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

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

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话说1935年11月19日，东北军第57军109师师长牛元峰带着他这一支西路军先头部队，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沿着葫芦河及南北山地向东推进。

11月20日下午，红1方面军在阎家村北山的警戒部队，有意识的“惹牛”、“牵牛”，且战且退，将109师诱入直罗镇。东北军的后续部队第57军军部和111师主力及106师也到达黑水寺一线，进到张家湾附近地区。

牛元峰占领直罗镇后，一面向上级捷，邀功请赏，一面杀鸡宰羊，大吃大喝。

这天晚上，毛泽东下达了战斗命令。按照预订部署，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主力由北向南，彭德怀、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和红13团由南向北，连夜向直罗镇方向奔袭而来。

21日拂晓前，红1方面军各部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离直罗镇不远的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几个破窑洞附近，在这里能够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毛泽东在战斗打响之前，一再指示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人说：

“一定要打歼灭战！”

11月21日拂晓前5时半，红1方面军的冲锋号吹响了，南北两路部队对被围的109师发起了猛攻。南面红军的枪声一响，109师立刻向北撤，北边的红军攻下来了，109师又掉头往南跑。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1方面军就歼灭了109师师部及其两个多团，牛元峰率残部1个多营的兵力，逃入镇子东头曾经被红军拆除而他们又连夜修补过的寨子里，固守待援。

毛泽东遂以红15军团一部兵力围困109师残部，并阻击由鄜县西援之敌117师；以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第57军第106、第111两个师。

徐海东派红15军团的一支部队攻了一次寨子，没有攻下来。徐海东便组织了6挺机枪，决定沿着一条沟再次进攻。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来到了前沿，他询问了情况，说：

“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接一个电请求董英斌解围，他哪里知道，董英斌派出的援军还没到直罗镇，其中的106师就被红1军团击溃了。

11月23日下午，第57军增援的两个师见势不妙，惧怕被歼，立即沿葫芦河向西撤退。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一部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到羊角台途中歼灭106师1个整团，其他各部及111师仓惶退回到太白镇。

毛泽东因106师师长沈克过去跟红军有些关系，就让前线释放几个俘虏军官，让他们回去捎话说，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我们俘虏的所有人枪，日后可以如数归还。

11月23日晚，牛元峰待援无望，便收拾残兵败将500余人，趁着夜色向西逃跑。头部负伤的红15军团参谋长周士第，带着红75师的战士，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头牛追回来！”

他们一口气追了十几公里，在直罗镇西南一座山上，全部歼灭了109师残部，活捉了其师长牛元峰。就在这天晚上，牛元峰被打死。

这时，红军主力回师东进，117师见57军主力后撤，亦急忙撤回鄜县县城。

红1军团第1师政委黄苏在这次战役中牺牲。

直罗镇战役全歼109师和106师1个团，活捉师长、参谋长、团级以上军官10余人，毙伤1000多人。俘敌5300人，缴枪35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架，子弹22万多发，补充和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蒋介石运输大队长的名头也由此开始。

此后，徐海东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块住窑洞，一块行军、开会、吃饭，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了。有一天，毛泽东问起徐海东的家庭情况。徐海东说，我家7代人都做窑工，一家人中有66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徐海东还说，我的母亲为我受了许多苦，我十分想念母亲。现在为革命尽忠，不能尽孝呀！

毛泽东说：

“你是一个好党员，又是一个大孝子。”

徐海东喜欢和毛泽东在一起，他觉得毛泽东既没有官架子，也从不显摆领导威风，说话亲切随和，生活更不讲究，和他这个粗人没有什么不同。他非常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英明伟大的领袖。

徐海东向毛泽东汇说，由于在鄂豫皖苏区和在长征途中肃反扩大化，原红25军至今还有300多人背着“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反革命嫌疑”的黑锅。他还说：

“这些人也不象反革命，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当即表态说：

“要统统释放，这些同志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他们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要立即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

徐海东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竟然看得这样清楚。他非常敬佩毛泽东如此干脆彻底的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的错误。

徐海东回忆说：“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300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300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觉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11月下旬的陕北，天气已经很冷了，红15军团准备把仅有的7000块钱用来改善部队的伙食和添置冬装。而这时红1军团的供给部长杨至诚，却为解决红1军团的过冬问题急得团团转，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告，说是要解决过冬问题，至少缺2000到3000块银元。

毛泽东看了告，叫来杨至诚商量说：

“我们是不是先向徐海东同志求助一下，以解燃眉之急。”

杨至诚说：

“主席，他们有这个能力吗？”

毛泽东说：

“他们在鄂豫陕边经营了几个月，或许会有点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同志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他点着一支烟，继续对杨至诚说：

“我写个借条，你拿着先去跑一趟，咱们不借3000，也不借2000，来一个折中2500。不过，你要注意，千万不要使海东同志为难！”

说罢，提起笔写道：

海东同志：

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

毛泽东

杨至诚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纵马来找徐海东。二人寒暄过后，杨至诚将借条递给徐海东，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信，十分不安，连连说：

“哎呀！都怪我太粗心了！”

杨至诚说：

“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很困难，要是……”

徐海东说：

“不！不！我们再困难，也比你们好得多。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马上派人给中央红军送款过去。”

徐海东送走杨至诚，找来供给部长，将毛泽东的借条递给他，要他留下2000块，拿出5000块钱送给红1军团。供给部长看了借条，说：

“老军长，这钱是该借，可是我们过冬也需要钱，你连一件大衣都没有……”

徐海东打断他的话，动情地说：

“我知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了11省，爬雪山，过草地，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现在，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更需要毛主席！我们哪怕就是冻死饿死，也要抠出钱来，保证他们熬过陕北这第一个冬天。”

供给部长见徐海东如此坚决，便不再说什么啦，他匆匆告辞，带人将5000块大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后来彭德怀见了徐海东，说：

“你送的那些钱，真是雪里送炭，解决了大问题。”

再说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原陕西省委兼军委负责人、红26军政委汪锋，毛泽东对汪锋说：

“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国内的形势，阐述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治路线。他说：

“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员接触，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同他们往来，我们根据地革命同志相处的一套方法就不行了！做他们的工作，可以用一些旧形式，用旧瓶子装新酒。我们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先接近他们，逐步提高他们，达到政治上的一致，然后去掉旧形式。

对于地方军阀，我们红军不能只顾自己发展，去拆他们的台。而是要团结他们，支持他们，一起发展。我们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工作发展再快，搞得再好，也不能把部队从张学良、杨虎城那儿拉出来，不能打红旗起义。只有在蒋介石要消灭异己的情况下，才能起义，打红旗。对那些最右的反动势力，要坚决打击之。”

“我们的方针就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原则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关系，然后推动全国的大联合。”

毛泽东还一再叮嘱汪锋：

“对杨虎城和西北军要具体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毛泽东与汪锋整整谈了两个多小时。

汪锋在红军前线总指挥部住了4天，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

11月28日，毛泽东起草并与朱德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简称《抗日救国宣言》，全文如下：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继东北4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4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他自己对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蒂的统治。

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的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受尽了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做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本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友谊的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重大变化。原来，国民党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压力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击下，不得不考虑同共产党谈判的问题。所以，蒋介石从1935年11月起，通过多种渠道，寻求与共产党谈判。于是，国共两党开始接触，国民党方面有曾养甫、谌小岑；共产党方面有长江局、北方局的吕振羽、周小舟、翦伯赞、左恭等人。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东村出席红1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他在会上做了《直罗镇战役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告，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是：

“1、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2、战略与战役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3、战斗准备的充足。4、群众与我们一致。”

毛泽东说：

“如果没有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步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实现。这次胜利，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的‘围剿’的时间和地区的条件，巩固了苏区，可以去猛烈地扩大红军和扩大苏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现时起用极大的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分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5个省份去。”“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5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

毛泽东鉴于打死牛元峰一事，提出了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那就是一律不杀、优待释放。

红1方面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和释放了这次战役中的俘虏，对后来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良好作用。

1935年12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通了直罗镇大捷。电文中还说：

“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第3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12月5日，张国焘复电中共中央，他在电文中故意夸大南下途中的个别胜利，并且还宣称：“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1、4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告，以便批准。”

12月5日，毛泽东分别写了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3封信，交给了汪锋，要他立即动身去西安绥靖公署见杨虎城。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以后，杨虎城结识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大革命时期，杨虎城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策应北伐战争。蒋介石、冯玉祥叛变革命后，杨虎城向贺龙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组织，未被批准。在杨虎城的西北军里，有不少共产党员，魏野畴担任过杨部的政治主任。1931年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1933年日本军队占领热河省，杨虎城向蒋介石要求，将他的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汪锋与杨虎城见面后，转交了毛泽东致杨虎城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

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两军联合抗日反蒋的主张，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后来，汪锋与杨虎城3次会谈，多次与杜斌丞会谈，又做邓宝珊军长的工作，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由天津派王世英也到西安与杨虎城会谈，就西北军与红军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再说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患了病，毛泽东几次催他去看病治疗，可是吴吉清却满不在乎，他以为是不服陕北水土，自己这么年轻，顶一顶就能过去了。谁知到了第5天，他一躺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毛泽东疼爱的责备他说：

“强汉抗不过病！”

毛泽东马上派医生给吴吉清打针吃药，可是到了第2天，病情仍然不见好转，他就又派人用自己的担架，把吴吉清送到红军野战医院。经医生诊断，吴吉清患的是重伤寒。毛泽东知道后，赶到医院看望吴吉清，吴吉清怕毛泽东被传染，苦苦请求他赶快离开，没想到，毛泽东却坐了下来，安慰鼓励吴吉清同疾病作斗争。

吴吉清入院七八天，病情加重，被医生误诊为死亡，送往太平间。前来探望的同事发现后，马上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他拿起电话，对野战医院负责人说：

“不管是马夫，还是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吴吉清同志，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抢救过来，把他治好。”

毛泽东搁下电话，立即赶到医院，把自己的备用药也拿了过来。吴吉清终于获得了第2次生命。

12月13日，毛泽东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前线由鄜县经甘泉、安塞到达瓦窑堡。

瓦窑堡地处陕西省北部，东邻清涧县，西连安塞县，南接延川县和延安市，北界靖边、横山、子洲县。县城内只有三四百户人家。

毛泽东一回到瓦窑堡，听说张闻天和刘英已经在11月10日结了婚，就立即赶往张闻天夫妇的家里，非要闹一闹洞房不可。毛泽东一进窑洞，就大声嚷开了：

“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

张闻天是一个文文气气的书生，一碰到开玩笑的事，嘴就笨多了，不知该如何说好。还是刘英伶俐泼辣，她说：

“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

“那就不承认！”

毛泽东不依不饶，闹了一阵子，又说：

“我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你们这叫做：当今皇帝张闻天，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刘英说：

“我可不是美人啊！”

毛泽东说：

“怎么不是？洛甫是开明君主，你就是开明娘娘。我就自封个毛大帅吧！”

毛泽东在瓦窑堡开始住在二道街，后来又搬进中山街北侧中盛店院内。这座院子共有窑洞8孔，分为两排。第1排靠东侧第1孔窑洞是通向后院的通道。毛泽东住在第2排靠西侧的两孔窑洞中，两孔窑洞之间有一通道，西侧第1孔为会客室，有木桌、木椅、条凳和地炉，第2孔是卧室兼办公室，有炕，窗前有木桌椅。

安排已定，毛泽东和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5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的情况汇，他说：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一天上午，周恩来带着刚刚被释放的刘志丹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早早站在门外迎接，他一见刘志丹来了，就笑着走上前去和刘志丹握手，拉着他往里走，边走边说：

“志丹同志，快请到窑洞里坐，里面有火。”

刘志丹热泪盈眶地说：

“毛主席，你好啊！我们终于盼来了主席！盼来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把刘志丹让进窑洞，落座后，他说：

“志丹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刘志丹说：

“主席，我前些年已经坐过一回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毛泽东说：

“我们找你可费劲啦！原来你却在牢房里，听说他们在牢房里还给你戴上了手铐脚镣！”

周恩来看着刘志丹憔悴的样子，也说：

“‘左’字号的班房也厉害得很嘛！”

刘志丹说：

“没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好好的吗？”

毛泽东说：

“革命道路总是曲折的，对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休息。”

刘志丹点头称是。毛泽东接着说：

“志丹同志，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有了落脚点，使我们回到家了嘛。”

刘志丹说：

“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没有经验，也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走了不少弯路。”

毛泽东说：

“不。我们一来到陕北，就看到这里的群众觉悟很高，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也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们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然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正说话间，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背着5岁的女儿真娃（即刘力贞——笔者注）来了。刘志丹看到多日不见的女儿，抱起来亲了又亲。毛泽东吩咐贺子珍接待同桂荣母女。贺子珍因病正躺在床上，忙起来招呼客人落座，端上茶水。细心的同桂荣问贺子珍：

“毛主席为啥冬天还拖着单鞋？”

贺子珍说：

“他的脚在长征时冻下病，天冷就发肿，有双棉鞋太紧穿不成。”

同桂荣向贺子珍要了张纸，剪下毛泽东的鞋样，说是要为他做一双棉鞋、棉垫。

就在此时，刘志丹要告别了，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感谢毛主席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跟着主席和党中央革命到底！”

后来在半个多世纪后，习仲勋、马文瑞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是无限感慨，他们都曾这样说过：“那时，多亏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挽救了苏区，解救了一大批同志，不然，我们哪会有今天啊！”

再说毛泽东在此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之前，为慎重起见，征求了各军团对于下一步发展战略的意见。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要求带部队到陕南打游击。他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他不仅提出了周密的作战计划，还附上了干部名单。彭德怀则致电毛泽东说，他主张红军应向北发展。

欲知政治局会议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05章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话说1935年12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召开。

田家院内共有砖窑5孔，坐北朝南，左起第2孔是张闻天的住室。会议就在中间的窑洞内召开，会场里有2张并列的八仙桌，有6条木条凳，炕上还有1张小桌。

参加瓦窑堡会议的有：毛泽东 张闻天 周恩来 博古 王稼祥 刘少奇 邓发 凯丰

列席会议的有李维汉 林育英 杨尚昆 吴亮平 郭洪涛 李德等

张闻天主持会议，林育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及军事战略。

与会者在张国焘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会议很顺利就在12月22日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说：

“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关于在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红1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上出现了多种意见。

此时，中共中央、红1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北根据地，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1方面军的兵力只有万余人。根据地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而且根据地周围的敌情也仍然比较严重：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有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兰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第84、第86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因此，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的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会者有的主张，红军应“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北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找蒋系军队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有的主张，立即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同日军争先机。

12月23日，毛泽东做军事问题告，他在告中说：

“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哈尔滨、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做好白军和白区工作。

关于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的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实行战役的内线作战和战略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行动方针是分3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过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5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的由山西转入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阎锡山正在与日寇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才有出路。”

毛泽东在告中表扬了胡耀邦。这个时期，毛泽东和胡耀邦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毛泽东见了胡耀邦，总是热情的叫他“小胡”，询问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不断的给予鼓励和指点。据红3军团的告说：胡耀邦在长征到达贵州某地，向一位彝族部落首领筹粮，那位首领坚持说没有粮食。胡耀邦发现那位首领和他谈话时，眼睛不时的盯住一个地方，胡耀邦心中有了数。经过耐心说服，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毛泽东说要像胡耀邦一样善于筹粮。

毛泽东在详细说明了东征山西的有利条件及好处后，最后说：

“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告，他说：

“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方向。”

林育英说：

“泽东同志将9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

毛泽东作结论时，建议在决议中将周恩来所主张的“主动”两字加上去。

这一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他所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的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宣传和实际行动上，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在此方针下，红1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确保下一步东征时的后方安全，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黄河东征的准备。第二步，实行东征，进入山西作战，求得击破同日军勾结的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5县以上地区成为初期的苏区，扩大部队和筹措给养，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的渡河船只。第三步，依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况，适时的由山西转向绥远。

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决议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

接下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在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他说：

“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的新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他引经据典说：

“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们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毛泽东对博古的理论进行了反驳，进一步展开自己的论点。他说：

“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确实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中间势力’是危险的。但这只能说明它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至于说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他们的软弱性，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那么，1924年至1927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我们已经看到，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这又恰恰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问题的另一面，我们也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后来郭洪涛回忆说：毛泽东和博古的争执，“言辞之尖锐激烈，是我入党以来首次听到的。在毛泽东同志发言时，博古同志躺在张闻天的床上，默不作声。”

在会议讨论中，也反映出党内有这样一种论点：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即国民党的营垒是不会发生破裂的。

毛泽东对此论点也予以反驳，他说：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19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这没有错吧？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这也没有错吧？可是大家不会忘记，他们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就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当然，这种例子不止于蔡廷锴他们，还有冯玉祥、马占山等的抗日行为。”

毛泽东不无幽默的批评持这种论点的人说：

“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1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计划中规定：

第一，打击南北两面进犯之敌，使东征作战有较巩固的后方。红1方面军主力向南进击，给鄜县、洛川进犯之东北军以打击，制止敌人的北犯。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以刘志丹为军长的红28军和以萧劲光为军长的红29军。由新组建的红28军刘志丹部等部队，在北线给进犯之敌第86师以打击。第二，扩大红军，充实东征部队的实力。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5000人扩红计划。第三，中央调集300名地方干部，准备随军东征，开展新区的工作。第四，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加强技术训练。第五，各部队指挥员实地勘察渡河地点，拟订渡河作战计划。第六，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

是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要求以40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2城，赤化宜川、洛川2县。

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代表团成员林育英担任白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负责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战工作。

这一天，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中说：

“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

决议规定：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决议还强调说：

“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命令他为东渡黄河开辟新根据地考察渡河点和敌情。

彭德怀接电后，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二是怕不能保证撤回陕北根据地。他复电毛泽东说，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必须绝对保证同陕北的联系。毛泽东看了电很不高兴，回电说：

“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彭德怀只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带着电台到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在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考察渡河点和敌情。

12月27日，毛泽东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告。他说：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形”时，讲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他说：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毛泽东说：

“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的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复电朱德，通说：

“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商请林育英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做张国焘的工作。林育英按照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致电张国焘，告知他已经从共产国际归国，又通了瓦窑堡会议的情况及会议决议内容。

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的电，也不敢再托大了，复电林育英、张闻天说：“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但他心有不甘，在复电中提议说：“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

1月4日，林育英奉中央之命电告张国焘说：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林育英在电中要求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至于张国焘和中央之间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的电在南下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它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东征山西问题。周恩来告了兵员补充、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分析对比。

此时，红1、红15军团兵力已经增至余人。

会议决定：东征从2月开始，到7月结束，时间为半年。

1936年初，周恩来带着邓小平来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在谈话中突然问道：

“你们这些人在法国学了些什么？”

邓小平说，他在法国工厂做工。毛泽东说：

“据说法国女人很漂亮，是不是？”

周恩来闻言目瞪口呆。邓小平从容答道：

“不怎么漂亮。女人都一样——特别是在暗处。”

毛泽东听邓小平如此一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也跟着笑了。

1月初，国共双方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共产党方面周小舟、吕振羽同国民党方面的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多次接触。周小舟带去了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名义写给曾养甫、谌小岑的信。双方就避免军事冲突、停止攻击对方的宣传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正在做争取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样，都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他们是受蒋介石的驱使，不得已而“围剿”红军的。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张学良损失近3个师的兵力。同样，杨虎城的部队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也损失了3个旅之众。蒋介石对他们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削弱他们。东北军一些部队的番号被撤销，军饷停发，张学良大受奚落。杨虎城也备受申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的张学良，这才认识到，红军深得人民的拥护，有坚强的战斗力，是围剿不了的。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联共抗日，他们个人和部队才会有新的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们就分别积极寻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系，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说：

“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

前边已经讲过，在直罗镇战役后，红军释放了东北军的全部俘虏。此时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开始于教育释放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

高福源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15军团俘虏的。他原是北平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和张学良关系好。有强烈的抗日要求，红军待之如宾。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高福源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

彭德怀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红军包围在甘泉的东北军110师看看，彭德怀同意让他去。

数天后，高福源从110师回来了，他对彭德怀说：

“抗日救亡大事只能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的爱国爱民。”

一天晚上，高福源在彭德怀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说他们都要求抗日，东北军将士们普遍要求打回东北去。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能够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德怀说：

“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

高福源闻言，高兴极了，问：

“你们真敢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彭德怀说：

“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高福源迫不及待地说：

“明早可以吗？”

彭德怀说：

“好吧！欢送你。”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送给高福源200元钱，派骑兵把他送到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防线以外。高福源首先见到了王以哲，随后，高福源回到西安，向张学良痛哭陈词，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大概过了1个星期，高福源乘坐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附近上空，掷下大批纸刊物。

高福源受张学良之命再赴陕北，请红军代表到西安会见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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