本策略是正确的，但他担心指向政策的干部中的“左”倾错误将导致既给中国也给主席自身的地位带来巨大损害的灾祸。”

在地方，干部成了土皇帝，反对自己就是反对党，甚至对毛的指示置之不理：“有些大跃进早期的忠诚拥护者如河南的吴芝圃和四川的李景泉，这时几乎没有表现出从他们更早的立场上后退的意向。”“更普遍的是，支持进行"到底"的情绪在从省到社各级党组织众仍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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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史一语道破其中玄机：“这些干部由于大跃进策略而得到了更大的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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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结束后少奇的态度突然转变，从完全赞同变为了完全否定，这种见风使舵推卸责任的行为必定引起毛的极大反感，如果他和其他干部能够共同承担这些责任，那么中央就不会进一步分裂，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下场。这个曾经坚贞不屈的地下党，在权力的驱使下筑成了大错。
而毛的缺点在于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已经习惯于胜利了，这次失败令他难以接受，我不否定他是个深谋远虑理性思考的人，但不能排除这次失败使他在感性上受到了很大干扰，而对以少奇为首的干部集团采取了敌对情绪。

这些政治动荡因素作用于经济建设，必定对加剧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性，使悲剧的发生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

　　

　　如何面对得与失

工业化对农业的猛烈冲击；中国脆弱的农业承受力；建国初期的政治动荡，这三点任何一个都足够造成沉重损失，同时发作则爆发惊人破坏力。这种破坏不可避免，不是以这种方式便是以那种方式，每一个人都被历史大潮所裹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大众历史”往往将原貌简单化甚至戏剧化，可真正懂得历史的人明白：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决策，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厚的背景和原因，决不是因为某人头脑发热造成，有时候看似荒谬的决定确是当时唯一的可能。这都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对这段历史应该肯定还是否定？如果否定，则人类的工业化历史乃至文明史都将被否定。如果肯定，则违背了人类社会基本的行为准则。这是一个悖论。一些有左倾思想的人把毛时代作为一个理想的天堂，但那个时代的阴暗面的确难以回首，那个时代不应该也没必要被复制。

一个被割了耳朵的流浪汉决不会喊出“神佑吾王”的口号，被枪毙的教士不会说“伟大的大革命”，饿死的农民不会相信斯大林同志的英明。多数人就是在用自己的得失衡量一个时代的好坏。这些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的作出了牺牲，不大会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整个过程，即使明白了也不会坦然接受。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死了这么多人总要有人背黑锅，当替罪羊。这个任务除了某伟人以外别如他选。如果说大跃进的动机还算是出于理性思考，但是有明显漏洞的结果的话，将其负面后果完全归于某个人则是非理性和狂躁的体现，人类的惰性和劣根性暴露无余。如果真要把毛的历史作为凭一个分数，那么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以及实现初步工业化这两点可以说足够占70分。

人类社会的进步不可能没有代价，西方文明也历经了多次大萧条和大危机，才得以走到今天，把这些拿出来比较，评说哪个优哪个劣，谁该嫁接谁是方木求圆，没有意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一切，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应该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最后我引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段话作为注脚：
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
中国的优秀分子一代接一代地应付从帝国时代晚期继承下来的国内问题，回答工业化的西方提出的历史悠久的挑战，这种努力在1945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在这一年获得了对中国大陆的完全控制，因而实现了很长时间以来所渴望的国家统一。此外，中央政-府还首次承担了国家的体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工作。下几个10年的历史将有世界上未曾见过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规模最大的实验。
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

　　

　　另外，关于在搜狐文化，煮酒论史那里栖息的仇毛人士提了很多看法，我也列出来：

西门送客（版主）：在风调雨顺的三年，人为的制造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间惨祸
回答：57年风调雨顺，60年气候恶化，这是剑桥史也承认的，况且这和风调雨顺也没有必然联系，农业方面问题出在人口急速增加，农业劳动力和粮食种植面积绝对减少，你要是死后你们省城给你降半旗，你就很了不起了。不能说每人都是自愿听他的，“羊吃人”人们自愿背井离乡？现在全英国人都认为伊丽莎白是明君。


波罗：这个所谓“现实的策略”的代价是谁在支付？支付代价的人是否拥有知情权？所支付的代价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大？能有没有可能尽量的小一点？
回答：世界范围内工业化的冲击必定由农民支付，他们应该有知情权，可当时没人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代价，农业基础薄弱和新政权的不稳定期扩大了这种代价，三个大前提决定了躲不开，不是这么爆发就是那么爆发。

崇拜：印度比中国早几年建国而已，人口一样快速增长。印度有没有发生这种大量饿死人的大饥荒？
回答：
第一印度人口增长没有中国快，
第二印度建国初期，到现在也没有大规模工业化浪潮
第三印度的耕地面积为世界第一
第四因为极低的生产效率，印度一直在饿死人，只不过缓慢分散，也没有“国际社会”“泯猪人士”愿意提起


菠萝：美国大量使用黑奴，到底是工业化的北方还是种植园经济的南方所倡导的社会模式呢？

答：南方为北方提供大量原材料和农业支持，置换出大量白人劳动力，没有南方的大量种植园，北方也难以顺利实现工业化。而在印度，因为给英国提供大量棉花而造成大饥荒。

菠萝：工业化过程的完成是不是一定要以饿死那么多的人为代价？

答：快速工业化肯定会造成大量生命代价，不一定非要这样惨重，加上中国薄弱的农业，以及政权初期的不稳定性，就难以避免。

菠萝：延安整风、反右和打倒走资派又有什么冠冕的理由呢？

答：用不着冠冕堂皇，革命就是流血，就是暴力，期间必然有非常措施，同时，被整的未必都冤枉。原因我归结为两点，其一是新政权的政策和制度不完善，需要一个适应期；其二是经历了一次权利利益重组和洗牌，各集团都欲在洗牌中占据更多的势力范围，引发激烈的对抗。

波罗：执政能力和经验不足的人却在掌控着全国大部分人民的生死，请问，这是一个合理的政府组织模式吗？更进一步，他们这些人执政的权力到底是谁赋予的？

答：不合理，经验需要积累然后才能变成合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剑桥史“此外，中央政-府还首次承担了国家的体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工作。下几个10年的历史将有世界上未曾见过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规模最大的实验。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


菠萝：“美国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不同，是否就说明中国人民就不配享受美国宪法所提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答：谁都有这种权利，过去中国人没有，因为生产力落后，列强侵占，阶级剥削，国家贫穷。现在中国人有了，逐步实现的，毛那个时代的任务是完成民族独立保证国家安全，完成这个任务已经很不容易了，您的意思是从49年开始，一个人都不许饿死，必须马上变成美国，您疯了不成？

当时美国建国200年，中国建国多少年？美国建国十几年的时候，奴隶制还在呢！
你就是看人家挺阔，就恨自己父母，为什么没人家老爸那么有钱，呸！不肖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