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极度敬佩的，尤其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号召党内利用“和平时期”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号召。而在这个基础之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却掉以轻心，并产生了轻率的行为。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指示后，周恩来即召开国务院会议，并号召有关部门修改1956年的年度计划。五六天内，就重新制定出了各种计划。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最为“高速”的一次。
对国务院有关计划部门，刘少奇曾经批评过“一年计划、计划一年”的行为，而这次的修改计划的速度和过程，则创造了人类“奇迹”。而且，各部门和地方，还在不断的加码。这一下，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慌了手脚。薄一波在他的回忆中描述，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以限制和修正这种“冒进”的计划。但是，从薄一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国务院在修改计划时，除了盲目之外，更主要的是缺乏必要的综合测算。即对国内资金和物资供应基础，没有进行总的规划。还有一点，即国务院主要领导在号召修改计划时的“一哄而起”的官僚主义作风。
正是在没有资金和物资供应的总的规划，而且，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得计划的修改工作出现了无法更正的混乱。最后，只好来个“剃平头”的做法。即不分是否该消减，统一的按照比例进行消减。直到半年后，国务院终于给出资金和物资供应的总规划，修改计划的“闹剧”才被遏止。
试想一下，如果国务院准备修改计划时，首先给出资金和物资供应能力的总规划，并且，象毛泽东一样，主要领导分别召集各部门、各地方进行研讨，会是什么结果？一哄而起后，再召集各部门、地方商讨“消减”，其处于被动、尤其是造成“剃平头”的结果，是必然的。
这个责任，完全是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责任。但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国务院主要领导，显然并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而且，在出现问题后，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的身上。当代有关人士的回忆中，仍然坚持把主要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的做法，而正是从这些回忆中，使人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提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建设方针，国务院有关领导则补充了一句“有多少物资”进行完善。问题是，国务院的责任，不仅是在文字上做工作，更主要的是必须有个实际的方案。国家的资金和物资供应能力是多少？即国民经济建设的力量到底“有多少钱”？又有“多少物资”？这是在制定和修改计划前必须给出的估算。不然，只能导致各部门和各地制定计划工作的混乱。而这个估算，直到计划工作混乱不堪时，才再近半年后出台。
“多、快、好、省”的方针中，国务院主要领导也在文字上给予了“补充”，但是，如何“好”？又如何“省”？依然没有丝毫的措施。
因此，实际工作中，出现“冒进”甚至混乱，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而“反冒进”的做法，显然是在把这些本质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的基础上、针对毛泽东进行的。陈云在当代的有关回忆中，确切的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是“照顾了毛泽东的面子”。
周恩来在1956年1月，开始大张旗鼓的“反冒进”，而且，多次警告不能提“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说法，而“提前实现工业化”，正是毛泽东提出的战略号召。
从1956年1月，到1956年底，是“反冒进”最激烈的时期。1月开始的“反冒进”，主要是针对计划修改工作的。到5月，国务院终于给出了国家资金和物资供应能力的总测算，才使得对计划工作的“反冒进”告一段落。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各地方实际工作中的“冒进”现象上，即只注重“多、快”，不注重“好、省”的现象。
因为国务院主要领导仍然不从自身的责任考虑问题，所以，也不会吸取修改计划工作中已经产生的教训，而进行实际方案的制定。因此，“反冒进”的力度，主要体现在政治批评和文字工夫上，而并不能做到以制度或条例的形式进行切实的工作。
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了许多年，在“大跃进”时期尤烈。即一旦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什么决议并开始执行时，负责贯彻的国务院以及具体业务部门，都呈现出同一的状态：对战略决议下的具体制度建设不做，而只进行盲目的号召。而国务院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战略方针确定后，在具体推动和实施中进行制度化和条例化建设。
而且，还有一个同一的状态：即最终都是毛泽东不得不出面亲自领导制度和条例的制定工作，而且，对问题的责任，也总是最终引向毛泽东。
刘少奇在“反冒进”热烈之时，再次出面了。召集中央的有关会议，并指示以社论的形式进行“反冒进”，把“反冒进”推向了更高的政治高度。对《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噪冒进》的社论，陈云在当代明确指出，社论主题就是“反冒进”，而加上“反对保守主义”的字样，不过是照顾毛泽东的“面子”。
做为毛泽东的第一助手，刘少奇此时的确应该出面，但是，他应该指示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进行切实的制度思考，在措施上加大力度，而不是把“反冒进”在政治上再提高一步。而刘少奇每次在关键时刻的“出面”，都无一不使高层出现矛盾，并使得被他支持的干部无一例外的受到批评。甚至，使整体工作出现混乱。
在合作化期间，对邓子恢“大砍合作社”的支持，也是在关键时刻。而且，如同支持“反冒进”一样，只注重了某种倾向，而不考虑具体措施的完善：邓子恢在合作化中的缺陷，就是工作方法和作风的问题；政策宣传严重缺乏，针对问题制定的政策、尤其是具体工作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陈毅元帅在当时就提出过一针见血的批评：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要等问题成堆了，又手忙脚乱起来。
刘少奇显然没有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邓子恢受到了“小脚女人”的批评，并被搁置起来。显然，国务院的主要领导，更没有在邓子恢的问题上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接到社论的样稿后，批示道：不看了。毛泽东的不满是明显的，刘少奇等人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也十分明了毛泽东的不满，但是，还是强行发表了。刘少奇的秘书邓力群在当代指出，刘少奇当时应该就“反冒进”等问题与毛泽东等人沟通一下，起个“缓和”的作用，而刘少奇当时能够轻而易举的做到这一点。
但是，刘少奇却在中央高层起了好的带头作用。在毛泽东屡次召集各地方、各部门调研探讨后，刘少奇在1956年初率先召集中央各部门听取汇，对各项工作进行研讨。毛泽东回京后听说了刘少奇做法，大加赞赏，并随之也召集了更多的部门进行研讨。就在国务院为修改计划手忙脚乱、从而“反冒进”甚烈之时，毛泽东却利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调研探讨。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干预国务院的具体工作，而是从这些汇和调研中，思考整个经济的发展走向和战略安排。
就是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率先在工作方法上做出了表率。尽管刘少奇经过调研和讨论并没有得出什么有价值的见解，但是，这种工作方法却足以让国务院的有关领导进行仿效。而此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从行为上恰好跟毛泽东相反：即毛泽东更象一个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而国务院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领导，却更象领袖。毛泽东召集34个部委，逐个听取汇、研讨工作，而国务院却多次召集大会、用舆论和政治批评来改变修订计划的混乱现象。
刘少奇对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以及适当的发展速度，虽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听取了大量的汇，却并不能就此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有什么总结，对阶段性的工作，显然也没有形成一定之规。因此，当中共“八大”召开时，负责起草总体工作告的刘少奇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撰写这个告。毛泽东经过调研，总结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战略思维和决策，刘少奇如获至宝，才让秘书组写出了“八大”的政治告。
当代有个人撰文指出：毛泽东是看到刘少奇召集各部门调研，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才召集34个部委总结出《论十大关系》的；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各部委领导的观点。而且，还描写了毛泽东如何的“疲劳”表现。问题是，除了毛泽东，任何一个人，就是每天不停的调研，也不可能总结出《论十大关系》的总体战略思维来。
因此，在建国初期，中共高层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的权力格局下，统一表现为：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英明的，也是及时的抓住了国内的总体形势，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这个关键的权力层的表现，却总是缺乏两端。既缺乏整体的战略思维，而对具体的贯彻，更缺乏相应的具体措施。就是说，有效的权力格局应该是：毛泽东的总体战略思维，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对各种问题和缺点的原因归责，就是针对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具体政策和措施这个关键的权力层面的。这个权力层面由于缺乏建设经验，而且，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表现为：毛泽东发出战略号召后，便随后也高昂的号召和推动，而战略思维细化为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工作却放弃了。因此，建国后到“文革”前，总是表现为，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出面亲自领导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工作，而后才走向正规。
邓子恢具体负责合作化领导工作后，就是这样的表现。毛泽东和中央开会决策，邓子恢再开会传达。具体该怎么做，对基层工作的及时了解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环节，几乎不存在。而毛泽东三令五申的指出：要做好政策的宣传工作、取信于民，要尽快制定出合作社的有关章程。但是，邓子恢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而且，出现问题后不是改变工作方法，而是直接把责任和批评的矛头对准了合作化。所以，当毛泽东不得不出面亲自领导具体工作时，在排除了邓子恢的干扰后，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整肃干部的工作作风，在短期内，就成功的完成了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的邓子恢阶段和毛泽东阶段的两个阶段的对比，反差是强烈的。从建国后一直到“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的1962年，这个期间，毛泽东对高级干部的爱护和宽宥，几乎近于纵容。这跟毛泽东对干部工作经验的认定有着极大的关系：毛泽东一直把干部的缺乏经验当作工作失误的首要原因。“三年自然灾害”后，毛泽东便放弃了这种宽纵：十五年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干部的工作经验，已经不再是首要原因了。
正当刘少奇把“反冒进”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时，周恩来的态度开始转变。这个转变主要基于1957年“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周恩来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转变：第一，从原来的批评1956年的经济工作“冒进”，转变为颂扬1956年经济工作是“跃进”；第二，“反冒进”的力度基本不存在了（1956年，周恩来“反冒进”的声音比比皆是，而1957年、尤其是“反右运动”后，则很少再看到周恩来“反冒进”的声音）。
按照周恩来自己的说法，即从“反右运动”开始，周已经意识到热火朝天的“反冒进”是错误的，并且，开始把“冒进”这个词语改成“跃进”。
1957年10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并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工业的发展目标时，也提出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目标：在钢铁、煤炭等四项工业物资生产上，十五年超过英国。同时，电话通知国内不要再“反冒进”了。
周恩来在工作上的失误，导致自己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所谓“冒进”，即国家经济建设年终盘店时没有物资和资金的“结余”、而出现“赤字”，还有一点就是由于国务院的制度建设不到位致使地方经济建设出现“只顾多快、不顾好省”的现象。周恩来的失误就是在消除这种错误的倾向时，主要运用了高昂的政治批评手段，而且有直接针对毛泽东的倾向（“提前实现工业化”），却缺乏利用制度和措施的方法进行切实的限制和纠正。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没有一个人去思考制定限制和纠正只注重“多、快”、不注重“好、省”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毛泽东的批评也体现了这个意思。毛泽东对周恩来“反冒进”的批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批评“反冒进”“泻了全国人民的气”、给右派攻击中共提供了依据。第二，对具体工作中的一些纠正做法给予了肯定，并指出，对具体工作的纠正，订几条措施限制一下就可以了，而不该搞什么“反冒进”、形成一股风气。第三，毛泽东指出，希望今后的工作方法改变一下。
“订几条措施就可以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修改计划发生的“冒进”，完全是国务院自己造成的。修改之初，不给出国家物资和资金的供应限额，也不给出各部门、各地区的供应比例关系，高昂的引导人们盲目修改计划，不出现混乱就奇怪了。直到五个月后才给出国家供应能力等数字的测算，不能说是一种故意，但至少制订和修改计划必须先给出供应能力和比例关系的测算，是一个基本常识。对于“只顾多快、不顾好省”的现象，连毛泽东都明确指出“制订几条措施限制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国务院（包括刘少奇）就是不做，而且，就是要在政治上做文章。
有学者指出，从1955年到1962年这个期间，实质上是毛泽东的经济战略（或经济路线）与另一条经济路线相争执的阶段，而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和磨难后，以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全面胜利而告终。
另一条经济路线，即“稳妥”的经济路线，其实质就是每年的国家投资要有“结余”，象1955年那样，资金结余、物资结余，这样就稳妥。而一旦国家建设的速度快了一些、出现财政赤字，就被“稳妥经济”者们批评为“冒进”。1956年的经济建设被国务院认为是“冒进”，就在于1956年出现的是2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非“结余”。1956年能出现那样的经济建设成就，本质上就是毛泽东与“稳妥派”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就是要打破这种“稳妥”。中国处在极端落后的状况下，正是可以高速发展的时期，因此，“稳妥”的经济路线，只能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突破这个“稳定”、出现适当的财政赤字（按毛泽东的话，就是“冒一点”），那么，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迅速的。1956年的经济增长就是1955年的增长的两倍还要多。经过“反冒进”，1957年的经济增长，也不足1956年的二分之一了。这也是“右派”指责的“1956年冒了，1957年又退了”“中共不能领导经济”的依据。
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可以概括为“阶段论”和“辨证平衡论”。“阶段论”，即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有阶段性的，极端落后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快速，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相应的稳缓下来。“辨证平衡论”，即“打破机械的平衡测算”，也就是突破平衡，再到平衡，再突破平衡……周而复始。毛泽东的经济路线恰好与“稳妥派”的观点相反，“稳妥派”指责“突破平衡”就是“冒进”，没有“结余”，就是“左倾”，而对“阶段论”，则不是不承认、就是根本不懂。因此，当1955年出现大量的资金和物资“结余”后，他们不会从国内的建设需要出发采取解决办法，而是以长期出口和减少生产来解决“结余”的问题。这种“稳妥”，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危害是致命的。也因此，邓小平执政后，多次提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也是针对这些“稳妥派”的。
至于之后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否是毛泽东的经济路线造成的，在当代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且，各有道理、难分轩轾。其实，如果用“建国后始终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研究那时发生的问题，一切疑问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对哪个《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噪冒进》的社论，毛泽东深恶痛绝。在大会上，毛泽东拿着刊登着那篇社论的纸，捡其要旨，逐句批判。但却没有批评刘少奇，而是绕开了刘少奇直接批评周恩来和陈云等国务院的主要领导。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是严厉的。但是，在批评过程中，毛泽东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倾向，即有些人蠢蠢欲动、想藉此取代周恩来。因此，毛泽东又迅速宣布，就这么一个时期，就这么一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结束了对“反冒进”的批评。
三 谁想取代周恩来
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于7月23日讲话时重提“反冒进”，但已经不是在批评，而是在表扬周恩来。并警告似的指出：当年批评“反冒进”时，有那么一些人蠢蠢欲动、想要取代周恩来等人。
在当代，一些人造谣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之时，曾经有想让时任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想法”。且不说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毛泽东的“想法”的，也不必对此进行什么“学术”，仅从“想法”一词，就能看出造谣者的用心和“捧谣者”的不负责任。如果毛泽东仅仅是“想法”，那么这些学者无疑都是“造谣学者”；如果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公布了出来、或者跟谁“吹过风”，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说毛泽东曾经对他谈过这个问题；尤其是，毛泽东一旦透露自己的“想法”，毫无疑问就会付诸实施，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撤换周恩来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客观的事实是，毛泽东维护了周恩来，而始终警惕“一些人”想要取代周恩来。
“造谣学者”的这种造谣，目的本质上就是对毛泽东进行妖魔化。手法就是企图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对立起来。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曾经痛斥这些人：你们不能这样做！还有一点，即柯庆施已经被一些人“妖魔化”了，与毛泽东紧紧的联系起来，也是对毛泽东妖魔化的一块“砖瓦”。
但是，从历史的客观角度讲，当代的这种造谣，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穴来风。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时，尤其是批评那篇社论时，列举了柯庆施的一篇文章《乘风破浪》。而且，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文章，直接点名批评了周恩来。这就是造谣者的造谣。更主要的是，当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反冒进”的过程中，高层必然会有一些人揣测周恩来的总理命运，即：毛泽东是否要撤换周恩来，一旦毛泽东决定撤换周恩来，最有可能取代之的人选是谁。毛泽东想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想法”，无疑就是当年揣测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周恩来的总理命运的人，在当代把自己当年的“揣测”披露。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披露”，那么，“造谣学者”的品质就太恶劣了——柯庆施的那篇文章，基本是与周恩来的合作，至少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假如有这种“披露”，只要其不是听毛泽东亲口所说，那么，“披露”的人在品质上更有问题。当年就不该胡乱揣测，在当代更不该把胡乱猜测的东西当历史“披露”。尤其是，在这些揣测中，毫无疑问，柯庆施也不会是唯一的“人选”。
但是，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知道，批评“反冒进”时，确乎有些人蠢蠢欲动、想取代周恩来。这些人是谁？恐怕只能成为永久的历史之谜。而所有想取代周恩来的人，也成了历史的笑料：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总理职位，是任何人都不能动摇的。
附文1：“合作化”之争——长期被歪曲的历史
主流观点对建国初期的“合作化之争”定评为：毛泽东违背了“新民主主义”、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共同纲领》，以个人权威强行推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而与毛泽东“对立”的刘少奇，自然是维护了“新民主主义”、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共同纲领》的“正确路线”。
一、“革命剥夺”与“改良主义”
建国初期的“合作化之争”，实质上是在统一方向上的“方法”之争，即“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的方法之争。两种不同的方法，即刘少奇的“革命剥夺”手段（或者叫“养肥猪政策”）与被刘少奇斥之为“现时是‘左倾’将来是‘右倾’”的“改良主义”手段（逐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政策）。
由高岗、山西省委引出的与刘少奇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途径问题的争论，许多主流文字对刘少奇的观点的叙述，采用了“瞒天过海”的手段，而对毛泽东介入后形成的观点，也采取同样“瞒天过海”的手段，“齐心协力”的把正确的改变为谬误，把错误的打扮成正确。
建国初期“合作化”之争的根本要旨，是如何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其中包含着如何对待“党员雇工”（即如何对待剥削）、两极分化、互助组的发展方向等具体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或者断节）不成系统。
1、“革命剥夺”的路线——刘少奇
刘少奇的观点，在争论过程中的有关高级干部会议上，阐述的非常明确。刘的观点是：“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是三年准备10年建设，13年或15年之后，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问题。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富农要求参加互助组或者互助组有了富农，虽然贫农不满他们剥削，但又离不开他们。领导上应采取不干涉态度。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纵然如此，我们也不怕，因为有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站在我们一边。富农一定会发展。大一些多一些有无关系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它。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现在对富农没有什么限制，将来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出现后，可以采取税收、价格、工会等办法加以限制。农业合作社并限制不了富农的发展，反而可能被他们操纵把持，即使这样也不可怕。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不要怕农民冒富，只有80%的农户发展到‘三马一车一犁’的富裕程度后，才可由他们自愿地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取消私有只能采取革命剥夺的手段，不能采取逐渐动摇、肖日弱直至否定的办法，因为那样会打草惊蛇。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将来搞社会主义，在城市20人以上的大工厂，都采取剥夺的手段，20人以下的小工厂采取逐步收买的方针。在农村搞集体农场是一片一片搞，估计先东北，后华北、华东、华南，不是全国一起搞:但又不是逐渐的，而是用一二年时间来一个革命运动就解决问题。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普遍发展农业合作社是错误的，现在搞合作社，富农反对，中农动摇，贫农要求，供给制干部热心。凡办事要重多数，少数人拥护的事是不能推广的。现在试办农业社，只能起到培养干部、积累经验、教育农民的作用，不能有别的作用。企图由此直接转变到集体农场是错误的，它本身没有前途，将来实行集体农场，它是要被取消的。”（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2-160页）
刘少奇的观点，非常明确。在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只能采取革命剥夺的手段，不能采取逐渐动摇、肖日弱直至否定的办法”；“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对剥削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刘少奇主张放任甚至支持，即“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再用“革命手段剥夺”。在合作化（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的观点是让其萎缩直至取缔，统一进入一家一户的“单干”。
当代主流把刘少奇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当作主要“武器”来叙述刘少奇维护《共同纲领》，其实，这在根本上是个“伪命题”。
建国初期制订的《共同纲领》，全名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小组，小组成员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及著名专家学者共二十几人。起草工作从1949年6月起，七易其稿，最后由毛泽东审阅定稿，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9月22日，周恩来在《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经过及其特点的告》中指出：“总纲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认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由此可见，《共同纲领》对“新民主主义”的阐述，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即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是能够存在“固定秩序”的阶段，而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共同纲领》明确界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对城市和农村的合作经济（城市的公私合营，农村的互助组、农业合作社），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辅助其发展，并给予优待”。即对互助组和农业社，“人民政府应辅助其发展，并给予优待”。
从刘少奇对待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及做法看，显然是违背《共同纲领》的。同时，刘少奇的做法也违背组织原则：这种关乎全局性的问题，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集体讨论，而不能由个人决定。毛泽东后来说，少奇当时把问题交上来就好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实质上，在毛、刘身后的当代，刘少奇的家人给出了：建国后就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对这个问题，一些“学者”给予否认，认为刘少奇没有系统的有别于毛泽东路线的理论文章，也即没有自己的“路线”。这是一种很幼稚的观点。中共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毛泽东和中央决议以后，即使刘少奇，也不可能有什么公开的不同东西存在，而真实的思维，也只能跟家人以及“亲近”论述。
“建国后就始终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观点，能够揭开很多迷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三年困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
2、“改良主义”路线——毛泽东
高岗和山西省委提出的“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被刘少奇指责为“现在是‘左倾’带破坏性的、将来则是‘右倾’”的“改良主义”。毛泽东支持了这个“改良主义”的路线。
1952年4月26日《人民日》刊载的赖若愚的《毛主席的<矛盾论>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一文写道:“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逐步地(而不是粗暴地)把互助组加以提高，使合作的因素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充分地显示它的优越性，来吸引农民群众倾向于它。所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是个渐进的形式，也就是走向农业集体化、近代化的一个过渡形式。”
毛泽东论述道:“‘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你不能确立，因为每日每时都在增长着社会主义因素，天天在动摇着私有财产的基础，因此我们的提法应该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是‘逐步’，可以反‘左’；因为是‘过渡’，也可反右”。“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私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在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妥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可见，毛泽东的观点以及山西省委的理解，跟《共同纲领》以及“新民主主义”、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都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及山西省委包括高岗，不是象当代主流所诬陷的那样“害怕农村出现富农”，而是对两极分化现象十分警惕：农村经济在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必然造成一部分农村集中掌握大量土地，而一部分农民则失去土地重新沦为“雇农”，即形成有史以来和平时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状况。而建国不久，很多地区已经逐渐在形成这种“土地兼并”的形势：少数具有优势的农民，占据了过多的土地；一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且为了生存变卖房产和儿女。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共的方针不是让少数人成为富农，而是让所有农民都成为富农。
“总路线”的提出，正象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是在“争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把“争论”做为“总路线”形成的主要原因，则是一种误解。“总路线”形成的根本基础，是《共同纲领》，而“争论”不过是把问题摆了出来，促使毛泽东和中央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周恩来关于《共同纲领》的解释），而问题已经摆在了面前：是取消互助合作“养肥猪”，然后用“革命剥夺”式的过渡（发展），还是“逐步地(而不是粗暴地)把互助组加以提高”循序渐进的进入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制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统一思想和政策。
1951年9月22日，毛泽东提议下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主流观点在不得不承认这个“草案”客观的情况下，同样给予歪曲，认为“要求在土改后的广大农村立即组织起来”“制止农民要求自主经营的自发倾向”“体现出了某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急切心情”。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没有要求“立即组织起来”，而是要求“逐步”组织起来，而且必须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而且不能歧视单干的农民。也就是不存在“制止农民要求自主经营的自发倾向”的事情，而是要尊重一些农民的这种倾向。更不存在什么“体现出了某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急切心情”：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利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过渡。
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到1957年就完成了？而且中间出现了许多的“急切”？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在此后的“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头三年、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都存在基本相同的复杂。
首先，毛泽东用人错误。他把“前线”具体运作的权力，都交给了“反对者”。其次，当第一个阶段形成错误之后，再纠正就十分艰难：反对者依然在，加上造成的错误，必然不可能主动进入纠正，还会形成掣肘；同时，由于第一阶段的错误主导，在各级各层形成了普遍的错误认识，导致了纠正的极大困难。第三，干部的觉悟，尤其是胜利后一些干部已经蜕化变质，把升官发财当作主旨。
合作化开始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而具体负责的农村工作部部长则是邓子恢。刘少奇和邓子恢都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论者，而且，始终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再加上一些地方干部对政策的缺乏理解和功利心切，出现问题就成了一种必然。
1952年11月，邓子恢出任农村工作部部长，1953年春，合作化出现了少部分地区宰杀耕牛、砍伐树木等混乱现象。1955年春，又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而且，情况汇到邓子恢面前时，邓依然“不相信”。等农村工作部回家过年的干部回京上班汇后，才相信了。而且，开始批评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而且，在毛泽东出京后，刘少奇的主持下，把“停缩发”的方针演变为“停缩”。毛泽东由此批评了邓子恢，也私下批评了刘少奇。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抓合作化，针对刘少奇、邓子恢领导期间的缺陷（缺乏政策宣传、官僚主义、缺乏对干部作风的监督等），展开广泛的政策宣传、批判官僚主义、教育和提高干部的工作作风，迅速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1953年初和1955年初的那种“混乱”，被杜绝了。
3、合作化与生产力
当代主流判定毛泽东“逐步过渡”的合作化错误、刘少奇“革命剥夺”的“养肥猪”政策正确，最根本的一个“理由”，是判定“合作化不能提高生产力”。
毛泽东在阐述合作化的必要性时，明确指出：合作化在现有条件下，能够极大的提高生产力。也就是极大的提高农业产量。
生产力包括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建国初期，私有制的单干，大大的制约了劳动力的有效支配。一部分家庭劳动力剩余，一部分家庭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无法做到合理的调配。同时，一部分家庭的劳动工具富裕，一部分家庭则缺乏必要的劳动工具，劳动工具也无法做到合理的调配。劳动对象方面，几千年的单干，使得土地改良无法进行：这包括土地条件的改善，水利设施的建设等等。而所有这一切，不但是制约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两极分化不可遏制、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
合作化正是针对现状，对生产力的一个最有效的科学发展。建国初期的合作化过程，除了小岗村相类似的极少数农村之外，绝大多数农村，农业生产都得到了“空前绝后”（至少截止到目前是）的发展。大多数地区粮食产量在数年内迅速翻了几番：建国初期，亩产在七十多公斤，“人民公社”时期，亩产达到了二百五十——三百公斤。也由此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和生产资源。
“先机械化”论者，实质上是把“生产工具”当作生产力的标志，看不到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后来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其实并不准确，准确的是“唯生产工具论”。毛泽东的生产力理论与“唯生产工具论”的区别，就在于重视了“人”这个决定性因素。毛泽东的生产力理论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先进的生产工具需要“人”来制造，也需要“人”来使用，因此，发展生产力，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一是在提高人的因素（文化水平、觉悟、积极性）的过程中，生产工具自然会相应的生产出来；一是这一切，必须有个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即，毛泽东的生产力理论，是一个科学全面的理论。
改革开放初期，大量购买外国的先进机械却很多成为“废品”堆放腐烂掉，实质上就是“唯生产工具论”的指导、忽视了“人”这个因素的结果——任何机械都是需要人来使用的，不会使用，“生产工具”再先进也是废铁。但邓小平究竟不同于刘少奇等，教训面前，迅速修正，把教育放在了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尽管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败是“教育上的失败”。教育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唯生产工具论”的一个“翻版”：注重了文化水平的教育，忽视了“政治路线” 指导这个根本性的东西。
附文2：李雪峰访谈
李雪峰认为，那时的刘少奇确实有野心“处处跟毛主席争地位”，并且，李对刘少奇指示或批准薄一波等人刊登“反党声明”出狱的问题，也有着藏在内心的看法。毋庸讳言，这个看法，无疑是一种“腹诽”。
李雪峰“文革”前出任华北局书记的职务，北京市隶属于华北局的管辖。李雪峰指出，华北局实质上无法指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反过来却在受彭真的指挥。包括刘少奇主持彭真问题的定性、以及之后对彭真问题的一系列谈话，都在说明彭真确乎很“独立”。
流行的资料上多数披露，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也首先是刘少奇通过陶铸指示李雪峰在华北局开始推广的。对“四清”工作极为重视的毛泽东，听说大会在听取《桃园经验》的“四清”经验材料汇，非常高兴：“四清”工作有了成熟而客观的工作经验，无论如何都是天大的好事。由此指示一些干部都去“听一听”。之后，刘少奇向中央和毛泽东打告要求在全国推广《桃园经验》，毛泽东欣然批准。然而，文字材料的优美放射到实际工作中，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反面效果，各地干部群众纷纷告状反映，而有些省级领导在刘少奇亲自领着王光美全国各地推广时，还进行了当场的抵制。因此，又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并从侧面提醒、甚至批评刘少奇，却被刘少奇不高兴的拒绝了：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时，毛泽东通过田家英告诉刘少奇，不要把干部看成一片黑暗，不要把大量的人马集中在一个地方。
当《桃园经验》的推广造成数以万计的基层干部自杀事件、形成极大的反响、毛泽东好心提醒不起作用时，毛泽东决心跟以往历次运动一样的出面纠正。应该说，这时的刘少奇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错误成分、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刘少奇并不想毛泽东出面纠正，而是要自己纠正。高层内部的权力纷争，尤其是毛泽东一旦出面纠正必然给刘少奇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自我纠正则能够不着形迹。但是，刘少奇仍然把《桃园经验》当作“金科玉律”，因此，其自我纠正也就不可能产生多大的效果，尤其是，刘少奇应该就这个问题向毛泽东汇，认真听取毛泽东的指示，并取得一致意见。由于一些原因（现在看来，这些原因无疑是“处处跟毛主席争地位”、高层的微妙关系、自我纠正的心态等等的综合），刘少奇并没有跟毛泽东进行交流，而是极力避免毛泽东参与进来，尽管他已经听到了毛泽东提醒甚至批评的声音。
由此，毛泽东强行出面纠正就成了一种必然。刘少奇召开四清工作会议、制订“十七条”，接着散会。毛泽东知道散会的情况后，愤怒是必然的：全国性的主流工作出现大问题，多次提醒和批评，却得不到丝毫的纠正汇，而且，事实上也在刻意的“躲避”他。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命运的问题，毛泽东自然要强行站出来彻底纠正。
也由此，接下来的“毛刘之争”就成了一种不可避免。但是，争论的表面问题如“性质”问题等等，根本不是实质，实质问题还是在〈桃园经验〉上：毛泽东就是要彻底废除这个“经验”，刘少奇则一心维护这个“经验”。因此，刘少奇尽管利用“性质”等问题来说事，毛泽东却丝毫不为所动，基本成了“刘少奇提出什么毛泽东就否定什么”的局势。因为刘少奇虽然不直接的涉及〈桃园经验〉，但提出的主要问题，也就是〈桃园经验〉的主流问题，而毛泽东要彻底否定的，就是这个“经验”。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再是“大跃进”初期的毛泽东了。
“大跃进”初期，毛泽东为“大流”的“热情”所惑，因此，尽管对有些问题心怀疑虑，甚至直接提出怀疑，但是，却无法抵抗“大流”。吴冷西说：那时，毛主席是少数。也就是毛泽东无法在和谐的态度下“逆大流”，也因此，多次被毛泽东告戒宣传道要真实冷静的“社头头”吴冷西，也敢于不顾毛泽东的多次指示而“随大流”了。
毛泽东指示召开端正宣传工作的会议，被拒绝，而且，召开了相反的、鼓吹“五风”的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多次指示吴冷西宣传道要真实客观、冷热结合，〈人民日〉却大量刊登丧心病狂的“高产”。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对“生产1070万吨钢铁”的高指标怀疑，邓小平、陈云则支持这个指标。纠正时期，毛泽东痛斥“穷过渡”，刘少奇、彭真则坚持“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后来谈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时说道：那时，看出了一些问题。毛泽东看出的，不仅仅是“路线问题”，无疑还有一些干部事后的态度问题。比如彭真在大会下指出的“三五年过渡是毛主席批准的”，本质上根本不是想要对毛泽东“批评”，而是利用这个说法为自己开脱而已：即令“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准了“三五年过渡”的问题，但是，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开始痛斥“穷过渡”，而仍然坚持“过渡”最坚决的，就是彭真。
实质上，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思考，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主体政策跟贯彻执行之间的“反效果”问题。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等政策与实际执行造成的情况多次疑惑：怎么会这样？就是说，即令政策存在不完善之处，也不应该出现那样严重的问题。
因此，如果说“四清”问题，毛泽东还是没有改变以往的态度的话，而仅仅意识到这种“主体政策与贯彻执行之间的‘反效果’”的某些原因，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指挥全部交由刘少奇来进行，则无疑带有对“反效果”问题证实的重大因素。
“三年自然灾害”的问题责任，毛泽东出面承担了主要责任，但其心中对“反效果”的思考，也无疑感觉“冤枉”，而且，必然思考如何彻底消除这种“反效果”现象。“四清”运动无疑是“主体政策与贯彻执行之间的‘反效果’”，“文革”初期，也是这种“反效果”。毛泽东，则丝毫不会再“上当”站出来“我是中央主席，责任首先是我”了，而是直接强行出面纠正。因为，主要的问题不是承担责任的问题，而是彻底消除“反效果”的问题了。
附文3：王震将军：狗娘养的才反毛
今年是王震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电视、书籍、网络，发表了许多关于王震将军的纪念文字。王震将军的功勋与品格确乎令人敬仰，是一位侠肝义胆的开国元勋。
长征时期，王震将军与其他将领统帅的红六军团跟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组成的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对红二军团的领导层进行拉拢利诱。关于这次事件，今年四月，中央常委习近平在纪念王震将军的讲话中指出：（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跟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意）。
其实，包括王震将军在内的领导人，也对倾向于张国焘的红六军团的个别领导人进行了说服和斗争。面对张国焘方面的威逼利诱，最能表露出王震将军豪爽的，是将军的一句话：狗娘养的才反毛！
什么是反毛？在此归纳一下这些“狗娘养的”特征。
第一，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的。
第二， 篡改历史，对毛泽东进行诬陷的。在看过的所有反毛和贬毛的文字中，没有一个不是对历史篡改、对毛泽东进行诬陷的。
第三， 不懂历史，却因为某种仇恨把一些反毛贬毛的文字进行胡乱转载的。
在此，决无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王震将军的豪爽所体现的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情怀，因此，不惮冒昧的替将军补充一下，并以此纪念王震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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