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友：转嫁危机，美国屡屡得手
宋国友：转嫁危机，美国屡屡得手
美国可能正在经历着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不过，美国真的会由此衰落吗？事实上，这场危机只是美国过去面临的诸多经济危机中的一个，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统计，过去60年来美国已经遭遇了10次或大或小的经济危机。有意思的是，每次危机美国都安然度过，并在危机过后显得愈发强大，相反，危机对美国的战略对手的破坏性则往往更大一些。所以，令人感兴趣的并不是危机本身，而是美国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
购买的美国国债不再是一种债权，而更像是一种“人质”和“抵押”
历史是面最好的镜子。通过考察以往曾发生过的两次重大危机，我们或许可以知道美国是如何应对危机的。第一次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面对各国争相抛出美圆兑换黄金的要求，美国的应对之策是尼克松总统断然宣布中止黄金和美圆挂钩。最终，美国以拒绝履行对其他国家义务的方式度过了此次危机。第二次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圆汇率的急剧升值。彼时，美国出口受阻，制造业衰退，承受巨量贸易逆差。美国政府的解决之道，是于1985年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订立了“广场协议”。美国通过逼迫日圆等货币大幅升值的方式，缓解了本国面临的经济困难。以日元在短短三年内升值86%以及整个1990年代的衰退为代价，美国再次得以安然而退。
纵观两次危机，不难发现美国主要采用了向外部施压、而非内部调整的处理方式。换言之，把危机的成本通过种种方式对外输出并成功转嫁。值得关注的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最终解决路径也越来越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尽管危机开始时美国曾经有过自我救援的努力，但随着危机的恶化，其最终的选择仍是依靠外部转嫁危机。
本次危机转嫁的具体表现，主要有如下两点。其一，制造更大范围内的破坏效果，让美国的前景看起来反而不那么坏（按：目前的几次美圆反弹，表面的原因不都是欧洲出现了更坏的消息吗）欧洲的遭遇是一个典型。欧盟本来并非危机的中心，但在危机的不断蔓延之下，欧盟仿佛已经取代美国成为金融危机的风暴眼，银行体系遭受着更大的压力。受此影响，欧元对美圆的汇率竟然在短短两个多月内快速下跌超过16%，结果是美圆比欧元更赢得了市场的信心。其二，把国家负债转为战略资产，迫使其他国家继续借钱给美国。购买美国巨额国债的国家，应该是美国的债主。但在欠债人美国的操作下，债主却被胁迫，被暗示要么忍受债务缩水的风险，要么继续借钱给美国，以帮助美国度过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购买的美国国债不再是一种债权，而更像是一种“人质”和“抵押”，成为美国可以利用的战略资源。
体系扩大的一个重要好处在于，假如发生危机，美国可以选择的转嫁对象大为增加
从根本上说，美国的历次转嫁危机战略之所以能够屡屡奏效，其关键在于不断塑造和扩大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体系，并且不断推进美国、体系和体系内其他成员三位一体的利益共生状态。这才是美国转嫁危机能力的终极力量。
在冷战期间，被迫承受美国危机转嫁成本的这样要是欧洲国家和日本，它们当时和美国处于同一体系内，共同应对来自苏联的挑战。那时，美国利益、体系利益以及体系内其他成员利益高度相关，美国因为能够提供安全保障而处于这一体系的主导位置。当美国发生危机时，考虑到“安全”这一体系的最大利益，其他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国转嫁经济危机的成本。
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极力推动原有体系的扩大。正是在美国的不断推动下，以美国为核心的体系得以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所有大国无一例外都被卷入其中，甚至包括其潜在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只不过这两个国家在该体系中的所处位置不甚相同，俄罗斯尚处于边缘地带，而中国已经接近于核心圈。体系扩大的一个重要好处在于，假如发生危机，美国可以选择的转嫁对象大为增加，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欧洲和日本，还包括中俄等新加入的大国。同时，在对象分散的情况下，危机转嫁对既有体系的冲击力度也将会大为减少。
美国不但要扩大体系规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继续确保其在这一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只有这样，当危机来临时，美国才能成功的迫使其他国家自愿或不自愿地承担其转嫁危机的巨大成本。为实现这一点，当前美国所采取的最主要措施有两点。经济上，开放本国市场，并让本国市场成为其他国家的主要或者重要商品销售地，进而让其他国家产生某种程度的美国市场依赖症。军事上，发动一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局部战争，以塑造一个占据绝对领先地位的、“为全球安全提供保障”的军事大国形象。形象地说，是美圆的诱惑和枪炮的震慑支撑了美国的体系主导大国地位。
由于拥有这样的主导地位，一旦美国面临经济衰退的威胁，美国就可以用经济衰退来威胁全世界。如果其他国家对此加以反对，那这意味着在反对美国的同时，也在反对自己。
谁将是目前这场危机的真正受害者，结果并不明晰
美国转嫁危机的危机处理方式，不但可以分散本应是自己独立承担的风险，还可能会给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带来严重的伤害。当美国竭尽全力借助体系的力量摆脱危机时，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可能还沉陷在沉重的成本分担所导致的经济困难当中。如此一来，美国显得更加强大，而其他国家则相对衰落。这反过来又确保了美国在原有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美国有意缩定某个特定国家并试图让其来承担更多的危机成本，那么这个特定国家可能才是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很显然，冷战期间借助危机转嫁，美国曾成功地在体系内遏制了的国和日本重新崛起的势头。而谁将是目前这场危机的真正受害者，结果并不清晰。
美国转嫁危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促使有关各方认真思考。对体系内的其他国家而言，首先必须意识到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选择加入这个体系，并且享受了这个体系所给予利益，就不能忘记与这种利益相伴而生的风险和代价，甚至是被强加的成本分担。
其次，假如这种美国和体系内其他成员捆绑在一起的状态不被打破，一旦未来发生危机，美国还可以继续转嫁危机，或明或暗地胁迫其他国家承担解决危机所付出的成本。所以，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关键在于阻断美国的危机转嫁机制。
目前来看，有两种方式。第一是完全独立于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外。回到封闭和保守状态确实会免受风险的波及，但这同时以为着丧失了加入这个体系所可能获得的更大好处。所以，这种做法显得过于极端，并不现实。另一种现阶段相对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建立多个次级体系，以此来分散和缓冲过分以美国为中心的单一全球体系所蕴含的固有风险，并以此来冲销美国滥用体系核心权力和转嫁风险的行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宋国友）
本文刊登在《环球时》2008年1774期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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