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外来移民的状况析论（1820－1920）

　　

　　：林广

　　

　　
农业人口向城市区域集聚是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无论是已完成城市化进程的伦敦，还是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中的上海，概莫能外。但是，19世纪纽约城市化道路与众不同，外来移民（国外移民）是其城市化的重要力量。1820－1920年期间，美国纽约市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滨河小城一跃成为世界最著名的国际大都市。这一巨变与外来移民密切相关。在这100年间，大约有1130万人在纽约安家落户。[1]不同的发展时期，纽约对移民劳动力的数量、质量等的要求是不同的；同样，不同的移民类型、自然构成等状况对纽约城市社会政治生活影响也有差异。为了认识上述一系列问题，本文将探讨纽约外来移民类型、自然构成和迁移动因，以及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以便从整体上把握纽约城市发展规律，为我国大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提供借鉴。

　　

　　一、纽约外来移民的类型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一书中说，“人们在地上来往奔走的现象，是超工业社会的一个典型特点。尚未工业化的国家却截然不同，他们似乎凝结不动，他们的人口长期滞留在一个固定的点上。”[2]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农业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世界各国城市化大体上都经历过这一相同的城市人口增长模式，尽管其规模和速度受到各自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制约而不尽相同。在工业革命初期，生产力的水平仍然较低，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人口死亡率较高，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缓慢。1780年，英国城市人口出生率为40‰，死亡率为39‰，自然增长率为1‰。[3]在人口自然增长率低情况下，英国人口城市化主要取决于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在圈地运动的影响下，大批农民无以为生，被迫流入城市，成了工场里的雇佣工人。恩格斯说：“大租佃者的竞争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了出去，使他们破了产，于是，他们就变成了雇农和和靠工资生活的职工，这些人中间有大批人流入城市，使城市以这样惊人的速度扩大了起来。”[4] 伦敦就是在这样情况下“长大”的，1875年人口为424.1万，为世界第一大城市。

　　

　　与伦敦相类似，巴黎也是世界上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城市。早在十八世纪，法国就有人口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但那时的移民带有明显的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大革命之后，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大发展。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进入工业化高潮时期。一方面，机械化的普及减少了农业所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建设和发展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大批农民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例如巴黎，1875年人口为225万人， 人口规模仅次于伦敦。巴黎人口增长主要也是吸收国内农业人口，国外移民很少。因为“只到十九世纪末期，才由于出生率下降，促使这个国家向国外招募劳工”。[5]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在苏联和亚洲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同样起作用。日本的工业化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城市周围的一些农民经商或失去土地而进入城市。日本首都东京，1800年人口为49.2万人，1900年为150万。从1800-1900 年的100年里，东京人口增加了2倍，其增长速度低于同期的伦敦、纽约、巴黎、柏林和彼得堡等城市[6]。被罗斯托认为在1890-1910年实现起飞的俄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1927-1938年间， 苏联人口机械增长在城市人口增长中的份额达63％[7]。再如，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上海成了对外交往的门户，对外贸易的骤增以及现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大批农村中破产的农民进入，从而使上海在开埠后半个多世纪里，就从人口50万人的海滨县治，到1920年发展为拥有225.5 万人口的贸易和航运中心的海港城市[8]。上海人口总数在70多年里增加了近五倍，其中农村人口占了主要部分。

　　

　　上述城市人口增长主要于国内农业人口，即国内移民。与此相比，纽约城市人口增长模式迥然不同，纽约移民的很大比例为国际移民，本文称之为外来移民。他们在纽约城市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1820年以后，工业革命加快了纽约城市化进程。随着伊利运河和伊利铁路的建成，纽约成了美国最大的城市。又因为纽约是美国和欧洲交汇地，对欧洲旧大陆产生一种“拉力”。同时，欧洲政局动荡不安，特别是1845年欧洲爆发的“马铃薯灾害”，对人口产生巨大的“推力”。在上述推拉力作用下，大量欧洲人移民美国，进入纽约。从1820-1920年的一个世纪里，有1130万移民进入纽约。 移民在总人口中占了相当的比例。（如表一）从表中看出，在这一百年里，最初时移民比例最低，但也占了11％。19世纪中叶和世纪之交时，纽约出现过两次移民高潮。1920年纽约人口562万，外国移民占33.3％。移民对纽约城市人口增长起到重要的影响。

　　

　　
表一
外来移民在纽约城市人口中的比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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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代　　城市总人口　　　　　移民比例（%）　　　　

　　

　　
1820 123,000 11.0

　　

　　1830 200,000 9.0

　　

　　1840 312,710 —

　　

　　1850 515,547 45.7

　　

　　1860 813,669 47.1

　　

　　1870 1,000,000 50.0

　　

　　1880 1,130,000 —

　　

　　1890 2,800,000 81.0

　　

　　1900 3,437,202 34.0

　　

　　1910 4,800,000 40.8

　　

　　1920 5,620,000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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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Chris McNichle,”To Be of New York :Ethnic Politics in the City,P.13.
外来移民在纽约人口所占的比例之高，是西方国家城市中绝无仅有的，就是在美国大城市中也是唯一的。以1890年为例，纽约外来移民占总数的81％（含第一代子女），芝加哥为78％，费城为55％，波士顿为69％，巴尔的摩为41％[10]。 长期大量的外来移民，满足了纽约城市发展不同时期的需要，为它的发展和起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外来移民是其迁出国文化的载体。一代一代移民在纽约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他们给纽约带来了各自民族的科学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由于具有这样人口或种族的形势，结果纽约市在许多方面比美国其他地区更接近欧洲方式，更多样化，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更多姿多彩。”[11]市民来自世界各地，生活方式五光十色。异国人种相伴为邻，各种宗教同存并荣，西装中服和长衫短裤者并肩而行，黑人、白人、黄种人摩肩接踵，古典音乐和黑人音乐雅俗共赏。各种习俗在碰撞、竞争中求得生存；各族文明在吸纳、冲突中升华。[12]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要求人们相互联系，人们之间形成一种能培养人们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人文精神。这些因素促使纽约形成开放性的社会，有利于城市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在社会关系方面，既导致门第和宗法势力解体，促使个人主义荣兴，同时也使纽约城市“异质性”格外强烈。其后果是，一方面，纽约能海纳百川，兼容各国的先进文化，为城市发展提供取之不竭的动力，另一方面，市民在文化和心理上有强烈的排他性，给城市带来诸如道德失范和暴力增加等社会问题。

　　

　　二、纽约外来移民的自然构成

　　

　　
移民人口的自然构成，是指按人口自然标识将移民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而形成的人口结构。它是人口最基本的构成，它同人口再生产以及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移民的自然构成包括移民的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是人的意志表现的结果。城市发展依赖于城市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人力又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对国内移民说来，移民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基本相同，但对纽约来说，这种情况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因此考察外来移民的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有助于认识移民在纽约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年轻人往往占多数。这符合人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年轻人思想解放，有抱负，充满活力和精力，适应能力强，因而移民比例高。但是，纽约移民除了具有上述一般特点外，还需要有冒险精神，需要有更强壮身体和更坚强的意志。纽约移民大多数来自欧洲，移民要离乡背井，跨海越洋，冒葬身鱼腹的危险，这和欧洲的国内迁移不能同日而语。另外，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习俗差异，更增加了迁移的难度。只有那些具有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的人才能成行，否则只能呆在旧世界里苟且度日。例如，德国移民约翰．雅各布．阿斯特1783年来纽约时就是刚满20岁的小伙子，就是想干一番大事业，最后成为十九世纪美国首富。当时许多年轻人“不太愿意一辈子守着祖上的那份遗产，特别是那些乡镇青年。近代欧洲，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变动频繁，工作岗位很不稳定。青年人总是从一个工作岗位转到另一个工作岗位。”[13] 新大陆能给他们提供广阔天地，所以欧洲来纽约的“将近70％的移民是15-40岁之间的青壮年”[14]。

　　

　　纽约移民年轻人比例高对城市社会有重要的影响。不同年龄的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以退休老人为主要人口的社会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相反，像纽约移民，以青壮年为主体，老弱病残者相对较少，这使城市人口趋于年轻化。年轻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是生产劳动的主力军，他们为城市经济活动注入无穷的活力。年轻人朝气蓬勃，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更容易向传统观念挑战，采用新的生活方式，从而扩大了娱乐需求，开创时代新潮流。纽约能成为美国服装中心、娱乐中心和信息中心都和这些分不开的。纽约移民青年打破了过去狭小的通婚圈，使近亲婚配率大为下降。例如在移民影响不大的国家，表（堂）兄妹结婚的比例高达7-20％，而在纽约只有0.05％，这有利于提高城市人口素质。

　　

　　移民的性别构成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对城市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因为不同时期不同部门需要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在性别构成方面，一般移民都是男性比例较高，女性比例低。这一方面因为男性比较容易迁移，另一方面也说明许多流入城市的人口是来短期工作的。但纽约却有所不同，其移民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性别比是不同的。在19世纪末进入纽约的两大移民群体----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其性别比例就有很大差别。

　　

　　纽约的意大利移民大多数是男性单身，女性很少。1882-1883年，有64,000名意大利人来美，其中男性为56,000人， 占总人口的88％。1880-1910年移民高峰时，意大利移民男性占80％[15]。 他们为纽约城市建筑业、基础设施建筑提供了丰富的粗劳动力。但是，这种性别构成表明他们大多数没有长远打算，从事的都是短工或日工，等挣到一定数量的钱便回家，他们是所谓的“候鸟”型移民。这种“候鸟型”移民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生活观念，没有固定的职业。挣到钱后既不注重教育投资，也往往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投资，这对城市经济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那些挣不到钱的人也未打算在这里安家，而是在城市里漂泊，很难融入主流社会，极容易被犯罪组织利用，使其走上犯罪道路。19世纪对纽约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的意大利人黑手党，其成员不少就是移民或其后裔。

　　

　　纽约犹太移民性别比与意大利移民不同。1886-1898年之间，纽约犹太人移民性别构成为：男性占58％，女性占42 ％。在以后的12年中，这个比例基本未变。这一时期，犹太人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性别构成一直差异很大。1899-1910年，犹太移民女性占42％， 而意大利移民中女性只占22％，仅为犹太人的一半。托马斯．凯斯纳在评论犹太移民时说：男女性别比例趋于平衡，它表明犹太移民是举家迁移的。1886-1910年， 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能够带着孩子一起迁移。这些孩子大多数年龄都在16岁以下[16]。很明显，犹太人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迁移的。这意味着要在这里永久性定居，他们没有退路。因为在东欧，由于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遇刺身亡而出现的全国性的屠杀迫害活动，犹太人遭到残酷的镇压和无情的打击，他们再也不能在那儿生活了。另外，犹太人家庭观念很强，他们不愿把亲人留在专制的铁蹄下遭受践踏，所以他们只好举家迁移，并拿定主意要在纽约安家落户。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特别重视与纽约文化的认同，主动和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有长期的利益目标，这有利于犹太人在经济上进步。同时，稳定的家庭减少犹太人犯罪。与其他移民群体相比，犹太人犯罪率一直很低，这和犹太人较为稳定的家庭有很大关系。而这一切都有利于城市社会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

　　

　　三、纽约外来移民动因的转变

　　

　　在纽约城市发展史上，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不同时期的外来移民动因不同，移民地也有差异。目前，世界大多数国际移民的动力与国内移民相同，即为了较高的生活质量。在迁出国的推力和迁入国的拉力作用之下，人口迁徙成为可能。美国经济学家哈理．杰洛姆和布林利．托马斯在研究美国移民的动力时认为，美国的“拉力”大于欧洲移民国家的“推力”[17]。他们的理由是，美国经济的发展和起伏决定外来移民浪潮的高低。当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时，入境移民就会大幅度增加，反之就会锐减。在经济危机时还会出现移民倒流回国的现象。移民史学家马尔德温．琼斯持类似观点[18]。上述观点有失偏颇，他们过分强调移民迁徙的经济因素，忽视了移民迁移的其它因素，更忽视了移民动因随时代变化而转变的客观事实。

　　

　　十九世纪初，欧洲移民赴美主要是为了政治目标。正如丁则民先生所说，“这种大量人口的移动不单纯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的，而且也取决于移民离去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后者比前者更能确切地说明该国移民外迁的数量和演变。”[19]事实上，促使移民迁移的是各种综合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不是移民唯一因素。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均不如欧洲。1820 年时的纽约不过是 12万人的小城市。这种规模的城市经济效益明显处于低值。但是，在欧洲移民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充满自由、民主和机会的国家，政通人和，信仰自由。与之相比，欧洲各国政经两界黯然失色：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封建束缚较多，宗教迫害严重。因此大批欧洲人移民美国。例如，爱尔兰人移居纽约主要原因是逃避英国独裁统治和追求民主自由，而40年代的自然灾害只不过是使这一活动在广度上加大而已。再如，德国移民主要是害怕贵族复辟后反攻倒算和独裁统治而移民美国的，尤其是那些所谓“四八志士”。[20]有的移民定居纽约，并非因为他们在赴美国之前就想到了纽约，而是在纽约上岸后或为城市生活所吸引，或因盘缠耗尽不得不就近栖身。当然移民原因也有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

　　

　　但是，19世纪末，纽约外来移民动因中经济因素日益突出。1870 年代以后欧洲局势较为稳定，封建势力日趋瓦解，可是，大批东南欧人向国外迁移，掀起了又一次移民浪潮。意大利人经济落后和犹太人惨遭种族迫害，被迫外迁。但为什么他们决定移民美国，而不迁往其他地方呢？除了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外，主要是美国经济繁荣的魅力。因为十九世纪末，美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国民生产总值从1860年的世界第四上升到1890年代的第一。美国已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这对外来移民有很大的吸引力。而纽约，1900年时人口达343.7万，是世界上第二大城市。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城市建筑鳞次栉比，城市景观爽心悦目，同时，城市经济效益增高。国际学术界证实，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劳动生产率要比10-20万人口的城市高38％，投资效果高一倍。”[21]再加上纽约是移民入境的第一站。因此，纽约成了移民的最佳选择。所以，东南欧移民来美也是各种综合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力量起了主导作用。
纽约外来移民状况的另一个变化是：移民地由沿海向内陆转移。纽约移民较为广泛，几乎世界各国都有子民在那儿。但在19世纪，总体上纽约移民以欧洲人居多，并呈现出移民迁出国由沿海国家向内陆国家转移的图景。在1870年以前，移民多来自沿海国家和地区，如西欧和北欧的英格兰、爱尔兰、德国和荷兰等国。这和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有关。历史上，纽约曾是荷兰、英国的殖民地，宗主国对殖民地既有资本输出，又有劳动力输出。此外，人口迁移往往是顺着贸易线路进行的。十九世纪初，纽约就开通了与英国利物浦的航班[22]，这就方便了移民的迁移。而德国与英国长期有着贸易往来，爱尔兰也与英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关系，所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移民人数较多。
1870年以后，欧洲局部地区经济形势和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进而引起移民情况的变化：移民地域由西欧向欧洲内陆地区转移。70-80年代，统一了的意大利经济形势因天灾人祸而更加恶化，俄国掀起迫害犹太人的狂潮，这些情形导致大批东南欧犹太人向海外移民。许多意大利、德国、俄国和波兰等国的移民来到纽约。1910年为止，纽约外来移民达 110万，占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1920年时，有39.1 万意大利人在纽约。[23] 东南欧移民人数急剧增加，改变了纽约城市人口结构，由原来英国人、爱尔兰等西欧的所谓“老移民”占主导地位的人口结构，转变为东欧“新移民”与“老移民”平分秋色的人口结构。他们带着自己民族的文化、技艺和生活方式，投入纽约这个民族大熔炉里，在纽约建立了“小意大利”、“小德意志”等定居点。随着大批东南欧移民的到来，纽约城市劳动力层次更加齐全，城市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人口民族成份更加多样。而这些正是大城市发展的有利因素。

　　

　　总之，城市是人类意志的表现。通过若干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纽约独特的外来移民类型，奠定了纽约国际性大都市的重要基础；纽约移民男多女少的自然构成充分满足了城市发展的需求；纽约外来移民动因、地等诸因素的变化，表明纽约移民成份更加复杂，文化多元化更加显著。这种移民状况既能说明19世纪纽约高速发展的动力所在，同时也能解释纽约社会矛盾复杂的根本原因。另外可以看出，城市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不同时期城市发展需要不同的人力资源。纽约外来移民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可诠释国际大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多民族组成的社会，多元文化背景下市民，多层次的劳动力，使纽约城市充满无限的活力，这就保证纽约科学技术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纽约外来移民既有一般移民所具有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不过，无论是移民状况如何，它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因子，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如果这种状况合理，那么它们将会对城市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它将成为城市发展的羁绊。
　　　　　　　　　　　　　　　　　　

　　

　　参考文献

　　

　　　[1][11]Elizabeth Bogen,"Immigration In New York",Pragere Publishers, New York ,1987,p.5;p.11.[2]杜闻贞主编：《城市人口经济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

　　

　　[3][6]（苏）乌尔拉尼斯
主编：《世界各国人口手册》，魏津生 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4、585页。

　　

　　[4]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65页。

　　

　　[5] 田方
陈一筠 主编：《国外人口迁移》，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7] 胡焕庸
等：《世界人口地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2年版，第318页。

　　

　　[8] 张开敏 主编：《上海人口迁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27-28页。

　　

　　[9]Blake Mckelvey,"American Urbanization: A Comparative History",New York,1973,p.72-73.和Oliver E.Allen's "New York,New York" 。

　　

　　[10]梁茂信：《1860-1920年外来移民对美国城市化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学》1998年第三期。

　　

　　
[11]（美）卢瑟.S.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龙治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1年第119页。

　　

　　[12林广：《浅论美国纽约的城市形象》，载《城市问题》1998年第3期。

　　

　　[13]（法）阿尔弗．索威尔：《人口通论》下册，查瑞传
等译，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8页。

　　

　　[14] Edward K.Spann,"The New
Metropolis__New York City ,1840-185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81,p.24.

　　

　　[15] Thomas Kessner,"The Golden Door: Italian and Jewish Immigrant Mobility in New York City
1880- 19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30-31.
[16] Hebrew Charities,Report in Joseph,Jewish Immigration,177; Immig. Comm.,III,89-91.转引自"Golden Door",p.32.

　　

　　[17][19]丁则民：《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 156、156-157页。

　　

　　[18]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70-71页。
[20] 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封建贵族猖狂复辟， 一些革命者和革命的同情者受到迫害或镇压，他们被迫逃亡美国。他们被人们赞誉为“四八志士”，其英文为"Forty-Eighters "。纽约移民中就有许多“四八志士”。

　　

　　[21] 李原：《世界城市知识大全》，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版，第3页。

　　

　　[22]为了扩大国际贸易，便利欧美之间商贾的往来，纽约商人首创定期班轮服务。1818年1月5日，黑球班轮公司（Black Ball Line）的“詹姆斯.门罗号”首航英国重要城市利物浦，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横跨大西洋定期班轮的开始。

　　

　　[23] Oliver E.Allen," New York ,New York__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Exhilarating and Challenging City",　ATHENEUM， New York, 1990,pp.23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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