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怎样实现工业化--莫里斯.迈斯纳评价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的工业化进程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对毛泽东的一些研究成果：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
是美国比较出色的中国学研究专家，是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中比较出名的一个,他最初是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李大钊开始的。历任前威斯康幸大学、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现已经退休,汉名"马思乐"。美国历史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学研究学者。
他的著作（部分）有：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邓小平时代》。
《旁观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
下面我辑录莫里斯·迈斯纳的部分文章（主要是选自他的《毛泽东的中国及以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邓小平时代》两书）及对这些文章的评论。
莫里斯·迈斯纳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 邓小平们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节选自莫里斯·迈斯纳《邓小平时代》第八章）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普遍规律，新上台执政的政府普遍喜欢把其经济问题归咎于前任的失误。因此，１９７６年下半年当华国锋开始其短促的任期时，就有传言谓：由于“四人帮”的阴谋破坏，中国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据称，正是因为新政权的及时制止，中国经济才得以免于崩溃。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当邓小平及其同盟者取得政治领导权时，以往的经济错误大部分被归溯到毛泽东时代，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添上了华国锋的错误，却不曾提到，邓小平正是后来被取消的华国锋“十年规划”的原初。随着时光流转，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圈中的经济学家们为过往的毛泽东时代描绘出的图景越来越黑暗。这样一种说法很快被人们接受并成为定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只有过两次相当短的经济发展的进步时期－－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尽管也不无失误，然而在当时那个时代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因为那些目前，也就是1980年代，正在中国政府最高层当政的人们，如邓小平、陈云、杨尚昆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等人，在当时，也就是1953----1957年，曾经全部都是苏联模式的积极热情的倡导者），和20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刘少奇路线时期；除此之外的毛泽东时代则几乎乏善可陈。
因此，许多那些曾经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或者忽视过的人们便对这位前主席的幽灵开展了复，他们把中国的大部分经济问题归结为毛泽东时代的极左的“主观主义”，“乌托邦思想”以及“平均主义”。毛泽东逝世以后的批评家们指摘道，毛泽东主义者（或者叫毛泽东思想的积极追随者，但是在中国以外，人们还是更多时候喜欢用毛泽东主义或者毛主义这个词汇）们没能遵从“客观经济规律”，而这些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现在正在被邓小平政府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下清楚地展现。然而，即使是按照邓小平时代的官方经济学家们编制的经济数据统计表所展示的事实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图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他们所描绘的那样黑暗。尽管新政权从毛泽东时代所继承来的经济问题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其规模之大也令人惊愕。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夸张放大、耸人听闻（而且经常带有虚假成份）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西部这些早已经实现了“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评论家们所一遍遍孜孜不倦的重复。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激情燃烧叛逆造反的岁月里，在当时各个发达国家内部都充斥着“黑豹党（美国）”“气象球（美国）”“红军旅（联邦德国即西德）”“红军营（意大利）”“红色旅（法国）”和“联合赤军（日本）”等等信仰毛泽东主义的武装造反组织的整体氛围下，许多外国人，许多发达国家的国民，更重要的是无数西方的青年人，都是曾经长时间的真诚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人类有文字历史以来最快最大的经济成就！可是当邓小平政府开始批判、否定甚至嘲讽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果以后，他们全都极度失望，并且对自己当年所作出的判断极其后悔，对自己过去的选择完全否定，现在大都选择倾向于对它（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果）作最糟最差最反感最强烈否定的评价，似乎他们希望以此来做自我的赎罪，希望以这种对自己当年所做判断的180度的彻彻底底的大逆转的态度，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所带来的错误。这样的政治倾向与现在这个时代中国大陆和西方各发达国家的主流政治方向是一致的，因为目前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经济和自由放任所带来的所谓惊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和中央计划经济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和否定态度。当前的中国领导人们似乎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也许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也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更客观些的总的估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务实”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发现了现代化的好处的领导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欧洲那弹丸小国----尚没有中国大陆最小的省级行政区之一的宁夏大的比利时的工业基础，还要小还要薄弱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十五分之一。然而，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强烈的仇视和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积极缺少外援的情况下，毛泽东的中国在四分之一世纪（二十五年）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多倍（如果从１９５２年算起则增长了十二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九十倍（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１９５２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１１．２％的速度增长。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１８％，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
以平均每年超过１０％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万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州际弹道导弹的发射。１９６４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１９６７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１９７０年把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进了轨道，而极其带有讽刺效果的是，中国的第一枚氢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全都是在被邓小平政府称作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诞生的，1974年中国大陆制造出第一艘核潜艇时，中国也正处在这十年所谓的“动乱灾难浩劫”之中。在这十年动乱之前，在1949----1966年的漫长的十七年中，中国怎么努力也突破不了的技术瓶颈，怎么也掌握不了的高新技术，却恰恰正在这“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中迅速突破和迅速掌握，让全世界为之震撼！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１９５２年的三百万上升到了一千八百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两千八百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无论人们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所何种样的解读，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尽管这个基础很粗糙。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１９５２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０％，农业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７２％，农业则仅占２８％了。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19世纪末开始迅速剧烈的工业化进程的俾斯麦和威廉一世的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王朝和明治天皇的日本帝国，20世纪30年代开始迅速剧烈的工业化进程的斯大林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相比，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的表现，是丝毫不值得羞愧丝毫不觉得丢人的。（参见：莫里斯.迈斯纳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其身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的第387页，也就是此书的第二十一章《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纪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１９５７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２％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１９７５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１９５７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１％，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７５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２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１９５２年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２．５％，而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２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１．７％。一个经常作的比较，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农业经济与印度之比较，这个比较至今依然不失其真实，只不过远远没有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那么符合政治时尚了。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１９７７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１４％，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３０％到４０％，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５０％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且非常非常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与她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不多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也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不识字的文盲（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在华传教组织说194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的识字率是34%，毛泽东说194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识字率根本就不到30%，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当时说1948年中国人识字率是40%以下）的状况变成了绝大部分人都识字（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大陆上的中国人的识字率已经高达91%，华国锋的中国共产党政府自己宣称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是94%，与之相比较的是另一个人口巨大的亚洲大国----印度斯坦共和国，其1978年全体国民的识字率不过是55%而已，也就是说当时仍然还有不到一半的印度人不识字，这样的增长速度尽管比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差出了很多，但是也已经不算太慢。印度在1947年独立建国以后的三十多年里还宣称自己是在搞“印度自己模式的社会主义”“走处于资本主义和共产党制度之间的中间道路”，所以国民人均寿命和国民识字率的增长速度还算比较快的。从70年代末，尤其是从1984年英迪拉.甘地被刺杀，其儿子拉杰夫.甘地继任，并开始大张旗鼓的搞减少公有制比例增加私有经济比例、减少计划经济手段增加市场经济自主性、优惠条件吸引西方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等等“经济改革”之后，印度政府就不再提到什么“印度自己模式的社会主义”了，也不再说自己是“处于资本主义和共产党制度之间的中间道路”了，而印度的国民人均寿命和国民总识字率的增长速度也都随之大幅度的降低了。时至今日，也就是从70年代开始又过去了三十多年，到了2011年，印度的全体国民识字率也不过是61%而已，仍然有将近四成的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印度人根本是不识字的文盲！）。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平均３５岁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６５岁(而毛泽东死后这几十年，中国人民的人均寿命的增长速度就开始缓慢下来，从七十年代中期的六十五岁为基点，时至今日过去了三十多年，也不过是增加到了2011年的人均寿命73岁而已！这种情况极其类似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人均寿命，从1926年的40岁增加到了1953年的59岁一样，而斯大林1953年去世以后这种人均寿命的增长速度就开始缓慢下来，到1988年，也就是斯大林去世35年以后，也不过是增加到了65岁而已。而从1988年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民主化”与“公开性”开始，因为之后1991年叶利钦等带头肢解拆除和让苏联自我毁灭崩溃解体，再因为之后叶利钦与丘拜斯等人用“休克疗法”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动自愿的让俄罗斯出现经济倒退，到2000年，俄罗斯联邦的国民人均寿命竟然已经出现了降低的趋势，已经降低到了58岁，降低了7岁，竟然已经比不上将近50年前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人均寿命水平！普京从2000年上台以后，俄罗斯被全世界说成是经济发展异常迅速，跟中国、印度和巴西并称为是发展最快的“金砖四国”，但其国民人均寿命也没有重新出现回升和上升的趋势，只不过是让其国民人均寿命的下降速度明显减缓了而已，2000年就已经下降到平均58岁的国民人均寿命，到2010年也就是普京的威权统治持续了十年之后，又减小了1岁到人均寿命57岁，仅仅比叶利钦时代的人均寿命下降速度慢多了而已。而与中国大陆的社会情况、文化情况和经济发展情况最为相似的印度斯坦共和国，其印度国民的平均寿命在1947年其独立建国以后，增长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根本就比不上在其之后不到两年就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人均寿命的增长速度。到1978年，印度国民的平均寿命不过是从1947年的34岁增加到了1978年的50岁而已，这样的增长速度尽管比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差出了很多，但是也已经不算太慢。印度在1947年独立建国以后的三十多年里还宣称自己是在搞“印度自己模式的社会主义”“走处于资本主义和共产党制度之间的中间道路”，所以国民人均寿命和国民识字率的增长速度还算比较快的。从70年代末，尤其是从1984年英迪拉.甘地被刺杀，其儿子拉杰夫.甘地继任，并开始大张旗鼓的搞减少公有制比例增加私有经济比例、减少计划经济手段增加市场经济自主性、优惠条件吸引西方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等等“经济改革”之后，印度政府就不再提到什么“印度自己模式的社会主义”了，也不再说自己是“处于资本主义和共产党制度之间的中间道路”了，而印度的国民人均寿命和国民总识字率的增长速度也都随之大幅度的降低了。从70年代末时至今日过去了三十多年，也就是一直到了2011年，印度的人均寿命也不过是增加到了58岁而已，可谓是乌龟速度甚至是蜗牛速度）。
有关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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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本文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邓小平时代：１９７８－１９９４，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的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李华译，墨石校）
评莫里斯·迈斯纳的著作《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询（1978-1994）》
: 《每月评论》（美国）杂志1997年11月号 布鲁斯·康明斯
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和非毛泽东化（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赫鲁晓夫政府开始的“非斯大林化”）时代的最好的书。由于邓小平时代已经随着1997年这最后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大人物去世而结束，本书还很可能是权威性的记录。在我印象中，莫里斯·迈斯纳很久以来一直是研究中国的最出色的美国学者，他最初是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李大钊开始的。迈斯纳也是美国最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正是他的历史敏锐性使这部著作有别于无数其他的当代研究。迈斯纳教授比其他人都更好地将过去和现在以连续的、富于启发性的叙述联系起来，刻划了一个国家格外曲折的二十世纪历程。过去五十年里，很多学者似乎跟着来自北京政府的矛盾的风向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而迈斯纳则小心翼翼地比较着过去的解释、现在的现实和最好的证据，保持了稳定的、令人满意的、最终占主导的解释。同样，和绝大多数学者不同，他运用理论去指导其研究，审慎地辨别、选择着来自这个令人神迷的国度的混乱的信息。
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被作为一种批判工具贯穿全书虽然略有瑕疵。这完全是因为迈斯纳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由于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已经被迫习惯于人们宣称马克思已经死透了的说法，在九十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又成了新鲜空气。迈斯纳教授有效地区别了马克思所设想的民主的、共同所有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三十年（整个毛泽东时代和华国锋时代）里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过去二十年里（1978年改革开放后）占据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内在一致的中国传统，有深远历史的官僚主义实践和权力精英，都流存至今，尽管经历了自1949年以来每一次变化，包括革命自身。只有一个时期例外，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被要求去诅咒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方面，从头到脚抛弃它的经验，除了关于个人专制的危险性的教训。迈斯纳则相反，仔细地、批判性地研究了这段重要的插曲：研究毛泽东的个人专政，大范围的混乱，我们今天都知道的死亡和破坏，以及一个被全世界几乎所有媒体人和知识分子都故意和刻意掩盖了的真相，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把它的主要的斗争和打击矛头对准了官僚主义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高级干部，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打击和批斗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不是共产党党员的中国人，而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干部被打击和批斗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一般党员，越有权力越靠近社会结构最高层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被打击和批斗的可能性也就随之越大：
“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二十世纪全世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文化大革命这般深刻的追究。（P.53）
这只是迈斯纳的历史方法的一个例子，即正直地权衡和估量中国的记录，不回避每一个困难的问题，对落到历史学家身上的每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作出判断，而且是以其头脑深处的完整性叙述作出来的。这种方式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最高礼赞：迈斯纳深深地相信，中国人进行了动荡的二十世纪里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他们作出的牺牲多数美国人难以想象；他们的领导人毛泽东把一个“东亚病夫”的国度，改造成了一个独立的、值得自豪的国家，他们的领导和人民以只有历史上最伟大的增长浪潮（如，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P.256）可以比拟的速度发展起了工业经济。与全世界所有经济学家的观点中的大多数其他说法不同，迈斯纳的说法坚持认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以毛泽东领导下的现代工业的伟大的成功创造为基础的。
然而，迈斯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仍没能带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历史的分水岭－－1919年五四运动时所要求的东西：民主。不仅如此，邓小平时代不但逆转了前一时期通向社会主义的进程，而且建立了贪婪的资本主义原始累积的基础，使中国人的可贵精神消蚀殆尽，剥夺了成千上百万中国人享受社会革命的不可磨灭的成就的权利：吃饭权，工作权，住房权，基本社会保障权。他得出的结论是毁灭性的：如果毛泽东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办法，邓小平则从其上台执政的一开始就放弃了对这两者的承诺，只搞出了一种高度贫富悬殊形式（假如速度还算快的话）的资本主义增长，政权的合法化日益成为一种刺耳的、恐外的民族主义。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完全值得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中国共产党所搞出来的这些东西，在中国国民党（在1946----1950年中国内战中战败的党，从那时起盘踞台湾）的统治下不同样也能搞出来吗？经过几十年努力要做出些新的事情（和莫斯科形成一个社会主义世界市场、追求独立自主）之后，中国最终加入了世界经济，不过只是作为跟台湾人一样累弯了腰替人擦皮鞋来讨西方白人主子们一声夸奖几个赏钱的“亚洲虎”，把新加坡的李光耀或南朝鲜（所谓的“大韩民国”）的朴正熙当作自己的样板。贯通全书，迈斯纳在问：除了无休止地对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外，难道中国在20世纪里一个世纪的动荡和革命不应该带来更多的东西吗？
一些读者可能会想，这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彻底批判的态度自然会对中国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推进人权和民主的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缺少关注，这些人总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在进行着自己的政治活动。但情况远不是这样的。迈斯纳细致地刻划了几个主要活动家，如被长期监禁的政治犯魏京生，刘宾雁（他也在监狱里关了几年，后来因尖刻地描写领导干部的特权和腐败而出名），和其他许多人。就在多数西方分析家们简单地推定自由主义的民主是追求发展的最终理想目标（这样就证明了“临时”的权威主义的发展之路的正当性），迈斯纳认为：
“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是被中国人民所珍视的。它不是一种仅仅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执有的观念。中国人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萌发于世纪之交，而后迅速从革命知识分子和学生传向城市大众。”（P353）
在其仔细而且总是优美的书面分析中，迈斯纳教授也还有许多新东西要说。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迈斯纳对中国著名的“独生子女”的人口政策它的成功、失败和内在矛盾的分析。就在领导人成功地赢得了许多城市居民支持这一生育措施的巨大转变时，他们同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很自然地发现生孩子多比生孩子少要好”，所以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也就自然而然了出现了大量农民对“独生子女”的人口政策的强烈反对（P244）。
也许我过去强调了《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所描写的中国社会的黑暗面，因为这和美国新闻的本能的、日常的口味构成如此强烈的对比。在美国新闻中，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和“改革开放”的每一个举动都受到热烈的赞美和强烈的赞扬（邓小平两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风云人物），而且每一个暗示中国也许可以有一个独立立场或可以不跟着美国人走的迹象都受到诅咒。读者会发现，本书对邓小平的重要遗产也有很多积极评价，也有毛泽东时代的负面记录，这种负面纪录如果离开上下文孤立地看，也同样会是毁灭性的。而迈斯纳的伟大天才恰恰在于为这两时代提供了准确的上下文。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感情丰富的观察者，代表了历史学家的最好职业才能。如果莫里斯·迈斯纳可以给美国人关于中国以及我们和中国关系以很多教益，那么他也有很多话要对中国人民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著作在中国总是比在他自己的祖国美国国内更出名。
一个亚洲、非洲或者拉丁美洲（从墨西哥开始所有南部讲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等拉丁语族的语言的美洲国家）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或者叫更科学更准确的名字：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它的“工业化进程”和工业化的努力，何时才算得上是成功了？如果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竟然能够独立地制造出汽车和电视机（在这里我说的并不是像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非、尼日利亚、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等等，那些少数原本是，更多的至今依然还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所做的那样）使用宝贵的外汇储备从美国、德国、日本或者意大利、法国等等已经实现了“后工业化社会”的发达国家那里，花钱引进一条汽车生产线和一条电视机生产线，我在这里所说的是：这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或叫做不发达国家，是完全独立地设计并制造出来的这些生产线，或者甚至干脆就是靠自己的技术人才力量仿制出了汽车和电视机，并且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在自己完全不依靠任何外国政府和任何发达国家的外来跨国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所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生产线和电视机生产线上，使用的也竟然完全是自己生产出来的部件和零件，那这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就已经彻底成功了！也就是说，当一个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已经完全依靠自己本国国内的力量，完全不依靠外国人的技术，就能够自己制造出汽车和电视机，而且在这整个的“工业化进程”的全部时间段内，还能够保持没有任何拖欠的外债，这才算得上是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的成功！当那一刻到来时，所有这个国家为工业化进程所付出的痛苦和苦难的积累阶段终于大功告成，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算是毕业了。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说，那就是即使是现在上帝显灵，或者说某种超自然力量发威，把这个地球上除了这个国家内部的东西以外的其余所有的一切都全部带走，它照样也能够制造出汽车生产线和电视机生产线，哪怕它自己所能够制造出来的生产线很落后，只能够造出，相当于实现了“后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时技术水平的汽车和20世纪70年代时技术水平的电视机，但是这个国家就已经绝对不再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了，它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了！
因为，此时这个国家已经具有了开采矿石，然后将矿石转化为钢铁，再将钢铁加工成为机器零件，开采出石油，将石油提炼成汽油，从沙子中提炼出硅并且将硅做成技术上比Apollo工程中所用过的电子系统更为先进的集成电路，能够将煤炭转化为合成橡胶并做成轮胎的能力。 这样的国家基本上就能够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外国货币来实现工业社会中G1-W1之间的转化，能够完全使用自己国家本土的货币，不依赖任何外来帮助，就能建立起相当于西方标准处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技术水平的企业。
此时这个国家的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依然十分低下，营养水平和食物摄入仍然不足以实现温饱，市场上供应给自己的国民，用以吃喝穿戴的日常生活消费品依然十分匮乏，而且品种也许也非常单一甚至质量也很粗糙低劣。但是只要自然资源充足，那么等待着这个国家的就基本上肯定就是即将到来的生产体系自我加速进化，或者说，经济爆炸！
在“工业化进程”彻底实现之前，不完整的工业体系对改善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帮助不大。因为不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无法为国家内部大部分国民提供用于日常消费的最终产品。在很长时期内，国民却要勒紧裤腰带，要拼命拼命再拼命的减少和压制他们用于日常吃喝拉撒穿戴打扮的生活消费品，尽可能的帮助中央政府可以集中更多财力完备重工业。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毛泽东的中国大陆，在大部分民众普遍还不能吃饱饭的情况下，不仅要老百姓继续饿肚子，还要通过向撒哈拉沙漠以南黑非洲和拉丁美洲出卖本国生产的粮食，换取铀矿等战略物资来制造原子弹等足以保卫国际安全数十年无危险的战略核武器，同时换取钢铁、煤矿、石油等重要的自然资源，由国家统一管理，使国家工业化，这就是毛泽东所做出的选择和决策！毛泽东那个时候选择的不是出卖本国的钢铁煤炭等自然资源换取粮食来迅速提高本国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不是购买彩电、洗衣机、热水器、冰箱等等等等日常生活消费品以迅速改善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提高GDP，这就是毛泽东的放弃和割舍！从短期来看，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长时间里都保持较低水平，营养水平和吃喝穿戴的日常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大规模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长远看，等工业化进程在经历了长期的痛苦和苦难的历程之后，最终基本完成时，便可由蛹化蝶；反之，如果引进大量外国产品，把本国重工业骨骼给摧垮了。虽然生活暂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没有关键技术，很快经济发展就会遇到巨大的危机。这种行为才是贪小利，忘大志。
欧美强国用了长达上百年的时间进行残酷血腥狠毒可怕的原始积累，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才最终实现了工业化，在如此漫长的工业化进程中进行的原始积累至今仍然被称为是血腥的。在这些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时期，其国内的广大人民，或者说是无产阶级大众，其物质生活水平长期保持很低的程度，其营养摄入和饮食条件甚至比不上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封建时代，1890年代以后，西欧和美国的成年人平均身高才开始迅速快速的增长，在此之前的1880年代，法国巴黎的成年男子平均身高不过是1米66多，还不如1780年代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波旁王朝时的水平！日本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头几年的重建时期，可以说是日本重新进行工业化的时期，日本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日本妇女出现在美军驻日基地集体卖春，日本民众大规模移民拉美的巴西、秘鲁等地和东南亚的菲律宾的现象。粮食产量只有战前1940年的2/3，粮食危机一直持续到1948年。人均纤维供給量到1949年不足战前的1/4。由于遭受空袭，大量住宅被摧毁，1948年时点，80%东京市民没有自己的住宅。政策是基干产业先行恢复，消费品生产被押后，国民的生活被压缩到最低，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配给，取缔自由市场。48年的《经济白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
连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些早就成为发达国家，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完全瓜分和彻底控制了整个世界的几百年的老霸主们，在其实现“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中，都竟然是如此的痛苦如此的血腥如此的残酷，付出了如此多的代价！那么作为几百年间先后被满洲异族的清王朝和西欧、沙皇俄国、美国与日本等帝国主义大国当做性奴隶，殴打虐待折磨羞辱为乐了数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要想实现“工业化进程”，无疑必须也只能要去付出比当年的西欧、日本和美国要大多了多多了残酷多了血腥多了痛苦多了惨烈多了的代价，这便是无需多言的铁一样的必然规律，这便是中国人中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人都逃不掉躲不开跑不了的天定宿命！
事实上，美国和苏联带来的直接现实的威胁促使毛泽东的中国大陆政府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不说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了，就算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与我国彻底决裂为敌，以后一直到整个六七十年代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从其远东滨海边疆区、蒙古国（外蒙古）和中亚（哈萨克、吉尔吉斯等五个突厥语族的加盟共和国）部署了一百五十多万军队，从东北、正北和西北三个方向对中国带来的巨大军事威胁给中国政府的压力，都逼使毛泽东的政府不得不维持规模在六百万人以上的无比庞大的军队，还要配置上超过1000万的基本每个星期都脱离生产工作四天以上的基干民兵，这使得毛泽东统治下的整个国家都变成了庞大无边全民皆兵的军营。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完整，为了继续不受美国、苏联，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控制和干预，为了继续过毛泽东形容的中国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类似“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样的生活，中国只能大幅度的向重工业倾斜，以飞快的速度急剧进行工业化，根本来不及和不能够去计较和盘算什么减少代价，中国尤其是必须要加快国防现代化，这当然毫无疑问的猛烈加剧了普通老百姓们的日常生活用品短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是不能避免的必然付出的代价！
与之可进行比较的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也就是著名的化名为意思是“钢铁人”的“斯大林”的那位苏联红军大元帅）在20世纪30年代的急剧快速猛烈进行的重工业进程，对此，有一种著名的说法是：“斯大林故意饿死了几千万农民，尤其是想方设法的饿死乌克兰农民，将他们死了以后省下来的粮食口粮份额，拿到欧洲去出卖，换到了一座钢铁厂，然后用这座钢铁厂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这样斯大林就有了两座钢铁厂，然后又用这两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两座钢铁厂，于是斯大林就有了四座钢铁厂，接着再用四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四座钢铁厂，斯大林就有了八座钢铁厂，最后斯大林又用这八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八座钢铁厂。这时，斯大林就有了十六座钢铁厂，也就是说没有一开始的故意饿死苏联农民，尤其是故意饿死乌克兰农民，就没有斯大林后来拥有的那么多钢铁厂！当斯大林有了足够的钢铁时，他才能制造出大量坦克去打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了。换言之，是苏联农民的大规模饿死，换来了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换来了斯大林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终彻底战胜了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地幼稚，但是仔细地考察斯大林时代的苏联（1926----1953）的历史与相关统计数据，就不难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经济的确是以类似的方式运行的。这也正是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王朝在西线的法国作战时颇为艰苦而却在与东线的沙皇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交战时打赢的相当轻松，可是1941-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党（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德意志帝国在法国作战打赢得颇为轻松，而却在与东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交战中打的相当艰苦的根本原因。
由于国际环境，中国不可能再走靠出口获取利润求发展的路线。只能严厉的控制本国农村，从中提取剩余的人力和粮食，利用这些农业社会的物资和本国的自然资源，从无到有进行工业革命。同时，为了提高工业化的速度，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把所有的工业资源都用来投入下一代工业的生产，在开始建设的最初的岁月，基本没有什么工业物资从重工业的循环里面漏出来，所以自然而然的，农业和消费品工业仍然将长时期的继续保持在前工业化时代，这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也就是科学规律的根本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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